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山先生全集》的主要内容,《象山先生全集》导读
《象山先生全集》是宋代哲学家陆九渊与师友论学的书札和讲学的语录。全书32卷(包括外集4卷)，附《语录》4卷。开禧元年 (1205)，由其子陆持之编成，门人杨简为之作序，嘉定五年(1212)由门人袁燮刻于江西常平司。《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并作《象山集》28卷、外集4卷，所说与袁燮刊本相符，而《年谱》及杨简序称遗言28卷，又外集6卷。明正德十六年(1521)，江西抚州郡守李茂元重刻 《象山文集》，将别行的《语录》4卷附于集末，成为《陆氏全书》，王守仁为之作序。嘉靖三十二年(1553)，王宗沐重行刊刻。嘉靖四十年，何吉阳巡抚江西，将袁刻本重行校订，刊刻于江西，由王宗沐作序，成为传世善本。以后历代续有刊刻。1980年，钟哲同志以上海涵芬楼影印嘉靖本《象山先生全集》为底本，参校他本，进行点校。合《遗书》、《外集》、《语录》为36卷。并将各本序、跋;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韶弟兄论辩的书信;《宋元学案》中《象山学案》按语等作为附录3则，定名为 《陆九渊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陆九渊 (1139—1193)，宋抚州金溪 (今江西临川)人，字子静，讲学贵溪，贵溪有山，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象山，九渊自号象山翁，世称象山先生。乾道进士，任安靖县主簿，调敕令所删定官。少闻靖康间事，感慨金军侵陵，遂访勇士，商议恢复大略，并奏陈己见，主张博求俊杰，论道经邦，复仇雪耻。为给事中王信所驳，诏主管台州崇道观。遂还乡讲学。光宗时，知荆门军，曾创修军城以固边防，在任颇有政绩，与朱熹齐名，而学术见解多有不合。主“心即理”说，尝言“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认为要认识宇宙本来面目，只要认识本心。与朱熹通讯论难，曾会于鹅湖，作学术争论。为中国哲学史上又一盛事。
《象山先生全集》共36卷。其中与朋友论学书札17卷，表奏、记、序赠各1卷、杂著2卷、讲学讲义、策问、诗、祭文、行状、墓志铭各1卷、程文3卷，拾遗、谥议各1卷，语录2卷、年谱1卷。附录3则，约计39万字。
《象山先生全集》主要表述了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陆九渊哲学思想的核心是 “心即理”，这在《全集》《书》中表达得最集中。从中我们可以探知陆九渊的哲学体系形成过程。他是从探讨“天地何所穷际”(《宋史·陆九渊传》)起步的。他的前提是“心即理”，结论是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全集》卷36 《年谱》)包括着四方上下、往古来今的宇宙，充塞着一个亘古及今皆同的“理”，“塞宇宙一理耳”。(《全集》卷十二 《与赵然道书》) 人和天、地则是宇宙中并立的“三极”，所以说宇宙的 “理”也就是人 “心”中的 “理”，“人皆有是心，心皆有是理，心即理也。” ( 《全集》卷11 《与李宰书》[二]) 在作出“心即理” 论断后，他又从 “理” 的普遍性推论出“心”也应是普遍的。又从 “心”是普遍的，推论出个人的“心”应是相同的。他认为古往今来，“东南西北海”，不同时间、地域的 “圣人”，都是 “同此心、同此理” 的。( 《全集》卷22 《杂著》) 而普通人只要明白了本心，“心”也是同的。他在 “发现”了这个普遍的、神秘的“心”之后，就进行逻辑跳跃，用思维的自我扩张，吞并了客观世界，即所谓 “万物轰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 《全集》 卷34《语录》)这样他就作出了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主观唯心主义结论。其次，我们在《全集》中可以了解陆九渊主观唯心主义心学与朱熹客观唯心主义理学的分歧。他们的分歧是围绕着所谓 “无极”、“太极”’问题展开的。朱熹按照“理生气”的观点，把 “无极而太极”解释成为理。无极是说 “理”无形迹，太极是说 “理” 为实有。“无极而太极” 就是 “无形而有理”的意思。“理与气”、“太极与万有”的关系，是形而上的 “道”和形而下的“器”的本末关系。而陆九渊则主张“道器一体论”，认为 “道与器”、“形而上与形而下”完全是统一的，只是同 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自形而上者言之谓之道，自形而下者言之谓之器。天地亦是器，其生覆形载必有理。” ( 《全集》卷35《语录》)通过争论 “朱陆之异遂显”。(《宋元学案》卷58) 于是以后“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宋元学案·象山学案·按语》)，而汪廷珍认为朱陆之学，应该互参。“考陆者必参朱; 考朱者不废陆”持论比较公允。
陆九渊的哲学思想，在名儒森然林立的宋代，奋起于草茅，“天资学力，超然物表，阐性命之微，穷天人之蕴，与濂洛关闽并垂不朽。”(《汪廷珍序》)而当朱熹的理学被封建统治阶级认定为官方哲学后，陆九渊的心学泯然无闻。直到明代中叶，他的哲学思想为王阳明所继承和发展，产生了冲破程朱学派长期统治、活跃当时思想界的陆王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流派。《象山先生全集》则为我们研究陆九渊的心学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参考文献
- 钟哲点校: 《陆象山集》,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