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诗论著述·怀麓堂诗话
诗话著作。明李东阳撰。该书亦称《麓堂诗话》，一卷，一百三十多则。其诗学见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崇唐抑宋。如称：“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所谓法者，不过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工，而天真兴致，则未可与道。其高者失之捕风捉影，而卑者坐于粘皮带骨，至于江西诗派极矣。惟严沧浪所论，超离尘俗，真若有所自得，反复譬说，未尝有失。”可见其理论渊源于严羽《沧浪诗话》。不过，李东阳还承认宋诗“就其佳者，亦各有兴致”;对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杨万里、陆游等宋代诗人，虽各有微词，但也都有所肯定。书中充分肯定了苏轼继杜、韩之后对于诗境开拓和诗歌发展的贡献，同时也指出，经过韩、苏的一衍再衍，诗境虽开阔，“而其为格，亦渐粗矣”。后来胡应麟的“体以代变，格以代降”(《诗薮》)说，即由此而来。二是提倡“格调说”。书中强调：“今之歌诗者，其声调有轻重、清浊、长短、高下、缓急之异，听之者不问而知其为吴为越也。汉以上古诗弗论。所谓律者，非独字数之同，而凡声之平仄亦无不同也。然其调之为唐、为宋、为元者，亦较然明甚。此何故耶?大匠能予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律者，规矩之谓;而其为调，则有巧存焉。”“律”只是一种规矩，而“调”则大有巧妙，由其“轻重、清浊、长短、高下、缓急”，一听“即能识其时代格调”，分辨何为唐音，何为宋调。这就是“格调说”的主要精神。三是不赞成刻板摹拟。如称：“诗贵不经人道语。自有诗以来，经几千百人，出几千万语，而不能穷，是物之理无穷，而诗之为道亦无穷也。”但李东阳的实践与理论并不一致，他说自己少时曾对盛唐李杜诸人“极力摹拟，恨不能万一耳”，而他最得意的诗作也恰恰是拟古乐府诗百首，实际上对后来的复古、拟古潮流，还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历代诗话续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