俳句
又称俳谐或诽谐，是日本的一种抒情诗歌形式，由17个音节组成，以5、7、5个音节的形式排列。俳句源于中世纪，17世纪至19世纪得以繁荣和发展，今天仍有人沿用这种体裁。每首俳句必须讲明或暗示一个季节或新年的一个月。除了现代的创新之作外，俳句诗几乎仅限于描述自然意象。这些自然意象的象征力以文学传统和佛教、道教以及万物有灵论的文化混合为基础。有关俳句的阐述详见“日本诗歌”。本条着重说明俳句在西方诗界的传播与影响。
在大约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之际，俳句在西方才得到人们的广泛了解。俳句具有简洁的特点，依靠传统的联想创作意象，而对俳句感兴趣的西方诗人又不懂日语，这几个因素合在一起，使他们创作出的俳句常常不成其为俳句。由于日语诗律是音节式的，若按音律和押韵形式翻译这种短诗会产生一种韵律简单的诗句。所以许多早期的翻译家把俳句翻译成自由诗体诗歌或散文诗，结果使得一些俳句的模仿者感到其各种主题的诗作都应是自由诗体，感到模仿俳句时自由诗体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大约于1905年，以模仿俳句为时髦的风尚便在法国开始流行起来。马塞尔·雷文的重要作品《日本文学选集》(1910)显示出俳句真正的音节诗律和自然题材，使得对俳句的模仿十分流行。《法国小说评论》于1920年发表了12位著名诗人的俳句诗作，并于同年举行了俳句诗作比赛。这次比赛活动收到了参赛作品1000篇。约1925年，这种兴趣衰退，但是俳句却把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兴趣提高到认真模仿的高度。作家们一致认为，俳句最重要的特点是其洗练的形式、确切的意象和摆脱了说教评论的内客。
俳句对现代派诗人很有吸引力，其中有受T·E·休姆影响的一些英美诗人，有在1910年前后兴起的意象主义运动及哈佛大学在1912年前后兴起的一场独立的运动中的诗人。他们的这种兴趣最初反映了法国的思想，但是很快就有了更广的内涵。正像在法国，人们首先被俳句的异国色彩所吸引，但是接着他们的兴趣似乎越来越注重于俳句的实验性、其自由体的形式和意象的运用。而在英国和美国，诗人们对这些方面的关注更为深切，从而对诗歌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也就更大。在这些诗歌理论家中，最负盛名的当推F·S·弗林特、埃兹拉·庞德、艾米·洛威尔和约翰·戈尔德·弗莱彻。在俳句的诗体形式上，庞德提出了“叠加式”，即使用一个生动意象与一段较为松散或较少生动性的诗节相结合的形式。他首先在其诗作《在地铁站上》中使用了这种技巧，后来又用于他的许多短诗的创作。这种技巧在形式上略作变化后，还应用于《休·赛尔温·毛伯利》和《诗章》等作品中。这种技巧被广泛地加以模仿。这种模仿有时很拙劣，几乎成了滑稽诗。在弗林特、奥尔丁顿、艾米·洛威尔、弗莱彻的作品里都可以发现这种技巧。在弗罗斯特、艾肯、斯蒂文斯、叶芝、麦克利什这样一些非意象主义者的诗作中也能发现这种技巧。当庞德在《诗章》中用中国和日本的方块字而不是迭加形式的常规意象时，他赋予这种技巧一种新的形式。
在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欧洲语言诗作中，都有许多模仿俳句的尝试，通常都带有追求异国情调的动机，但这些模仿之作几乎都没有什么价值。引入西方的俳句作为一种诗体形式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变得过于脱离其文化背景，总的来讲难以适应西方语言的特点。艾米·洛威尔等诗人竭力想把俳句的诗律翻译得使其能适应西方的诗歌或诗节形式，但这些努力全都没有成功。除了诗人写俳句外，最像俳句的诗歌就是那些把俳句技巧改用于其他目的的诗作——例如斯蒂文斯的《乌鸫十三相》。所有这些表明了由于俳句的流行产生了一种文体，在这种文体中，意象，特别是自然意象，成为表意的重要手段;在这种文体中，意象主义的技巧使得诗歌、诗节和组诗显得井然有序。有几位诗人(如庞德和弗莱彻)从俳句中导出了诗歌的哲理，而另有几位诗人(如埃德蒙·布伦登、威廉·普洛默和谢拉德·瓦因斯)则借鉴日本俳句诗的意象或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