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

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

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

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

驱车鼎门外，思见昭丘阳。

驰晖不可接，何况隔两乡？

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

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

寄言罻罗者，寥廓已高翔。

这首诗写于南齐永明十一年秋，是谢眺永明年间于宗室诸王门下做幕僚时期的重要诗作，也是他扩展了生活视野、开拓了诗歌新境界、走向创作高峰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为历代读者和评家所推重赞赏。

永明八年，谢眺的文才受到随郡王萧子隆的爱慕赏识，入随王东中郎府任专门从事诗歌创作的“文学”一职。这一时期，他经常出入于竟陵王萧子良所设的西邸，吟咏唱和，与萧衍、沈约、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号称八友。永明九年，他又跟同随王离开京城建业赴荆州的随王府也即西府。在荆州时，他仍陪同随王吟诗作赋，深得随王厚爱， “流连晤对，不舍日夕”。然而，好景不长，他被人以煽动随王滋事的罪名上“启”告密，齐武帝即将谢脁召回京城建业。这首《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诗的起始二句，就开创出一种雄浑阔大的境界。诗人自荆州乘船顺江而下，向京城建业行驶。江水日夜不息地向前奔涌着，日间，诗人的视野所见只是滚滚浪涛;夜间，诗人的耳际唯闻哗哗的水声。这“大江流日夜”既是眼前景物的实写，又是诗人浮游于江河之上内心感受的高度概括。说是用了《论语》中“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典亦可，但却略无痕迹，自然率真，化去了《论语》原典中那种人生哲理感，给人更多的是现实感，是大自然的雄浑与壮阔。次句“客心悲未央”是直抒其情。 “客”之悲哀不已，自有其主观原因，就谢脁来说自然是被调离荆州，离别了情谊深笃的随王与同僚友好;然而在表达上，诗人却将这种感情与眼前之景、身边之境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用了托景兴情的手法，这样，无休无止的悲愁就具有了如大江般日夜倾流的意味，而滔滔不息的江水也便成为凝聚着诗人无限离愁的感人意象。

“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二句，将诗人心中“未央”之“悲”点透，却又不明言直说是别离使之然，而仍是扣紧旅途行程侧写：想到自己随航船在大江之上日夜兼程，渡过重重险阻距建业越来越近，从而更加意识到再想返回荆州路途是何等的遥远!这里用一“近”一“远”相对照，突出地表现了诗人的心态——无尽的怅憾，无尽的慨叹，无尽的愁怨。这就间接地写出了诗人为知己之人远隔山水难以相见的伤别之情。

自“秋河曙耿耿”至“思见昭丘阳”八句，用的还是托景兴情的手法。从时间上看，是从天空银河闪亮的深夜写到江面上隐约可见灰蒙蒙的岛礁的黎明前夕，再写到笼罩在朝晖中的京城宫室清晰可见的黎明。从环境看，是从距建业三十里的新林一直写到京邑南门。这样从动态的过程中写景，是与诗人写景的目的完全契合着的，即：笔下描写的是于京郊远眺所见的宫墙、庙宇、宫殿，心中怀念的却是“昭丘阳”，是荆州故人;身距京邑弥近，心思荆州弥烈。一直到“驱车鼎门外”，已是不可遏制，便冲口直呼出“思见昭丘阳”。 “昭丘”是楚昭王的墓，在荆州，故诗人以此借代。这样在动态中写景，使人仿佛同时看到了诗人内心情感的涌动，这就把身至京邑心怀荆州的矛盾推向了高潮。

“思见昭丘阳”一句把全诗分成了前后两部分。两部分的感情完全是贯穿一致的，然而手法却有所不同。前一部分写了“大江”、“宫雉”、 “鳷鹊(观)”、 “建章(宫)”、 “鼎门”、 “昭丘(墓)”等亲眼目睹的实景，将情融于景物描写之中。后一部分所写的景与物如“驰晖一、 “鸟路”、 “江汉”、 “鹰隼”、 “时菊”、“严霜”等，皆非诗人亲眼实见，而都是想象之中虚拟的产物。写这些想象中的景与物， 目的在于隐喻，用的是以物喻情的手法——“驰晖不可接”，是说从荆州升起的太阳，在京邑就迎接不到，这自然是运用了想象和夸张的写法，但更主要的是诗人赋予了它比喻意，以喻身在两地的难于相见。 “江汉限无梁”是说建业、荆州为长江与汉水所阻又无桥梁可通，这里也包含着自己和随王及同僚之间为千山万水相隔无法相聚的喻意。诗人还以“鹰隼击”和“严霜”的侵袭比喻时局的险恶，又以“时菊”自喻，写出自己处境的艰难恶劣。通过这些隐喻，一方面继续抒发了离愁别恨，另方面进一步表现了对时局的忧虑，对恶势力的憎恨疾愤之情。

从艺术特色上看，这首诗除了托景兴情和以物喻情的手法取得了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外，还运用了借代手法，如用汉武帝时的宫、观名“建章宫一和“鳷鹊观”指代南齐的京城建业，用楚昭王之墓“昭丘”指代荆州等。借代手法的运用一方面出于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一方面又造成了一种深沉的历史感与凝重的含蓄感。这种历史感、含蓄感与景物描写中所开创的雄浑感，共同构成了一种深沉而略带悲壮的情调，这就是本诗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