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诗论著述·饮冰室诗话
诗话著作。近人梁启超撰。该书为其于“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时作，最初连载于《新民丛报》，共二○四则，裒集成书后，各本所收均为前一七四则，馀三十则近年始被由张海珊辑出(载《古典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七辑)。该书专为总结、宣传“诗界革命”运动而作，只谈“诗界革命”中人，只记“诗界革命”中事，只论有关“诗界革命”的各种问题，完全不同于泛论古今的传统诗话。书中第一则即谓：“我生爱朋友，又爱文学，每于师友之诗文辞，芳馨悱恻，辄讽诵之，以印于脑。自忖于古人之诗，能成诵者寥寥，而近人之诗则数倍之，殆所谓丰于昵者耶。”此处主要是指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蒋智由、丘逢甲等人，他们都是“诗界革命”运动的主要参加者。作者竭尽心力，广为搜录他们的作品，分析他们的诗风特征，从而对“诗界革命”进行较为全面的总结，同时也表达作者本人的诗学见解。从书中所述看，诗歌革新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初期所谓“新学之诗”，仅在于用新辞替代旧辞。梁启超指出，“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寻扯新名词以自表异”。如谭嗣同《金陵听说法》诗有“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之句，喀私德系Caste译音，指印度社会的等级制，巴力门系Parliament的译音，指英国议院之名。又如夏曾佑诗“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徙”句，龙指孔子，蛙指孔门教徒，系附会《新约》、《可兰经》中语而来。据梁启超说，当时他们正“沉醉于宗教……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这种生造的新名词，“苟非当时同学者，断无从索解”。虽然梁启超也不反对新名词的运用，但是本末不能倒置，故书中强调指出：“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不尔，则徒示人以俭而已。”根据这一标准，他推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三家为诗界革命的代表，三家中尤重黄遵宪，书中收录黄诗数量亦最多，成功地为“诗界革命”树起了一面旗帜。从书中收录的诗作内容及其评论来看，“新学之诗”的精神、理想、意境，主要是对资产阶级新思想和资本主义新事物的讴歌，以及对爱国图强及为维新改良政治服务的精神行为的宣扬。例如黄遵宪的《今别离》四首，歌咏轮船、火车、电报、照相片、东西半球昼夜相反四事，表现近代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和新的思想文化，得到他极高的评价。黄遵宪那些以国内外重大时事为题材的长篇叙事诗，书中往往不惜篇幅，全文引录，赞颂备至，并号召更多诗人来反映社会时局。然而梁启超对我国古代缺少史诗式长篇作品的遗憾，对西方诞生莎士比亚、弥尔顿、丁尼生等大诗人的向往，对诗歌与音乐相结合的期望，对一些接近民歌与现代歌曲的诗作的赞美，实际上亦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旧形式的革新问题。应该说，他对诗体形式的见解，也有与“新意境”相适应的因素。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选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