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族与魏晋南北朝文学·世族文学集团的影响
美国学者亚伯纳·柯恩(Abner Cohen)在其所著《权力结构与符号象征》中，曾提出了“精英团体”、“象征行为”、“仪式行为”等概念①。从历史上看，六朝时代的世家大族正是一种“精英团体”。他们在日常生活和政治文化生活中，也有一套“象征行为”、“仪式行为”，例如玄言清谈、人物品藻之类，藉以表明自己的身份，凸显这一精英团体的形象。如前所述，在六朝阶段，世族本身就居于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对文坛的影响自不待言。而当这些有极大影响力的世族以若干个性鲜明并相互交融的精英团体的形象出现时，其对文坛的意义就不仅仅是数量质量的占优势，而是以其为世人所倾慕的精英意识、仪式行为和各种象征符号全方位地影响文坛的创作倾向和评价机制。
与春秋时代的世族相比，六朝世族主要是靠自身在政治文化上的突出表现，逐步得到社会确认的。其社会地位的获得，不是靠分封赏赐所得，而是靠后天的奋斗和努力。为了争取或巩固这种社会地位，无疑需要付出更多自觉的努力。引入宗法精神，强化孝悌观念，谨持门风，笃重家学，增强家族的凝聚力等，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这个从宗法制度中延伸出来的世族家门的精神传统，可以概称之为世族的宗亲伦理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六朝世族固然普遍重视对子弟的教育和培养，重视家族荣誉与社会地位，强调孝悌之道;但与此同时，他们却逐渐淡化了等级分别和忠君报国的思想成分①。
六朝世族普遍重家门声誉及家族社会地位，即使那些以任达旷放著称的名士也不例外。阮浑“少慕通达，不饰小节”，颇有其父阮籍的遗风，而阮籍却正言厉色地告诫他：“仲荣(阮咸)已豫此流，汝不得复尔!”(《晋书·阮籍传》)可见与其他家长一样，他并没有放松对子弟成长的关注及对其未来的设计。《世说新语·言语》载：“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 ’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阶庭前长满芝兰玉树，既可自傲，亦可骄人，车骑(谢玄)这句话正反映了世族门第对子弟成长的殷切期望。事实上，世族家门内的每一位长辈都致力于对子侄辈的培育，不仅言传身教，更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不遗余力地揄扬、提拔同族后辈，使之尽快脱颖而出。在六朝史传中，父祖或其他长辈对本族本家其他晚辈的褒扬之事屡见不鲜，几乎可以称为世族家风。例如，东晋庾阐的《扬都赋》写成后，同族庾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世说新语·文学》)，以制造声誉。谢贞8岁时写出《春日闲居》五言诗，其从舅王筠称：“此儿方可大成，至如‘风定花犹落’，乃追步惠连矣。”(《陈书·谢贞传》) 若一一循名责实，这些称誉总难免有夸饰或标榜之嫌，但其中含有世族殷切期待后辈人才成长的深情，则是我们应该理解的。事实上，这些称誉褒扬的出发点就是家族的荣誉。谢庄称其子朏“吾家千金”(《梁书·谢朏传》)，王诞称其从弟王惠为“鄙宗之美”(《宋书·王惠传》)，就是很好的证明。通过已经具有相当政治影响和社会声誉的长辈亲族的称扬、推举、荐引，“由是名辈知之”(《陈书·谢贞传》)，世族子弟就能更迅速也更容易获致声誉，进踞要津。
在强调家族荣誉的同时，对《孝经》及孝道的推尚亦是六朝文化中的突出现象。在六朝世族子弟的教育中，《孝经》是最受重视的一部经典。《隋书·经籍志》著录各类《孝经》著作(通计亡书)59部，计114卷，其中绝大多数是六朝人所作。钟会4岁受《孝经》(《三国志》本传裴注)，谢贞受《孝经》亦在8岁之前(《陈书》本传)。长辈训诫也有不少以《孝经》为本①，凡此都表明《孝经》在世族子弟教育中的重要性。在名教隳毁、士风寖坏的时代中，《孝经》作为士人与家族之间的心理纽带，成为激励作为家族一分子的士人克绍箕裘的精神力量。在史传中，经常可以见到世族子弟事亲孝敬，丁忧遭艰而每每哀毁骨立乃至丧命殒生的记载。忤逆孝道的往往为清议所不容，受到政治权威的惩罚。在《世说新语·德行》中，也有很多条目是关于孝行的②，足见孝道在六朝士人的道德感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与此同时，忠臣的事迹蔑尔无闻，那些朝秦暮楚、历仕数朝，而且不以牧民为务的孝子名士，则风光荣耀地出现于史传中，屡见不鲜③。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46页)对此作过精辟的阐述：
盖魏晋士大夫止知有家，不知有国。故奉亲思孝，或有其人;杀身成仁，徒闻其语。王祥、何曾之流，皆不免党篡。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竟成虚语。六代相沿，如出一辙，而国家亦几胥而为夷。
众所周知，六朝时代时局动荡多变，世族只有“奉亲思孝”、“止知有家”，方能保持门第地位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因此，孝的观念被置于忠之上，有了孝，就有家族地位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孝成为六朝世族宗亲伦理观念的核心，而这种宗亲伦理观念又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题材。
首先是对亲情的咏颂，以各种形式流露和表达温馨亲情。世族家庭内部笃厚亲情，可以陈郡谢氏为例。谢安、谢混与子侄辈关系融洽，往来密切，在历史上传为佳话。亲族之间的宴游之乐不仅是亲情的自然流露，而且增进了亲情。在这种场合，长辈对幼辈既有褒美，又有诫励，但都出以爱心，而往往以小字相称，更从中透出一份特有的亲切随和。例如，谢混曾作五言诗讲劝灵运、瞻、曜、弘微等人，便分别以其小字阿客、阿远、微子、阿多(《宋书·谢弘微传》)相称，透露出浓郁的亲情。再如陆机曾作《思亲赋》，谓“羡纤枝之在干，悼落叶之去枝”，又作《愍思赋》，抒发对同生姊丧亡的孔怀之痛(并见《陆机集》卷一)，也正是在这样的家族文化背景下出现的。有时，亲情的流露与孝思的宣扬是联系在一起的，如夏侯湛作《周诗》云：“既殷斯虔，仰说洪恩。夕定晨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鸡鸣在门。孳孳恭诲，夙夜是敦。”以四言诗的形式，坦白自己的孝悌之性，风格温雅，受到了潘岳的称赞①。有时，亲情还融合在怀乡的咏叹中，陆机《怀土赋》和《思归赋》就属于这一类。
家族成员之间的亲密友爱，在同辈的兄弟之间表现得最突出。在聚族而居的大家族里，同族兄弟之间来往频繁，关系密切。这一点对他们文学创作的题材内容也有影响。《文选》卷二五谢瞻《于安城答灵运诗》和谢灵运《酬从弟惠连》两诗都流露出兄弟相思挚爱的深情。谢灵运集中颇多兄弟酬赠的诗作，与从弟谢惠连往来之诗尤多。夏侯湛《昆弟诰》(《晋书·夏侯湛传》)反映了他对六个弟弟的关心和兄弟七人砥砺名、节发扬世德的共同心愿。至于陆机、陆云兄弟二人的友于之情更是人所熟知的。二陆的互赠诗作中，有许多是抒发离别的哀伤和思念的衷肠的，例如陆机《赠弟士龙诗》。
第二是对祖先的追述。用六朝世族文人自己的话来概括，那就是“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陆机《文赋》)。宣扬先世功德，追寻历史荣耀，增强现实自信，这也是巩固家族声誉和地位的一个有效手段，世族高门对此普遍十分重视。述祖德、咏家风的题材在六朝异军突起，绽放成文学园地里的一朵奇葩。在诗歌方面，有追叙祖先的功业的枣据《追远诗》①;有“载其宗祖之德及自戒也”(《世说新语·文学》“夏侯湛作《周诗》成”条刘孝标注)的潘岳《家风诗》;有颂扬谢玄“龛定淮南，负荷世业，尊主隆人”之功德的谢灵运《述祖德诗》(《文选》卷一九)。在赋颂方面，陆机有《祖德赋》和《述先赋》;谢灵运有《山居赋》，在自述中赞述谢安和谢玄的功绩;柳恽则有《述先颂》(《南史·柳元景传》附《柳恽传》)，抒发对父亲的无限怀念之情。从题材内容上看，这些作品都是通过历史的追述，表达绵长的怀想、不匮的孝思。因此，它既是宗亲伦理情感的体现，又是这种感情的载体。
第三，对传统的缅怀直接促成了家传、家谱的发展。家传和家谱的大量出现，也与六朝世族追远述先的宗亲伦理感情有密切关系。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都引用了许多世族的家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不在《隋书·经籍志》著录的29种89卷家传之内。家传的作者有两类，一类是本族的后人，有一些还可能是一代史学名家，例如撰《裴氏家传》的裴松之，撰《续裴氏家传》的裴子野。另一类是外族人，多半是一些著名学者或史学家，例如撰《韦氏家传》的皇甫谧，撰《裴氏家记》的傅畅。家传的内容一般包括地望、生平仕宦及品藻等，在目录学中属于杂史的范畴，同时又是传记文学的一部分。其载言记事，活泼生动，既弥补了正史的阙省，又可以当做文学作品来欣赏，同时，对于那个家族来说，也能起到述先颂祖或光宗耀族的作用。
六朝正史中，同一家族的传主多归为一卷，因此，父子、叔侄、祖孙同传者屡见不鲜。在初唐李延寿所撰《南史》和《北史》中，这一现象尤为突出，以至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五九批评李延寿“以家为限断，不以代为限断”，是“欲为六朝人作家传一部耳，何尝是国史邪”?其实，这正是李延寿针对南北朝世族社会的特点而采取的富有灵活性与创新性的做法。这种家族合传的编撰体例，从形式上看，可以说是对《史记》世家进行改造的结果，是真正意义上的家传。一方面，六朝世族崇尚门第观念，史家在思想上很难摆脱这种文化的影响，加上世族人才大批涌现的事实，无疑又给史家们一个切近而便捷的启示，促使他们对史传形式作一些革新。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层出不穷的家传也给了他们一些启发。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六朝正史中各世族高门的合传可以说就是世族家传的移植加变形。这一现象本身又反过来证明了世族宗亲伦理的强劲渗透力。
此外还有一些以赞、颂等文体形式出现的家传的变形，也明显带有述先颂祖的色彩。《三国志·陆逊传》裴松之注引《陆氏祠堂像赞》和《陆氏世颂》即属此类。《陆氏世颂》记陆逊父祖的事迹云：“逊祖纡，字叔盘，敏淑有思学，守城门校尉。父骏，自季才，淳懿信厚，为邦族所怀，官至九江都尉。”虽然只有寥寥数句，其中的颂扬之意却是一目了然的。至于在子孙为父祖撰写的碑铭文中，更经常可以读到这一类对勋业的赞颂和对传统的缅怀。
《史通·书志》云：“谱牒之作，盛于中古。”裴松之注《三国志》，引谱牒类书多达二十余种，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谱牒类书多达四十余种。在这种风气中，出现了一批专门以谱学名家的学者，如挚虞、王僧孺、贾渊等。谱牒之书大致有姓氏书、谱学专著及家谱三类，而以家谱的数量为最多。前两者多以分辨氏姓贵贱与门第高低为目的，带有较浓厚的官学色彩。而家谱或称家录，如何法盛《中兴书》所引《琅琊王录》、《陈郡谢录》和《济阴卞录》等，多出于私家修撰，也即属于私学。虽然其中不无矜贵门庭、区别华素之意，但主要目的是数典述祖，以示不忘本。《南史·韦叡传》附《韦鼎传》云：
时吏部尚书韦世康兄弟显贵，隋文帝从容谓鼎曰：“世康与公远近?”对曰：“臣宗族南徙，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卿族，岂忘本也。”……鼎乃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余世，并考论昭穆，作《韦氏谱》七卷示之，欢饮十余日乃还。
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六朝世族家谱正是在“考论昭穆”和不敢“忘本”这两种宗亲伦理感情的推动下才大批出现的。
第四，训诲诫告类的作品大量出现。世族高门之间激烈的相互竞争和寒门期望脱颖而出的咄咄逼人的态势，使世族面临着生存的危机感和发展的紧迫感。这种竞争首先是家族人才的竞争，人才也一向是世族高门以门第相矜的凭恃。督促后辈努力，激励子弟成才，指点人生迷途，教导立身处世之道，最终希望家族人才兴旺，后继有人。族中长辈对后辈的训诲诫告，在六朝以前只是偶尔一见，至六朝时代，则成为文学创作中频繁出现的一个重要题材。
两汉时，家诫之类的作品成文的不多，而且内容简单，大多数只是遗嘱的一种特殊形态。魏晋时代，李秉撰有《家诫》(《全晋文》卷五三)，文义已颇周详，用意更为深长。南北朝时代，这一类文体更是层出不穷，或称书，或称诰，或称诫，或称诲，或称训，其篇制虽有大小繁简之别，旨趣却殊途同归。就其文体形态而言，有的是诗，如谢混《诫族子诗》(《宋书·谢弘微传》)，有的是文章，如颜延之《庭诰》(《宋书·颜延之传》)，有的是书信，如王僧虔《诫子书》(《南齐书·王僧虔传》)，有的则是一本专书，如颜之推《颜氏家训》。甚至北朝世族亦不能自外于这一风气，甄琛撰有《家诲》20篇(《魏书·甄琛传》)，刁雍曾“著《家诫》二十余篇以训子孙”(《北史·刁雍传》);魏收有鉴于子侄年少，乃著《枕中篇》，“以申戒厉”(《北史·魏收传》)。陈振孙称《颜氏家训》是“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直斋书录解题》卷一○)，这一说法未必可信，但在同类著作中，《颜氏家训》一书确实现存篇帙最多，也最能够全面地体现六朝世族家训的内容特点，反映六朝世族的这一风气。
训诲诫诰这一类作品的产生，是为了借助文字起到口头训诫所不能达到的作用，是口头教育的延伸和辅助手段。从内容上说，六朝世族家训的范围相当广泛，只要浏览一下《颜氏家训》二十篇的篇名，就可以大概了解其规模了。其中，“教子”、“后娶”、“兄弟”、“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终制” 等篇所涉及的，都是当时世族门内父兄教诲子弟的重要内容。表面看来，这一类文章似乎比较严厉峻刻，实际上或谆谆告诫，或殷勤劝勉，或细语叮咛，往往是温婉的作风。谢混的《诫族子诗》和颜延之的《庭诰》均可为典型。而王僧虔的《诫子书》更是六朝清谈史上的重要文献，其中详细开列了清谈家必读的读书书目和必须熟悉的论题，谆谆教诲诸子要用功读书，否则只能自欺欺人，有辱家声。字里行间流露出浓厚的策励意味，反映了家族长辈延伸其生命的期望和努力。
注释
① 参见亚伯纳·柯恩(Abner Cohen)著、宋光宇译《权力结构与符号象征》第146—149页,及第4页之“导言”部分,金枫出版社1987年版。另可参见台湾学者梅家玲在《论建安赠答诗及其在赠答传统中的意义》一文中的相关论述,载《魏晋南北朝文学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① 关于上述倾向的成因,可参见唐长孺《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载《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① 《晋书》卷五一《皇甫谧传》:出后叔父,徙居新安,不好学,游荡无度,或以为痴。尝得瓜果,辄进所后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经》云:‘三牲之养,犹为不孝。’汝今年余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无以慰我。”因叹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岂我居不卜邻,教有所阙,何尔鲁钝之甚也!修身笃学,自汝得之,于我何有! ”因对之流涕。谧乃感激,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② 《世说新语·德行》凡47条,有关孝行之事计14条。③ 《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史部杂传类,自王韶之《孝子传赞》三卷以下著录的《孝子传》多达9种(当然,我们不排除也不否认有些士人矫言饰行,以干时誉,是所谓“伪孝”),而紧接下来的忠臣传却只有梁元帝及元怿所撰的两种。这一相去悬殊的对比同样能说明问题。① 《世说新语·文学》“夏侯湛作《周诗》成”条:“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风诗》。”① 此诗佚,诗序略见《宋书》卷四○《百官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