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
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
本诗发表在1911年6月《南社》第四集，1909年春作于日本。其年春，曼殊自印度归国，旋即赴日本，居于东京小石川，从事拜伦诗的翻译和《梵文典》的撰作，破夏又重渡爪哇。“若松町”，日本东京、大阪、长崎、北九州四市皆有此地名，恐为东京新宿区地名。“仲兄”，是对陈独秀的敬称。陈独秀(1880—1942)，原名乾生，一名由已，又名独秀，字仲甫，号仲子、实庵，安徽怀宁人，是曼殊平生最敬重的朋友，似师似友，交谊至深至厚，曼殊的汉文和英、法文皆受过他的指点，所作所译诗文不少也经过他的修改润饰，并为曼殊的小说《绛纱记》、《碎簪记》作序。曼殊的文学天才正是在仲甫、太炎等贤哲的启发之下得以勃发，得以如万斛源泉，汨汨而出。所以，曼殊在《文学因缘·序》 中称之为 “畏友仲子”。
曼殊是位天才的诗人，他行止诡异，与常人常理异趣，却又真情独禀，是位“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奇人、令人感喟的真人。他敢于不视父疾、不奔父丧、以报复家族对他的迫害; 为了求得精神上的解脱，他毫不犹豫地削发为僧，而当他认识到佛门的清规戒律同样是对人生的束缚时，又毫不犹豫地离寺出走，并最终选择不僧不俗、亦僧亦俗、似僧非僧的人生道路; 他既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又不加入任何党派，受党派的纪律约束; 他常口称“贫僧”、“衲”、“不慧”之类，不忘自己的僧侣身分，又热烈地追求爱情，向往男女之间的美满结合，可同时他又把爱情关系视为精神束缚，把婚姻家庭视为人生的牢笼，而实行僧侣式的禁欲主义。因而这种追求越热烈，越真诚，精神上的打击痛苦和煎熬就越剧烈、越深切。难怪他面对调筝人百助眉史的真挚爱情要发出 “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本事诗》之六)这样悲怆而无助的感叹。本诗就是作者这种内心苦闷的深刻反映，契阔死生，无端狂笑，无端恸哭，欢肠似冰，即为其真实心声之写照。
《诗经·邶风·击鼓》曰：“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意谓要死死生生在一起，白头偕老不分离。“契”，会合，“阔”，分开，用意偏“契”，为偏义复合词。第二句“行云流水一孤僧”，是对前句所作的注脚，表明不能契阔死生的原因。自己只是一个像行云流水一般行踪莫定、漂泊天涯的孤僧，怎么可能与 “调筝人”生死相守、白头偕老呢？ 仲兄，您还是不要问我了吧！ 诗人感情丰富，真挚热切，却自认是位断绝尘缘、泯灭七情的比丘。他表面上好似“雨笠烟蓑归去也，与人无爱亦无嗔。”(《调筝人》之一)可是胸中却依然是火热的激情和强烈的正义感。这种心灵深处的痛苦，使他又不得不有所表露，这在常人看来，便是“无端狂笑无端哭”了。在曼殊托名日僧飞锡砟的《潮音跋》里就记载着一件可作为“无端狂笑无端哭”的例证：“东归随太夫人居逗子樱山，循陔之余，惟好啸傲山林，一时夜月照积雪，泛舟中禅寺湖，歌拜轮(伦)《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抗音与湖水相应，舟子惶然，疑其为精神病也。”诗人由《哀希腊》而哀故国，身世之感、家国之痛交错陈列，怎不令他肝肠俱焚，恸哭失声呢？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联系他的身世经历，曼殊的所有欢笑和苦痛怎么会是“无端”的呢？说“无端”正是反衬出有缘由！这缘由来源于时代、社会和他自身的种种矛盾，种种无奈。他的所有与常人常理乖背的离奇举止，正深刻地反映着他内心的无限苦痛、无限惆怅，即便有那欢肠欢颜，也只能是昙花一现，转瞬间降温乃至结冰，故云 “纵有欢肠已似冰”！
全诗用词清丽凄婉，不求刻意雕琢矫饰，而语出心肺，字字带血，句句感人，是他真情毕现的血泪文字，也是他的天才、他的灵性的自然流露。一顿一挫，一呼一应，转承启合，节奏和谐，有较高的艺术技巧。抒写凄婉悱恻的幽怀，一唱三叹，荡气回肠，令人读之泪下，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而从佛门的角度看，真情率性，坦露自心，这离禅宗的顿悟自心的距离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