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青春之歌(节选)》原文阅读|主旨理解|赏析|读后感

杨沫

第十九章

三天以后。

道静从严重的创伤中苏醒过来了。她微微睁开眼睛呻吟一下，脑子里朦胧地、混沌地浮现出各种梦幻似的景象。

“我还活着吗？……”她这样想了一下，就又昏迷过去了。

当她真的清醒过来时，努力思考一下、观察一下，她才明白她是被捕了、受刑了，这是在监狱的一间囚房里。

一个温柔亲切的声音轻轻地飘到她耳边：

“醒过来啦？真叫人急坏啦。”

道静向送过声音的那面侧过头去，在黯黑的发着霉臭的囚房里，就着铁窗外透过来的薄暗的微光，她看见她旁边的床上躺着一个苍白而消瘦的女人。

道静拚着肺腑里的力气，微弱地说道：

“我还活着吗？你是……”

那个女人一见道静能够讲话了，且不答应她，却冲着窗外用力喊道：

“来人！来人啊！这屋里受伤的人醒过来啦！”她冲着窗外喊罢了，这才回过头来对道静带着鼓动的热情低声说：“叫他们来给你治疗——我们要争取活下去！”

道静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张苍白热情的脸。这时，她才看出，这是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年纪约莫二十六七岁。她的脸色苍白而带光泽，仿佛大理石似的；一双眼睛又黑又大，在黯淡的囚房中，宝石似的闪着晶莹的光。

“希腊女神……”一霎间，道静的脑子里竟闪过这个与现实非常不调和的字眼。她衰弱、疼痛得动也不能动，只能勉强对这个同屋难友轻轻说道：“谢谢！不要治啦——反正活不了……”

看守打开门上的铁锁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长头发也像犯人似的狱医。他走近道静身边，脱下她的粘满污血、打得破烂了的衣服。那痛，奇痛呵！一下子使得道静又失掉了知觉。

当她再度醒来时，那同屋的女人躺在她旁边的床上还在热情地注视着她；长头发的狱医拿着一个小药箱也还站在她床前。他看着道静，对那个女人说：

“这次也许不至于再昏迷了。放心！她的身体还挺不错呵……”他回过头又对道静笑了笑，“他们叫我给你治，我就治吧。没有伤到骨头，你会很快好起来的。”

又过了半天，喝了一点稀米汤，道静年轻的生命真的复活了。可是痛，浑身上下全痛得像要粉碎了似的，针刺似的，火烧似的。可是，她不喊叫。她望着她床边的年轻女人，凝视着她美丽的脸庞，忽然好奇地想到：“她是个什么人呢？共产党员吗？”

“好，不要紧啦！多吃点东西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年轻女人对她轻轻笑道，“等你的精神好点的时候，告诉我你被捕的经过，告诉我外面的情况。多么闷人啊，在这里知道的事情真太少啦。不行，不行，我的要求还太早。过两天吧，过两天等你身体好一点再说。”屋里另外还有一个也受了刑伤的女学生，这个女人就对她们两个絮絮地说着。她似乎有病，躺在冰硬的木板床上，动也不能动，但她却用眼睛和嘴巴不停地照顾着道静和那个小女学生。囚室外的小走廊里，时常可以听到她低微的喊声：

“看守，来呀！她们要喝水！”

“来呀！看守！看守！”

“看守，”她对走进来的女看守说，“你们该给这位受重刑的弄点东西吃。”看见端进来的是一块发黑的窝头、一碗漂着几片黄菜叶的臭菜汤，她皱着眉说：“这怎么能吃呢，你想法弄点好些的——我们以后不会忘记你的！”

那位瘦瘦的女看守说来也奇怪，她似乎很听这位女人的话，她支使她，她差不多都能瞒过其他警卫和看守照着去办。

小女学生，约莫有十五六岁，细长脸，长得机灵而清秀。她受刑不太重，还能勉强下地走几步。但是她被恐怖吓住了，一句话不说，成天躺在木板床上哭。夜间，道静听见她在睡梦里惊悸地喊道：

“妈妈！妈妈！我怕，怕呀！……”

在黑沉沉像坠到无底洞里的深夜里，她悲伤地哭着。这个女孩子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妈妈。

这时候，那个女人还没有睡觉，她伸出手拉住女孩子的手，在黑夜中轻声说道：

“疼吗？……不太疼？那为什么老哭呢？我猜你一定是想家、想妈妈，对吗？……不要哭啦！小妹妹，哭，一点用也没有的。”她喘口气，歇歇，听见小姑娘不哭了，又接着说下去，“我十五岁的时候，那是在上海，也被捕过一次。那时我吓得哭呀，哭呀，哭起没完。可是我越哭反动派就越打我，越吓唬我；后来我一赌气，就一声也不哭了。我就向我同牢的大姐姐们学——跟反动派斗争，跟他们讲理。这些反动家伙们都是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欺。等我一厉害起来，他们反倒不打我了……”说到这里，她轻声地笑了，道静和那个女孩子也笑了。

“郑瑾大姐，”那女孩子有气无力地说，“我哭——因为我冤枉呀！”

这名叫郑瑾的女人又安慰起女孩子，虽然她自己喘吁吁地看起来也是异常衰弱。

“小俞，俞淑秀小妹妹，”她说话的声音很低，但却充满了热情。“你说冤枉吗？不！不！在这个暴君统治的社会里，哪个好人能够活得下去呢？坏人升官发财，好人吃官司受苦，这是最普通、最常见的事。”

小姑娘似乎受到了鼓励与启发，不哭了，渐渐安静下来了。

道静从旁边听见了这些话，她带着惊异的心情，很快地爱上了这个难友。

郑瑾比她们到这个地方早，一切情况她似乎都摸得很熟。可是那位姓刘的女看守竟听她的支配，道静又觉得惊异而惶惑了。“她究竟是个什么人呢？……”

“你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被捕？”第二天晚上，卫兵查过夜之后，郑瑾这样低声问道静。

“我不知道为什么。”道静衰弱地低声回答。“我是个失学的学生，我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共产党——也许就为这个把我捕来的吧。我还不是个党员，可是我希望为党、为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献出我的生命。——我想这个日子是到了。我什么也不想，就准备这最后的时刻。”

郑瑾静静地听着道静的话，神情变得冷峻而严肃。半晌，她才慢慢地仰起头，在昏暗的灯光下凝视着道静说：

“不要以为被捕就是你生命的终点，就一定是死。不是的！共产主义者到任何地方——包括在监狱里都要做工作，也都可以工作的。我们要工作到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口气。我们要亲眼看到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快乐地迎接这个日子。……”说到这里，她看看道静又侧过头去看看俞淑秀，黑眼睛里突然闪耀着幸福的光彩。接着她就轻轻地描绘起共产主义幸福的远景；描绘起中国将要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平等而繁荣的国家时的情形。

道静听着，吃惊地望着她。啊，多么美丽的大眼睛呵，那里面荡漾着多么深邃的智慧和摄人灵魂的美呵！完全可以相信她是革命的同志了。而她给予自己的鼓励——也可以说是批评，又是多么深刻而真诚！道静忽然觉得心里是这样温暖、这样舒畅，好像一下子飞到了自由的世界。这样一个坚强的热情的革命同志就在自己的身边，够多么幸福呵。——她渴望着、到处寻觅着而找不到的革命同志，却意外地被敌人的魔掌把她们撮合在一起了。

第三天吃过晚饭，监狱里查过第一次夜之后，郑瑾又和道静、俞淑秀两个人谈起天来。她真是爱讲话，不断地说着，好像一下子要把她所知道的事情全告给她们似的。

“小妹妹们，我给你们说点监狱的生活。那是四年前，在苏州监狱里……”

“这儿是什么地方？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道静插了一句。

“这是属于宪兵司令部的秘密监狱。宪兵三团和市党部有矛盾，可是有时他们也要合作。”郑瑾回答了道静的问话，就又继续讲起她的故事来。“在苏州监狱里，在那里面我上了三年马列主义大学，学了很多东西……”

“在监狱里怎能上大学呢？”俞淑秀惊奇地把头探向郑瑾。

“听我说啊，这就是奇迹。”郑瑾闭着眼睛疲乏得鼓着劲儿说。“每天早晨监狱附近的工厂汽笛一响，嘿，你看吧！我们男监、女监一两千个政治犯——也有少数其他犯人，就全同时起床啦。原地踏步锻炼身体以后，就每人捧着一本书坐到各人的床位上读起来。这里面有判死刑的，有判无期徒刑的，也有判十五年、十年、八年的，可是他们舍不得浪费一点点时间，一个个都是全神贯注地读起书来。我们有学英文的，有学俄文的，也有学德文和日文的。政治理论更是每个人必学的课程。我学会了德文以后还当了教员教别人。”

“你说的这些人真奇怪，判了死刑还学外国文？那、那还有什么用呢？”俞淑秀和郑瑾、道静熟识起来了，情绪也稍微好了一点。她听了郑瑾的话半信半疑，睁大了圆溜溜的好奇的眼睛。

郑瑾仰起头来，微弱的灯光照着她的脸，那样明净，那样俊秀，虽然苍白得没有血色，但丝毫不减少她惊人的美丽。道静又一次在心里想：“她真像块大理石的浮雕——我要能把这样的人雕刻出来够多好！”

道静刚要说什么。

“停一下。”郑瑾小声制止了她。因为走廊里传来了卫兵沉重的大皮靴响声。等皮靴响声远了，郑瑾不等道静说，自己抢先说道：

“小妹妹，你奇怪他们吗？不，一点也不奇怪！你要明白这些人，不是平常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共产主义者啊！一个人要是有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要是愿意为真理、为大多数人的幸福去斗争，甚至不怕牺牲自己生命的时候，那么，他一个人的生命立刻就会变成几十个、几百个，甚至全体人类的生命那样巨大。小妹妹，你们明白吗？这样巨大的生命是不会死的，永远不死的！所以我在监狱里看见了好多好多的共产党员，几分钟以后他们就要被拉出去枪毙了，但是在这几分钟以内，他们还要愉快地生活，还要努力地工作——因为他们是不死的！”

道静贪婪地听着郑瑾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周身的血液突然在血管里奔流起来、沸腾起来了。她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还会碰到这样坚强的老布尔塞维克，——像卢嘉川、像江华、像她梦想中的伟大英雄人物。看，她受刑多重，而且有病，可是她却这样愉快、这样充满了生活的信心，这样用尽她所有生命的力量在启发她们、教育她们。

“还没有去斗争就先想到死，这是不对的！”老早以前，卢嘉川曾经对她说过的话蓦地又闪过心头。可是，这种幼稚的幻想她并没有完全放弃。道静开始发现在自己的灵魂深处还有这么多不健康、这么多脆弱的地方——没有勇气斗争到最后一口气，却幻想能够很快杀身成仁完成英雄的梦想。可是，这是英雄的行为吗？……她回过头去看着郑瑾，不禁深深地惭愧起来。

俞淑秀呢，她那孩子气的想念妈妈，想念家，害怕受苦的哭泣渐渐减少了，终于一点也不哭了。她窥探卫兵不在门外走动的时候，就悄悄溜下床来坐在道静的床上，目不转睛地望着郑瑾，听她说那传奇式的富有魅力的狱中斗争故事。

第四天晚上，郑瑾又继续叙说她的故事。

“在监狱里我们还开了报馆和杂志社呢。”郑瑾微笑着闭着眼睛说。“我坐狱的那时候，有两三种刊物，还有一种为了难友们互相通讯联络交流消息的小快报。有人写稿，有人负责编辑，有些人就分头去缮写。我就是缮写员。白天不能写，深夜里我的同屋难友就分班替我守夜，我用棉被蒙住全身——一个人的被子蒙不严，就用两三条棉被。被子里面点上小豆油灯，或者用手电筒，我就一夜夜地趴在地上用墨水写，写……”

“你们这屋里怎么老讲话？少说一点吧！哨兵过来，不是耍的！”瘦瘦的刘看守趴在铁锁上冲着屋里轻声劝说着。

“大娘，帮忙帮到底！你是好人，让我们谈谈吧！”郑瑾对女看守说。“人吃了官司够多苦啊，我们都在想念妈妈。”

女看守不做声了。郑瑾对道静她们笑笑说：“这个女人是个受苦人出身，碰到她还算同情我们。……不行，今晚上我不能再讲了。我受刑闹的身体很坏，又有心脏病……”她喘息着不做声了，似乎睡着了。道静和小俞都怜惜她，也都不再开口。但是刚歇了一歇，郑瑾却又伸出一只手握着俞淑秀的手，轻轻地温存地说：“小妹妹，和你们一样，我是多么想活下去啊！我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还有许多要好的朋友、同志……我爱他们，真想跑出这黑暗的监牢到外面的阳光底下和他们一起唱歌、一起玩耍呀！”

小姑娘天真地问道：

“你有丈夫吗？我想他一定也是个挺漂亮的人。”

郑瑾满有兴致地回答：

“我的丈夫吗？你说对了，倒真是个很漂亮的人。高高大大的，懂音乐，爱艺术，又写得一手好文章，精神总是很饱满。我们俩一起在苏联同过学。他，他是非常爱我的。”

“他现在在哪儿？”道静插口问道。“郑姐姐，如果有机会，我真想见见他！”

“他现在吗，离咱们这儿很远很远，我已经四年不见他啦。哦，林道静，小俞妹妹，我们不说他了。我来给你们讲另一个人的故事，也是我在狱里亲眼看见的。你们喜欢听吗？我失眠，反正睡不着，如果你们不困，趁着深夜卫兵查得松，咱们就谈谈。”她的话像潮水样又滔滔地奔腾起来了。她鼓着全副的生命力，轻轻地喘息一阵，歇息一阵，又断续地向两个年轻的伙伴讲到深夜。

“李伟是个精明干练而又刻苦好学的青年。他在大革命以前就参加了共产党。党派他到苏联去学习，在那儿他和他的妻子认识了，而且相爱了。她是他的同志，他们就结婚了。一九二八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第二年，他们俩一起回到了祖国。李伟在上海做党的地下机关工作；他的爱人就在上海纱厂里做女工工作。李伟住在装做阔公馆的机关里，他的爱人去看他时才有意思哩——她在工厂里做工总是短打扮，去看他就必须换上旗袍才能进门。但是匆忙中她又没处去换。她只好把旗袍包个小包挟着，等走到李伟机关附近人少的小弄堂里，才急忙换上再进阔公馆。”

“哎呀，那要是撞上来了人，再是男人，多不好意思呀！”小俞忍不住又替这个女同志担心了，她瞪大眼睛的神气怪可爱的。

“小俞，你不要总打岔。她爱她的爱人，当然用什么办法也要去看他。”道静说了小俞，又催郑瑾：“请你快说，他们后来怎样了？”

郑瑾笑笑：

“小妹妹们，别催我。等我想一想，哦，事情是这样的：

“一九三○年，他们夫妇俩都先后被捕了。两个人最后都被押到苏州监狱。敌人捕到李伟非常高兴。他们知道他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他所知道的关系必然多。于是就想尽各种办法威胁利诱逼他说出组织秘密。可是李伟任凭敌人使了千条妙计，任凭敌人用尽各种酷刑——不是人能够忍受的肉体折磨，他依然是丝毫不为所动。甚至他明知他的爱人也同在一个监狱里，但为了不连累她，他竟忍住自己的感情，装做不认识她。他顽强地和敌人斗争着，并且领导着狱中同志们的斗争。敌人知道了气得发昏，最后想出了一条非常毒辣的阴谋——他们把李伟弄到上海，替他换上漂亮的西装，叫他坐上汽车，带他一同出去捕捉我们的同志。到了地方，他们拉李伟下车，他却躺在车上装傻，死也不肯下来。敌人打他、揪他，他躺在车上对围观的群众大声喊道：‘我是个犯人，他们却叫我换上漂亮的西装，坐漂亮的汽车，我身上伤痛不愿下车，他们却又拚命打我——不知道国民党生的是啥样的狼心狗肺！……’

“国民党特务窘得下不了台，愤愤地把李伟仍又弄回了苏州监狱。他一回来，就对同志们讲：‘敌人不会再叫我活下去了，我就要和你们分别了。’同志们听了很难过，可是他每天依旧高高兴兴地学习、工作、做早操。他非常喜欢清洁，弄到一点点水，也要把全身洗一洗。他的眼睛大大的，头发黑黑的，身材高大而英俊。同志们，甚至有些狱卒全很敬爱他。他的嘴巴很会讲，随时随地都在做宣传。有时还唱着非常好听的男高音。狱里有点良心的看守都被他感动得改变了穷凶极恶的态度。

“这最后的一天来到了。敌人提他出了笼子。他临走出去时，抖抖身上的土，对同监同志们像平常一样安静地说道：‘同志们，就要分别啦，不屈不挠地斗争下去吧！共产主义是一定会胜利的！’他和每个同志全在笼子门口亲切地握了手，连说：‘祝你们胜利！’然后就昂然大步地走向刑场去。……同志们站在监视孔内悲痛地望着他，一个个心如刀割。接着，传来了《国际歌》声——他高声唱着，他唱得多么雄壮有力呵！接着又传来了昂扬的口号声——他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接着砰、砰、砰枪声响了，他的声音在枪声中消失了……可是这时，全体狱里的囚犯，包括普通犯在内，——他的妻子也在内，同声悲壮地唱起了《国际歌》。许多同志声泪俱下……”

郑瑾说到这儿，声音嘶哑了。显然，她是在流着眼泪叙说的。

“郑姐姐，请你不要再说下去了，我明白了。……”道静摸着郑瑾的脸，在黑暗中替她擦拭着涌流下来的泪水，自己也流着眼泪。

可是小俞却还不满足，她追问道：

“郑姐姐，那个李伟的爱人以后怎样了呢？她知道他死了该多难受呀！”

“不要问啦，小俞。你还不明白吗？”道静怕郑瑾再伤心，提醒了一句。可是小俞依旧固执地说道：

“你们说的是什么呀？我不明白！”

郑瑾沉默着。半晌，她用低沉的刚刚听得出的细声说：

“小妹妹，你还不明白？林姐姐倒是比你有经验。……那个李伟就是我的丈夫！——我们分别已经整整四年了。”

沉默。监房突然像沉入无底的黑暗的深渊中，就是落下一根针也仿佛可以听见。三个人都好像睡着了。但是在这样的寂静中忽然爆发了强烈的哭泣声——俞淑秀像道静刚醒来那天一样呜呜地哭了起来。但是这次，她哭的不是妈妈。她断断续续地啜泣着说：

“郑姐姐，郑——姐姐！感一激你，你教给——我认一识一认识了真正的生活，认识了真理……”

卫兵荷着枪跑过来了。这是个凶恶的家伙，他用枪把敲着铁门，发出沉重的响声，狠狠地骂道：

“你们这几个臭娘们要造反呀！半夜三更吵吵闹闹，想他妈找死哪！”

这凶煞的声音刚消失，道静立刻拉住小俞的手，说：

“小俞，你感觉到了吗？咱们现在不是关在监狱里——咱们是在上马列主义大学。”

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经过作者长期的酝酿和修改，于1958年初问世，不久又搬上银幕，在当时的文艺界和青年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建国以来，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多半以军人、工人或农民为主人公，杨沫的《青春之歌》则以知识分子为重点描写对象，同时，它也没有着笔于弹雨纷飞的战场，而是重点展现城市中青年学生所进行的错综复杂的抗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侵略，国难当头，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逐渐觉醒，紧密地团结起来，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小说塑造了以林道静为代表的爱国青年的形象。她原为富家小姐，为抗婚才逃出家门，残酷的现实使她最终认清了当时社会和自己家庭的本质，毅然走上革命道路。她曾秘密地为党在北平(今北京)散发传单，后又在河北农村协助农民抢收地主粮食，回北平后，不幸被敌人逮捕，在监狱里，她再一次经受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

林道静在参加民族解放的征途中，曾得到卢嘉川、江华等共产党员的无私帮助，这次在狱中她又遇到了另一位共产党员林红(化名郑瑾)。与林红相处的时间虽短，所受的影响却极为关键、深远。小说通过林道静的眼光和感受，刻画了林红的形象。林道静在受刑三天后苏醒过来时，先是听到林红温柔亲切的声音，侧头望去才看出，那是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她的脸色苍白而带光泽，仿佛大理石似的；一双眼睛又黑又大，在黯淡的囚房中，宝石似的闪着晶莹的光。”乍见林红，林道静首先想到的就是“希腊女神”，而小说还曾多次提到林红那大理石似的美丽面庞。据作者在小说的《初版后记》中说，林红是真有其人，“这个异常美丽的女同志是英勇地牺牲在山东军阀韩复榘的屠刀下的”。可见作者对林红满怀敬意，衷心喜爱，渗透了自己切身的生活感受。小说也通过林红之口，描述了李伟的形象和事迹，“他的眼睛大大的，头发黑黑的，身材高大而英俊”；“懂音乐，爱艺术，又写得一手好文章，精神总是很饱满”。林红和李伟既是革命同志，又是恩爱夫妻，他们在苏联相识、相爱并结合，在大革命失败后一起从苏联回国参加革命。在上海时，一个住在装扮成阔公馆的机关里做地下工作，一个在纱厂里做女工工作，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想办法见面。但在二人先后被捕后，虽然被关押在同一个监狱里，李伟为了不连累她，竟强忍住自己的感情，装作不认识，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需忍受多深的痛苦！李伟经受住了敌人的种种酷刑折磨、威逼利诱，勇敢机智地和敌人作斗争。最后的时刻到来时，他像平常一样，安静地和同志们分手，昂首大步地走向刑场。林红和李伟一样坚强，她在苏州监狱时就和难友们一起坚持战斗，一夜夜地趴在地上为难友缮写稿件，以交流信息，鼓舞斗志。在北平监狱里，她也毫无畏惧，宁死不屈地坚持战斗，在牺牲前几天还一直关照、启发并鼓励着林道静和俞淑秀两位小妹妹。李伟、林红二人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精神、关爱他人的品质。二人的英勇、善良，反衬出敌人的凶残、毒辣，也可见革命成功之不易。

真正的共产党员不仅热爱工作，也热爱生活。李伟他们就是在监狱中，也把敌人的监狱变成一所特殊的马列主义大学，不丧失对生活的信心，不放弃学习，不浪费一点点时间。李伟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另外“他非常喜欢清洁，弄到一点点水，也要把全身洗一洗”。这样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当他知道敌人要对自己下毒手时，却一点也不害怕，依旧每天高高兴兴地学习、工作。林红也和丈夫一样热爱生活，深深怀念着自己的丈夫，二人的事迹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她对林道静和俞淑秀所说的话，正是心底情感的真实流露：“小妹妹，和你们一样，我是多么想活下去啊！我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还有许多要好的朋友、同志……我爱他们，真想跑出这黑暗的监牢到外面的阳光底下和他们一起唱歌、一起玩耍呀！”真正的共产党员不是冷酷无情，而是热忱似火，他们太爱生活，太爱他人了，为了别人更好地生活，为了推翻罪恶的社会制度，才抛小家顾大家，勇于和敌人做最坚决的斗争，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直至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从李伟、林红身上，让人看到共产党员的傲骨与柔情，看到他们对生活，对亲人，对整个世界的真情与挚爱。

小说不仅以饱含感情的笔墨塑造了李伟、林红的感人形象，还细致描绘了林红对林道静和俞淑秀的教导和影响。林红在林道静苏醒过来时，不顾自己身体虚弱，马上喊人来给道静治伤，送水和食物，并热情地鼓励道静要争取活下去。俞淑秀糊里糊涂地被敌人抓进监牢，自己觉得很冤枉，又被监牢里的恐怖场景吓着了，因此一开始成天躺在木板床上哭，晚上在睡梦中都惊悸地喊着妈妈。林红在黑夜中伸出手来拉住她的手，轻声地安慰她。针对俞淑秀诉说的冤枉，她告诉俞淑秀在这个暴君统治的社会，“坏人升官发财，好人吃官司受苦，这是最普通、最常见的事”。俞淑秀在林红的鼓励与启发下，才渐渐安静下来不哭了。林道静是英勇的，在被敌人逮捕后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林红叫人给她治伤，她却说不要治了，反正活不了了，准备最后时刻的到来。对林道静的这一虽勇敢但却嫌幼稚的想法，林红也及时地予以纠正，说：“不要以为被捕就是你生命的终点，就一定是死。不是的！共产主义者到任何地方——包括在监狱里都要做工作，也都可以工作的。我们要工作到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口气……”正是由于林红耐心的富于说服力的教育和启发，使林道静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灵魂深处脆弱的地方，在林红面前深深地觉得惭愧，同时也为这样一位坚强热情的革命同志就在自己身边而感到幸福。也由于林红的鼓舞，俞淑秀胆子也渐渐大了起来，一点也不哭了。后来，当她听了林红所说的李伟的故事，知道李伟就是林红的丈夫以后，又像开始那样呜呜地哭了起来，但是这次她哭的不是妈妈，而是深为李伟、林红的事迹所感动。林红的经历和话语，给俞淑秀以极大的震撼，从她前后看似一样实则不同的哭泣，正可窥见她内心深处的巨大变化。林红与林道静、俞淑秀在一起的时间不长，只有短短的几天，但对二人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林红就如燃烧的蜡烛，以生命的光华驱散黑暗，照亮前进的道路。正是由于她的感染和启发，林道静、俞淑秀在敌人的监狱这所特殊的学校里，迅速地成熟起来，并在林红牺牲后，与难友们一起，继续向反动派作不屈不挠的斗争。愚蠢的敌人可以扼杀林红的生命之花，但是她播下的革命种子，早已在别人的心里生根发芽。正是由于有像林红这样的共产党员的教育和引导，才有大批的热血青年不畏艰难困苦踏上革命的征程。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用热情、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壮美的青春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