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卞孝萱乔长阜

连昌宫中满宫竹， 岁久无人森似束。

又有墙头千叶桃， 风动落花红蔌蔌。

宫边老翁为余泣：“小年进食曾因入。

上皇正在望仙楼， 太真同凭阑干立。

楼上楼前尽珠翠， 炫转荧煌照天地。

归来如梦复如痴， 何暇备言宫里事!

初过寒食一百六， 店舍无烟宫树绿。

夜半月高弦索鸣， 贺老琵琶定场屋。

力士传呼觅念奴， 念奴潜伴诸郎宿。

须臾觅得又连催， 特敕街中许燃烛。

春娇满眼睡红绡， 掠削云鬟旋装束。

飞上九天歌一声， 二十五郎吹管逐。

逡巡大遍《凉州》彻， 色色《龟兹》轰录续。

李謩笛傍宫墙， 偷得新翻数般曲。①

平明大驾发行宫， 万人歌舞途路中。

百官队仗避岐薛， 杨氏诸姨车斗风。

明年十月东都破， 御路犹存禄山过。

驱令供顿不敢藏， 万姓无声泪潜堕。

两京定后六七年， 却寻家舍行宫前。

庄园烧尽有枯井， 行宫门闭树宛然。

尔后相传六皇帝， 不到离宫门久闭。

往来年少说长安， 玄武楼成花萼废。

去年敕使因斫竹， 偶值门开暂相逐。

荆榛栉比塞池塘， 狐兔骄痴缘树木。

舞榭欹倾基尚在， 文窗窈窕纱犹绿。

尘埋粉壁旧花钿， 乌啄风筝碎珠玉。

上皇偏爱临砌花， 依然御榻临阶斜。

蛇出燕巢盘斗拱， 菌生香案正当衙。

寝殿相连端正楼， 太真梳洗楼上头。

晨光未出帘影动， 至今反挂珊瑚钩。

指似傍人因恸哭， 却出宫门泪相续。

自从此后还闭门， 夜夜狐狸上门屋。”

我闻此语心骨悲： “太平谁致乱者谁?”

翁言：“野父何分别， 耳闻眼见为君说。

姚崇宋璟作相公， 劝谏上皇言语切。

燮理阴阳禾黍丰， 调和中外无兵戎。

长官清平太守好， 拣选皆言由至公。

开元之末姚宋死， 朝廷渐渐由妃子。

禄山宫里养作儿， 虢国门前闹如市。

弄权宰相不记名， 依稀忆得杨与李。

庙谟颠倒四海摇， 五十年来作疮痏。

今皇神圣丞相明， 诏书才下吴蜀平。

官军又取淮西贼， 此贼亦除天下宁。

年年耕种官前道， 今年不遣子孙耕。”

老翁此意深望幸， 努力庙谟休用兵。

元稹

①作者自注：“念奴，天宝中名倡，善歌。每岁楼下酺宴，累日之后，万众喧隘。严安之、韦黄裳辈辟易而不能禁，众乐为之罢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于楼上曰：欲遣念奴唱歌，邠王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人能听否?未尝不悄然奉诏，其为当时所重也如此。然而明皇不欲夺侠游之盛，未尝置在宫禁。或岁幸汤泉，时巡东洛，有司潜遣从行而已。又明皇尝于上阳宫夜后按新翻一曲，属明夕正月十五日，潜游灯下，忽闻酒楼上有笛奏前夕新曲，大骇之。明日密遣捕捉笛者，诘验之。自云：某其夕窃于天津桥上玩月，闻宫中度曲，遂于桥柱上插谱记之。臣即长安少年善笛者李謩也。玄宗异而遣之。”

唐玄宗统治后期，唐王朝由盛而衰。从李白、杜甫等开始，统治阶层中的一些志士仁人，为了寻求唐王朝复兴之道，不断作诗撰文，探讨其成败兴衰之由，并逐渐形成了一种风气。元稹的《连昌宫词》是其中的佳作之一。诗作于元和十二年(817)十月平定淮西吴元济叛乱之后，次年七月讨伐淄青李师道之前。当时唐王朝正处于“元和再盛”时期，作者贬官通州司马已有三、四年，曾致书宰相裴度，要求召用。

连昌宫是唐高宗所建行宫，故址在河南府寿安县(今河南宜阳)。诗人通过艺术想象，虚构与宫边老人对话的情节，叙写连昌宫的今昔盛衰，抒发感慨和政见。全诗九十句，六百三十字，可分为两部分。开头至“夜夜狐狸上门屋”为第一部分，写宫边老人泣诉连昌宫在安史之乱前后的变化。头四句描写今日宫中乱竹森森，落红遍地的衰败景象，渲染气氛，烘托悲伤之情，以引出老人的泣诉。“宫边”句交代地点、人物，“泣”字点出不堪回首，领起下文。“小年”等二十八句写老人“小年”入宫所见所闻唐玄宗、杨贵妃寒食节行乐的盛况。寒食禁烟，宫中却灯火辉煌，唐玄宗、杨贵妃在珠围翠绕的望仙楼上通宵取乐。琵琶名手贺怀智压场演奏，又命高力士找来名歌妓念奴唱歌，邠王李承宁吹笛，奏完了整套《凉州》大曲后，又陆续演奏了各种《龟兹》乐曲。名笛手李謩躲在宫墙外，手按笛子，偷学唐玄宗新制的乐曲。接着，老人又叙述次日清晨玄宗车驾离开连昌宫返长安，万人随从，百官仪仗都避开岐王李范和薛王李业，而杨贵妃的三个姐妹却驱车疾驰，不加回避。这一段铺写，渲染了连昌宫昔日的繁华，揭露了宫廷生活的奢侈腐朽以及外戚的恃宠专横，由此反映了天宝(742—755)时期唐王朝在繁盛的帷幕下走向腐败的社会现实，显示了它由盛而衰的原因。“明年”以下三十二句，是老人诉说“去年”再入连昌宫所见废弃荒凉的景象。“明年”承上推进，说到安史乱军攻陷洛阳，乱平之后老人重归故里，但见宫门长期禁闭，“上皇”玄宗和肃宗等六个皇帝再也不来。接着说“去年”再入宫中，唯见荆榛丛生，狐兔横行，舞榭倾倒，窗纱犹在，粉壁生尘，乌啄风筝，一片幽深荒凉景象。唐玄宗特别喜爱的阶前花卉，依然在御榻前歪斜地开放着，可是殿中斗拱上蛇虫出没，正门香案上长着野菌。杨贵妃梳洗的端正楼上，当年晨光未出帘帷中已有人活动，如今只有珊瑚钩倒挂着。物在人亡，不胜悲恸。然后说离开行宫的悲痛心情，以宫门重闭，荒废依旧收束上文，回应“泣”字。这一段铺写，与连昌宫昔日的繁华构成鲜明对比，强烈地反映了安史乱后唐王朝衰落动乱的现实，表达了忧时伤事的感情。第一部分的铺述和描写，为下文议论奠定了基础。

第二部分从“我闻”至结束，写“我”与老人的问答。“我闻”句承上，“心骨悲”概括写“我”的悲痛心情，因而有“太平谁致乱者谁”的询问，领起下文。“翁言”以下十六句是老人针对所问而作的答词。开元(713－741)年间，姚崇、宋璟作宰相，能够直言切谏，辅佐皇帝处理国家大事，秉公选用人材，农业丰收，中外和平相处，朝廷和地方官吏清平，所以出现了太平盛世。姚崇、宋璟去世后，到了开元末年，朝政渐渐由杨贵妃把持，安禄山被杨贵妃弄进宫里，认作养子，虢国夫人家门庭若市；李林甫、杨国忠滥用权力，祸国殃民，朝廷重大决策错乱，终于爆发了震动天下的安史之乱，造成了五十多年的创伤。老人的话，表达了对开元盛世的无限向往，对外戚、权奸专权祸国的极大愤慨，以及对安史之乱以来国家和人民遭受战乱之苦的万分悲痛。“今皇”四句由“太平谁致”生发开来，转而称颂元和之治，引入规讽现实之意。当今皇帝(宪宗)神圣，宰相裴度贤明，征讨诏书才发布，就很快地在元和元年(806)平定了西川节度使刘辟的叛乱，次年又平定了江南东道节度使李锜的叛乱。元和九年，官军又开始征讨淮西叛军，这伙贼徒在元和十二年也被削除，天下重新获得了安宁。由此，老人感到国家重新太平，繁荣有望，现在的皇帝也有可能象当年玄宗皇帝一样巡幸连昌宫，并盼望这显示国家太平的盛举能早日实现，所以最后表示：以往每年都耕种宫前大道的土地，今年起要让出大道，准备迎接皇帝，不让儿孙们再耕种了。这两句，表达了老人对国家繁荣太平的殷切期望。诗的结尾，揭示老人“年年”两句话的用意，并表明“我”的看法：如果要让老人的期望成为现实，朝廷就要吸取玄宗时期朝政治乱的经验教训，策划好国家大计，消除“致乱”根源，不要仅仅依靠对藩镇用兵来实现和平，尽管宪宗皇帝的武功也是值得颂扬的。这里，针对元和时期的政治现实，强调更要重视“文治”，显示了讽劝之意，点明作诗主旨，戛然而止，意味无穷。

这篇七古通过“我”与“宫边老人”关于连昌宫今昔变化和玄宗时期治乱因由的对话，强烈抒发了对唐王朝今昔盛衰的感慨，含蓄批评了唐玄宗的荒淫失德，愤慨揭露了外戚奸相弄权祸国、藩镇割据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长期深重灾难的罪行，热烈表达了“圣君贤相”的政治理想、国家重新繁荣太平的美好愿望和“努力庙谟休用兵”的治国主张。忧国忧民，情见乎词。从这方面说，此诗较白居易的《长恨歌》具有更为强烈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思想感情。当然，开元盛世的形成有其多方面的原因，诗人仅就朝政而言，也无可厚非，但对盛世的描述颇有美化之处，或者说含有较多理想色彩。

作为一篇优秀的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在艺术上也有其独到之处。首先是体制的创新。它“依香山新乐府之体制”而予以“改进创造”，“其篇首一句及篇末结论二句，乃是开宗明义及综括全诗之议论，又与白香山《新乐府序》所谓‘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者有密切关系”，而且诗的主旨在规讽朝政，议论径直切当，气格浑厚凝重，也与新乐府精神一致，但在“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以上引文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三章《连昌宫词》)等方面，又有别于新乐府。其次，作品在人物、事件、环境等的处理方面，采取移花接木，真假结合的方法，将历史的或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想象、虚构融为一体，既符合历史或生活的本来面貌，又较它们更为集中、典型，更有力量。明示其假，以表明意在规讽，则言之者无罪；直举其真，以增加规讽的力量，使听之者足戒。这显然是受到了先秦诸子引譬作喻、汉代辞赋设为问答和劝戒讽谏以及唐代传奇文备众体(史才、诗笔、议论)的影响。连昌宫，历史上实有其地，但唐玄宗、杨贵妃天宝年间同游的是华清宫，望仙楼和端正楼也在华清宫。作者为什么偏要将其移到连昌宫去呢?既是为了创作上的避热创新，因为白居易《长恨歌》等已咏写过幸华清宫事；更是为了表现讽谏主题，因为连昌宫靠近东都洛阳，开元中，玄宗曾多次到过洛阳，开元二十四年后，玄宗逐渐怠于朝政，李林甫拜相专权，再无东幸洛阳之举，话连昌，望东幸，实有深意。诗的第一部分所写唐玄宗、杨贵妃、岐王、薛王、贺怀智、念奴等实有其人，但事情却不发生于连昌宫，时间也不在天宝的寒食节，诗人偏要将彼时彼地之人、事糅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情节，所写又与人物的真实身份、性格、行事切合，写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就更集中、更典型地反映了历史的或生活的本质，增强了作品的艺术力量，也增加了真实感。岐王、薛王死于开元中，作者却让他们天宝中从驾至连昌宫，其意在衬托杨氏姐妹的权势，宋洪迈《容斋续笔》卷二以为误用，未得其旨。诗的第二部分所说人、事尽符史实和时事，更赋予全诗以历史的真实感和强烈的现实性，使得第一部分的叙写具有了深刻而丰富的含义，是后者的发展。但如果没有后者生动形象的叙写，前者也就显得枯乏无力，不足以产生深切感人的讽谏力量。至于诗中的“我”(不等于作者)和“宫边老人”，不过是子虚乌有，宫边对话、老人两度入宫以及宫中盛衰景象的描绘等，自然属于虚构想象，不过，对于展开内容却是必不可少的。第三，是艺术手法的匠心独运。全诗紧扣“盛”“衰”“治”“乱”，铺写人物、事件和景物，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生动曲折，流畅浑厚。写“盛”“衰”由连昌宫落笔，以老人两度入宫见闻构成强烈对比。“盛”时着重刻画人物形象，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衰”时着力描摹景象，以烘托今昔之感、悲凉之情。说“治”“乱”由玄宗朝落笔，叙事径直，议论激切，贯注忧国忧民之情。如果说前一部分是生动详密的铺写，那么后一部分就是纵横有力的直陈。二者的结合，体现了作者的“诗笔”和“史才”。诗中直接写景的仅开头四句，直接抒情、议论的仅“我闻”一句、结尾两句，寥寥数语，却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可见作者行文之不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