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与文人境遇·辽与金对中原文化的过分崇拜窒息了文学的创造力
辽金元文学与文人境遇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是统治者实行了各自不同的文化政策。也就是说，中原汉族文人受到了不同的待遇，这也是造成上述三代文学成就高下悬殊的根本原因。但是需要指出，这样说并非在重复传统观点，似乎汉化程度高低和文学盛衰之间存在着正比例关系，而是恰恰相反。
为了说明问题方便，这里先谈辽金。除了前面论述过的统治地域狭小等客观因素以外，研究还表明，辽金文学成就不高不是由于汉化程度太低，根本在于整个社会自上而下过分崇拜中原汉文化传统，文人心态的自卑窒息了文学的创造力。
我们知道，历史上的辽金元三个王朝统治者皆为崛起于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它们先后进入中原，成了部分乃至全部汉地的主人，这就随之遇到了如何处理相对落后的本民族习俗和先进的汉民族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明显的共同点是，这三个王朝都程度不等地接受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原正统文化，上自王朝体制，下到基层教育，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汉化”，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众多封建王朝中的一员。然而，对待“汉化”的态度以及由此决定的文化政策的基本方针，三个朝代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人们经常提到辽、金统治者对汉民族文化的巨大热情，这种热情是以他们对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无限仰慕作为基础的。尽管在与内地汉民族政权发生冲突时，辽金统治者凭借着武力总是占上风，攫取中原财物时大多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但在内心里它们皆无法摆脱自己的“蛮夷”阴影，带有强烈的文化自卑感。宋人洪皓《松漠纪闻》记载辽道宗耶律洪基要汉臣讲《论语》，讲到“夷狄之有君，不若诸夏之无”等句，避嫌不敢讲。道宗说，上古时熏鬻等族，没有礼法，所以叫“夷”。我们现在已彬彬有文化，和汉族没有两样，你还避什么嫌?这一段话，表面上冠冕堂皇，极有自信，但透过表层，却是以“和汉族没有两样”为荣，承认不具备中原“礼法”只能是蛮荒落后活该鄙弃的“夷”，急于摆脱草原陋俗的心态灼然。无独有偶，金取代了辽以后，这种心态有增无减。海陵王完颜亮曾对汉人官员蔡松年谈起读《论语》体会时说，他对“夷狄之有君，不若诸夏之无”这句话很厌恶：“他不是以南北区分贵彼贱我么? ”语中有明显的不平和怨怅，其根源还在于仰慕汉族文化却不被先进文化接受的心理失衡。上述心态无疑也代表了当时的广大文人。
正是在这种极欲归化的心态影响下，辽金统治者皆表现出浓厚的尊孔崇儒倾向。据《辽史·太祖纪》记载，早在耶律阿保机建国之初，神册三年(918)就“诏建孔子庙”。同书卷第七二列传第二《宗室·义宗》更具体地叙述了当时朝议的情形：
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 ”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太子)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
佛教来自天竺，但到了唐代已逐渐中国化。辽朝的佛教实际上已是作为汉文化的一部分而流传，著名的僧人也多为汉人。但相比较而言，土生土长的儒学更能代表纯粹的中原文化，这也是耶律阿保机们所谓“佛非中国教”的心理依据。要知道此时契丹统治者尚未进入中原，这以后他们的崇儒兴学思想更加牢固。史载兴宗耶律宗真“好儒术”(《辽史》卷一八《兴宗纪》)，至道宗时汉文化已普遍为契丹统治者所接受，儒士地位虽不能与宋王朝治下相比，但汉文化支撑着他们受优遇是可以肯定的。《辽史·文学传序》记载辽代“至景(宗)、圣(宗)间，则科目律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此处所谓“科目”即指科举取士制度。严格地说，辽代正式开科取士是在圣宗统和六年(988)，据今人统计，其后135年间共举行进士考试57次，得士2480人，其中状元57名。中了状元以后更受重视，有许多位列宰辅。今知辽代57名状元中，位至宰辅的已达13人，占总数的约百分之二十三，超过了以中华文化正统自居的宋朝①。由此可见契丹统治者对汉文化的重视程度。
辽亡以后，女真族建立的金对中原汉文化的崇拜有过之而无不及。熙宗完颜亶首先倡导尊孔，他在上京立孔庙，亲自去拜祭，又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世宗完颜雍时大力尊孔读经，用女真文字翻译汉文儒学经典，并给孔子修墓，立“宣圣庙碑”。章宗完颜璟即位后不久，即下特旨大修曲阜及京师孔庙，并下诏各州县建孔庙。与此同时，女真统治者还极力拉拢汉族文人为自己服务，所谓“借才异代”。除了扣留宋朝使臣等非正常手法外，还通过科举考试的形式选拔人才。金太宗完颜晟(1123—1134)时即确立科举制，分辞赋、经义两科，以罗致汉人文士。侵占宋统治下的河北、山东等地后，创设南北两科，分别考试，称“南北选”。海陵王完颜亮上台后，为便于普选文士，下诏废除南北选制，不以地域差异定尊卑。此后科举制度更得到进一步完善，文人亦普遍受到重视。《金史·文艺传》云：“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繇科第而位列宰辅者接踵。”《金史·选举志》亦称：“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诸宫护卫、及省台部译史、令史、通事，仕进皆列于正班，斯则唐、宋以来之所无者，岂非因时制宜，而以汉法为依据者乎。”据今人周腊生统计，金代科考取士15000人，远远超过了辽代;状元61名，位至三品以上的11名，这些亦大多超过了辽。另外，为了更迅速更有成效的汉化，金统治者还对尽快提高女真人的文化素质做出了明确的要求。朝廷鼓励女真贵族子弟习儒，京师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和汉人一样参加科举考试。世宗还规定，女真贵族如不能读女真字经书，即不准承袭猛安、谋克。章宗诏令35岁以下女真亲军，必须学读《孝经》和《论语》。显然，女真贵族运用本民族语言参与尊孔读经，扩大了金代文人的成分，从而造就了一支新型的文人队伍，较之前代又进了一步。
对于作为儒学传统文化外化形态之一的诗文创作，辽金统治者更是积极提倡，身体力行。辽初，曾贵为皇太子的东丹王耶律倍为避祸投奔后唐时，曾写下一首五言诗：“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虽然草昧无文，形同白话，却是最早的契丹文人创作，质朴可嘉。圣宗以后，随着汉文化的传布，契丹贵族多学作诗赋，急欲使自己成为文人队伍的一部分。史载圣宗喜吟诗，曾作曲百余首。道宗多作诗赋，并由耶律良编为《清宁集》。道宗宣懿后、天祚帝文妃(渤海人)也都有诗歌流传。其余辽贵族文人也都在帝王鼓励下作诗编集。如皇族耶律隆先有诗集《阆苑集》，外戚萧柳作诗千篇，编为《岁寒集》。耶律良有《庆会集》等等。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诗集至今大部佚失。但其中汉文化对契丹人的深刻影响以及契丹贵族对中原正统文化之崇拜是相当明显的。史载辽圣宗曾以契丹文字译唐诗人白居易讽喻诗，自称“乐天诗集是吾师”，可以想见白诗在辽境内流传之广，当不限于宫廷内苑。此外，北宋诗人苏轼的作品也在辽地流传。轼弟苏辙奉使到辽朝，回来后称宋朝印刷的书籍，北方辽地无所不有。据云苏辙刚入辽境，就有人告诉他：“令兄的《眉山集》已到此多时。”时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且记载辽燕京书肆刻苏轼诗集曰《大苏集》，苏辙使辽有诗云，“谁将家集过燕都，每被行人问大苏”，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在这方面，金统治者较之前代毫不逊色。苏轼等人的诗文、从王羲之到宋徽宗赵佶的书法绘画，皆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海陵王完颜亮、章宗完颜璟以及豫王允成(世宗幼子)成了醉心于汉文化的典范，他们有很多用汉文写作的作品传世。章宗还依据宋朝《崇文总目》，下诏访求遗书，编纂《金纂修杂录》《大金礼仪》等典籍。宣宗南渡后，国势虽衰，文人创作则有蓬勃发展之势，出现了赵秉文、杨云翼这样以“学苏(轼)”相标榜的文坛盟主。等到哀宗之时，元好问更以昌明博大之才，标举苏氏之学，当仁不让地成为一代宗师，执文坛牛耳者近二十年。前人所谓 “元子文章学老坡，百年人物擅关河”(程钜夫《题元裕之赠刘济川诗后二首》)，同样是上承辽代文人余绪而超拔之。
然而，单纯醉心于对中原先进文明的向往、学习和保证文士的优越地位并不必然导致文学创作的成功。谁都知道，文学的价值根本在于创新，而创新的基础在于思想的解放，其对立面便是思想上的自我封闭和不思进取，僵化是文学创新的大敌。正是这自我封闭、不思进取而造成的僵化，窒息了辽金文学创作的生命活力。当然，这样说似乎又是匪夷所思。因为除了武力征服之外，崛起于北方草原的辽金统治者并不熟谙思想文化方面的精神控制，辽金治下的文人也较少传统纲常伦理的思想束缚，无论入仕参政还是在野隐逸皆有着相当的自由度和优越感。在这种情况下说他们思想不解放似乎难以服人。
但若从文学与文人心态及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来看，事实的确如此。
我们知道，以诗词古文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至唐宋达到了它的巅峰，成了后世难以企及的“范本”。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契丹的辽还是女真的金都不能改变文学史的发展规律。况且在地域及文人分布方面，这两个王朝已是先天不足，文化上的自卑意识又只能促使契丹和女真统治者极力学习乃至模仿唐宋名家名作。上有所好，下必趋之。与此相呼应，整个辽金文人阶层也将目光指向了内地，学习和模仿形成了风气。也正因为如此，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影响在北地有增无已。后人竟将这种影响与理学在南宋的地位相提并论，所谓“程学盛南苏学北”①，由此可以看出辽金社会上层对中原汉文化的渴求和汲纳，带动了整个社会形成学习和模仿的文学风气，甚至不敢越雷池半步。这些都严重违背了起码的创作规律。经验证明，对前人和传统进行学习是必要的，但无限崇拜以至极力模仿只能导致文学创作活力的窒息。而这一点恰恰是契丹和女真的统治者们所未料及的。虽然北方草原风光以及游牧民族的尚武精神给辽金文坛多多少少吹进了一丝清新的气息，不无特色，但从根本上说，从诗经及汉乐府到唐宋边塞诗词，有关这方面的题材在汉族文学中已经得到了比较深入完美的表现，留给辽金文人的已经很有限了，即使是元好问这样有才华的名作家也难以改变现状。这是辽金两代在文学创作上很难有重大突破的根本原因。
与此同时，还应该看到，正因为辽金统治者极力推崇中原传统文化，熟谙宫廷和官场争斗的权术阴谋，对文化典籍有着由崇拜敬畏转化而来的过分敏感乃至惧怕的心理，有时甚至会导致极端。《辽史·刑法志》将“走递伪学御书”作为“枉法受赇”、“盗外国贡物”同类的罪行之一。宋人沈括记载“辽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①。这里的“中国”当然是指中原。如此隔绝南北书籍自由流通，可以说是空前的，显然不利于南北文人间的思想交流，从根本上说也不利于文学创作。不仅如此，中原王朝常有的利用文网罗织罪名的恶习，类似苏轼所遭遇的“乌台诗案”等也被金元统治者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了。这方面诸如辽代萧观音以一组《回心院》词遭陷害，金代宇文虚中、高士谈因家藏图书众多沽祸，以致双双喋血刑场。道宗清宁元年(1055)曾明确下诏：“有投诽讪之书，其受及读者皆弃市。”(《辽史》卷六一《刑法志》)“诽讪”二字就是后世典型的文字狱语言。学术界对辽金特别是前者之所以文学成就不显提出了许多看法，而过分崇拜传统和与文化心态自卑联系着的文化封闭以及精神压抑却很少有人提及。实际上，这倒是除了地域因素之外，这两个朝代文学成就不显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 参见周腊生《辽金元状元奇谈·辽金元状元谱》,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版。① 翁方纲《复初斋集·斋中与友论诗》,清刻本。① 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五,元刻本,文物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