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曲论·诗论· 石遗室诗话》新诗鉴赏
诗论，三十二卷，续编六卷，近人陈衍撰。陈衍见《近代诗钞》。
陈氏是同光诗派的中坚，此书比较系统阐述了同光派的论诗主张。第一卷就肯定了祁嶲藻对于开创宋诗派(也就是风行于同治、光绪间的“同光体”)的功绩，记录了同光体代表人物在武昌说诗、涛园说诗等活动，标举自己的论诗主张，强调学古要“体会渊微”“作诗是自家意思，自家言说”。反对“甚嚣尘上之不可独娱坐”，反对“浅”“俗”。“何谓浅?人人能道语，是也。何谓俗?人人所喜语，是也”。甚至认为：“工为诗者，非独其诗之不屑乎众人，必其人不屑乎众人也。”
总之陈衍鼓吹的是一条“荒寒之路”。中国传统上占主流地位的文艺形式主要都是“自娱”的，但人是社会人，交流是不可避免的，那些本来供“自娱”的文艺作品必然走上“娱他”的道路。当然在文人士大夫以文艺作品的“娱他”行为中，又带有求知音的意思，他们认为这是非功利性的。城市工商业繁荣以后，一些专门“娱他”的文艺形式的出现，这是专门为了求利的，它们对文人士大夫所宝爱的文艺形式的“娱他”是个冲击，一些洁身自好的文士要把他们宝爱的文艺形式完全拉回到超脱功利的“自娱”中来。陈衍在诗话中反复强调的就是“不屑乎众人”，“众人”爱怎么看就怎么看，与自己了不相关。
另外陈衍还提倡一种“惨淡经营”“一字不苟”“字字有来历”的学人之诗，这是给与作者相同身份的文人士大夫看的，这些诗应能给读者“博物”的知识。
学古，他提出要注重、师法“三元”之诗。所谓“三元”为唐之开元、元和，宋之元祐。
此书还是以说诗和记载诗事为主。作者分析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品，他在批评钟惺、谭元春评选《诗归》时说：钟、谭“说诗既不能触处洞然，自不能抛砖落地，往往有‘说不得‘’不可解’等评语，内实模糊影响，外则以艰险文固陋也。”他认为诗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因此，对只要求读者“妙悟”的严羽的“兴趣”说和王士禛的“神韵”说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他们都是使人弄不懂的诗。陈衍说：“渔洋更有‘华严楼阁、弹指即现’之喻，直是梦魇，不止大言不惭也。”
在创作上，他主张求真、求似、求确切，反对虚伪。对于清朝遗老的“追怀故君”的作品投以无情的嘲笑：“自前清革命，而旧日之官僚伏处不出者，顿添许多诗料。黍离麦秀、荆棘铜驼、义熙甲子之类，摇笔即来，满纸皆是。其实此时局羌无故实，用典难于恰切。前朝钟虡不移，庙貌如故，故宗庙宫室，未为禾黍也。都城未有战事，铜驼未尝在荆棘中也。义熙之号虽改，而未有称王称帝之刘寄奴也。旧帝后来为瀛国公、谢道清也。出处去就，听人自便，无文文山、谢叠山之事也。”的确，民国建立、清帝逊位，确与历来改朝换代不同。遗老遗少虽对清朝有所眷恋，但其感慨也必然与历朝之遗民不同。像林纾、梁鼎芬等以顾炎武自喻多次谒陵，只能被视为喜剧，贻人以笑柄。
陈氏虽主张学古，但也反对泥古不化，“学古人总要能变化”，因此，他还能以清醒的态度认识时事。他认为“事物之理，日出而无穷;体会之神，日入以无厚，古所未及知，未及言也”。今人在这些地方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才力。
书中还记录了大量的当时诗事。对陈三立、沈曾植、袁昶、陈宝琛、陈曾寿、郑孝胥、俞明震、林旭等人评价都很详细。
对古代的杜甫、陆游、王安石、宋湘等人的作品也都作了大量的评价，其品评重点在艺术方面。
此书是大型诗话，它推动了民国初年的宋诗运动，为研究近代诗歌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诗话最初发表于民国元年至三年(1912～1914)的《庸言》杂志和民国四年以后的《东方杂志》。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八年有排印本，共收三十二卷。无锡国学专门学校为刊《续集》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