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史
自古无殉死，达人所共知。
秦穆杀三良，惜哉空尔为。
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
临殁要之死，焉得不相随？
妻子当门泣，兄弟哭路垂。
临穴呼苍天，涕下如绠縻。
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
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
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
《黄鸟》作悲诗，至今声不亏。
人类文化的发展，是踏着历史的足迹而前进的。历史上不断地发生种种复杂事件，分别有其不同的善恶是非的意义。在当时的条件下或因条件所限，或因功利的需要，或因角度的差异，于是产生了不同的评论和认识。后来人又借助于前人的评论和认识，结合自己的实践和需要，又产生了新的评论和见解。代代承继而又代代创新，历史上同一样事件便有多种多样的见地，人类文化遗产便是这样发展下来。咏史、怀古之作便是这道文化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它一面保留历史事件的躯壳，另一面又流动着时代生活的血液，活跃着时代的生命。否则，只重复历史事件本身而没有新的发明，就不是有价值的作品。
王粲这首诗所咏的本事在《左传》和《史记》等书中已有详细记载，诗经中《黄鸟》三章是专就此事而作的。公元前622年秦国国君秦穆公任好死了，子车氏的三弟兄奄息、仲行、鍼虎原是当时英俊出众的人才，却被拉去殉葬，秦国人痛惜他们，为他们唱出了三章挽歌。这是《黄鸟》三章的角度。《左传》中实录此事之后，尖锐批评秦穆公“死而弃民”， “难以在上”。这又是一种角度。《史记》中具体举出穆公死后，殉葬者达177人之多，子车氏三良亦在其中，由于这样残暴行为，完全违背先王遗德重法的传统，所以秦穆公不可能取得诸侯信服成为当时盟主。《史记》这样评论便更有理论性和逻辑性。三良殉死这个历史事件到了王粲手中，又有新的理解。 《文选》五臣注指出，魏武帝曹操常因“己事诛杀贤良，故托言三良以讽之”。显然，王粲吟咏此事有着明显的现实针对性。在史实材料的使用上，与《诗经》、《左传》、《史记》的角度都不相同。王粲咏史，在于斥责秦穆不恤人才的残酷，同时赞盛三良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由于附着了现实的精神和创作上的新角度，这首诗所咏的史实便有了新的生命，获得了流传的力量。
诗的开篇便明确指出：自古以来所有有识之士都是鄙弃残酷的殉葬制度的，秦穆公以三良为自己殉死这件事只给后人带来了无穷的遗憾。王粲不写“三良殉秦穆”，而写“秦穆杀三良”， 强调了个“杀”字。杀与殉死角度不同，态度有别。这里，揭露统治者是屠杀生灵，而被杀者又是俊良之才，其残酷之状可知!杀了以后，于自己无益，于人有害，于事无补，只落得个“空尔为”!其愤慨之情可知。接下来，作者没有从正面揭露秦穆如何惨无人道，而是用两相对照的描写来显示殉死制度的残酷。一方面是死者知思报主，视死如归的坦荡胸怀，另一方面是死者家属呼天抢地痛不欲生的悲惨场面。忠心事主，本应受到君主的恩赐，可事实上得到的是灭顶之灾。通过强烈的对照，这位“临殁”还要人从死的秦穆公，其残暴的特征便不言自明了。这样写比起《左传》或《史记》中指出秦穆公不是好君主，不能成就霸主事业能更耐人思索。
王粲这首诗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热烈地赞扬子车氏三兄弟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高尚气概。当然从今天看来，殉死终不算得怎样英雄。但是在二千年前的历史环境下，其前提条件是不得不死的。所以在临死之前的具体态度却能区别死者的人格力量。作者指出子车氏兄弟有自己的明确志向： “人生各有志”;不论处境如何总要坚持自己的追求： “心亦有所施”。那么他们的志向和追求是什么呢?就是忠君报主。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道德规范。在当时这是一种十分崇高的精神。所以作者热烈地赞美他们“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当然，忠君报主这种观念已经十分陈旧了，但是赞美人要有自己的志气，有自己的追求，身体尽管被摧残，仍然要有自己的精神价值。从这样的角度去认识，欣赏王粲这首咏史诗，仍然有深刻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