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银杏》原文阅读|主旨理解|赏析|读后感
郭沫若
银杏，我思念你，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又叫公孙树。但一般人叫你是白果，那是容易了解的。
我知道，你的特征并不专在乎你有这和杏相仿佛的果实，核皮是纯白如银，核仁是富于营养——这不用说已经就足以为你的特征了。
但一般人并不知道你是有花植物中最古的先进，你的花粉和胚珠具有着动物般的性态，你是完全由人力保存了下来的奇珍。
自然界中已经是不能有你的存在了，但你依然挺立着，在太空中高唱着人间胜利的凯歌。
你这东方的圣者，你这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你是只有中国才有呀，一般人似乎也并不知道。
我到过日本，日本也有你，但你分明是日本的华侨，你侨居在日本大约已有中国的文化侨居在日本的那样久远了吧。
你是真应该称为中国的国树的呀，我是喜欢你，我特别的喜欢你。
但也并不是因为你是中国的特产，我才特别的喜欢，是因为你美，你真，你善。
你的株干是多么的端直，你的枝条是多么的蓬勃，你那折扇形的叶片是多么的青翠，多么的莹洁，多么的精巧呀！
在署天你为多少的庙宇戴上了巍峨的云冠，你也为多少的劳苦人撑出了清凉的华盖。
梧桐虽有你的端直而没有你的坚牢；
白杨虽有你的葱茏而没有你的庄重。
熏风会媚妩你，群鸟时来为你欢歌；上帝百神——假如是有上帝百神，我相信每当皓月流空，他们会在你脚下来聚会。
秋天到来，蝴蝶已经死了的时候，你的碧叶要翻成金黄，而且又会飞出满园的蝴蝶。
你不是一位巧妙的魔术师吗？但你丝毫也没有令人掩鼻的那种的江湖气息。
当你那解脱了一切，你那槎枒的枝干挺撑在太空中的时候，你对于寒风霜雪毫不避易。
那是多么的嶙峋而又洒脱呀，恐怕自有佛法以来再也不曾产生过像你这样的高僧。
你没有丝毫依阿取容的姿态，但你也并不荒伧；你的美德像音乐一样洋溢八荒，但你也并不骄傲；你的名讳似乎就是“超然”，你超在乎一切的草木之上，你超在乎一切之上，但你并不隐遁。
你的果实不是可以滋养人，你的木质不是坚实的器材，就是你的落叶不也是绝好的引火的燃料吗？
可是我真有点奇怪了：奇怪的是中国人似乎大家都忘记了你，而且忘记得很久远，似乎是从古以来。
我在中国的经典中找不出你的名字，我很少看到中国的诗人咏赞你的诗，也很少看到中国的画家描写你的画。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你是随中国文化以俱来的亘古的证人，你不也是以为奇怪吗？
银杏，中国人是忘记了你呀，大家虽然都在吃你的白果，都喜欢吃你的白果，但的确是忘记了你呀。
世间上也尽有不辨菽麦的人，但把你忘记得这样普遍，这样久远的例子，从来也不曾有过。
真的啦，陪都不是首善之区吗？但我就很少看见你的影子；为什么遍街都是洋槐，满园都是幽加里树呢？
我是怎样的思念你呀，银杏！ 我可希望你不要把中国忘记吧。
这事情是有点危险的，我怕你一不高兴，会从中国的地面上隐遁下去。
在中国的领空中会永远听不着你赞美生命的欢歌。
银杏，我真希望呀，希望中国人单为能更多吃你的白果，总有能更加爱慕你的一天。
1942年5月23日
〔注〕 公孙树：银杏生长期缓慢，一般是公公种下的树，等到孙子长大才能吃到果实，故称“公孙树”。一说中华民族的祖先轩辕氏姓公孙(复姓)，人们为了形容银杏的出现历史悠久，故将它称为“公孙树”。幽加里树：英文Eucalyptus之音译，即桉树，原产澳大利亚。
《银杏》是一篇托物言志的散文诗，写于1942年5月的重庆。当时一方面，全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另一方面，国统区继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以后，又不时掀起反共和专制的逆流浊浪。作者既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又具有浓厚的诗人气质，时代的低气压不能不在他作品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因此比起作者那些或激昂奔放(如《女神》中大部分作品)或明丽淡雅(如《山茶花》等散文诗)的作品来，《银杏》别具一番忧愤深沉的风格，它少了一分畅达，多了一分曲折，少了一分火热的诅咒，多了一分含蓄的嘲讽，总而言之，它经得起细细咀嚼。
《银杏》通篇采用和所咏对象进行对话的口吻来写，显得十分亲切。那一声声情深意真的“你”，既是对“银杏”的礼赞和呼唤，也隐含着对中华民族的热切期盼。在作者笔下，银杏实际上已经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成了我国人民正直不阿、不畏强暴等高贵气节的象征。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和某些只注重象征义——对象征物稍作勾勒，随即引申出去大加发挥——的作品不同，《银杏》综合运用赋、比、兴的手法，处处不离开所咏对象的特性和外观，经过多方形容，尽情描绘，方才取得了不同一般的感人效果，具体说来，有以下三个明显的艺术特点：
一是在叙述银杏的产生和移植时，能见人们之所未见，发人们之所未发。作者调动丰富的知识库存，告诉大家银杏是“有花植物中最古的先进”，是“完全由人力保存了下来的奇珍”，堪称“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叙述无足轻重，不，它们是全文展开论述的骨架，是使习焉不察的人们一新耳目的有力依据。作者正是由此出发，才进而作出了鲜明的判断：银杏应该称为“中国的国树”，“东方的圣者”。散文原来就有启人心智、长人见闻的作用，何况这些文字又是用来为揭示主旨服务的，自然不宜轻易放过。
二是在描绘银杏的姿态外观时运用了大量别开生面的比喻。作者不说银杏有良好的遮阴作用，而形容它为庙宇戴上了“巍峨的云冠”，为穷苦人撑出了“清凉的华盖”；不说银杏到了秋天一样要落叶，而是说银杏的“碧叶要翻成金黄”，“又会飞出满园的蝴蝶”。更出人意料的是作者竟把银杏比喻成为魔术师和高僧……真是奇妙无比，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联想效果。
三是在面对现实发言时，行文有主次正侧之分。作者寄希望于人民大众，在文章最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出“不要忘记银杏”的呼唤，而对于重庆统治当局，则只用“陪都”、“首善之区”、“洋槐”、“幽加里树”等不多的语句加以隐指和讽刺，这样做，既是出于冲破反动当局厉行文化封锁的考虑，也是为了不要扯得太远，以致背离了《银杏》作为“美文”的艺术特性。
散文诗创作，既要有浓郁的诗情，也要有较一般散文来得整齐匀称的句式。《银杏》正是如此，它运用了大量短小的段落(有时甚至只有一行)，相邻的段落之间采用了不少相近的句式，读来颇有一气呵成、目不暇接之感。不过如细加分析，作者的行文和笔墨还是有变化的，变化在哪里？上面提到的三个艺术特点正好和作品三方面内容互为表里，作者就是不断转换角度，依次使用叙述——描绘——议论等笔墨，把全篇构成了一个既整齐流畅又富于层次感的艺术结晶。
《银杏》也有一点美中不足，结尾写道：“银杏，我真希望呀，希望中国人单为能更多吃你的白果，总有能更加爱慕你的一天。”不说其他而单单拈出可吃的白果，似有狭隘呆板之嫌，如果删掉它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