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的内容·金元文学批评·金代文学批评
金代的文学批评,是以朱弁的《风月堂诗话》为其端绪的。朱弁本非金人,而是宋朝的士大夫。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宋廷遣使问安两宫(徽、钦二帝),朱弁为通问副使,随王伦使金,被金人羁留16年,直到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宋金议和,朱弁才获遣返。回宋后又受秦桧压抑排挤,翌年去世。朱弁在金期间守节不屈,风骨凛然。他的《风月堂诗话》作于羁留金朝期间。在金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它显示了持久的影响力,如后来金代著名的文学家王若虚在其《滹南诗话》中就朱弁的诗学观点展开过深入讨论。朱氏在《风月堂诗话》中表述的诗学思想,在金诗特色的形成过程中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风月堂诗话》也可视为金源初期唯一的一部诗论著作。
朱弁论诗,以“体物”作为其诗学思想的核心命题。朱弁接受了南朝诗论家钟嵘“直寻”的诗学思想,使之进入“体物”范畴的内涵之中。“体物”在朱弁这里的涵义是:抛开使事用典的“古人畦径”,直接从客观对象中获得诗的感兴与体验,准确生动地刻画对象的特征,并且传达出自然造化的生命律动。他说:“诗人体物之语多矣,而未有指一物为题而作诗者。晋、宋以来始命故实相夸也。梁庾肩吾《应教咏胡床》云‘传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欹形已正,文斜体自平’是也。至唐杜甫咏《蒹葭》云‘体弱春苗早,丛长夜露多’,则未始求故实也。如其他《咏薤》云‘束比青刍色,圆齐玉著头’,黄梁云‘味岂同金菊,香宜配绿葵’则于体物之外又有影写之功矣……如此等语,盖不从古人笔墨畦径中来,其所熔裁,殆别有造化也。又恶用故实为哉!”(《风月堂诗话》卷上)这是朱弁对“体物”的阐述。
朱弁对晚唐诗人李商隐、宋代诗人黄庭坚的评价是颇有理论价值的。他说:“李义山拟老杜诗云,‘岁月行如此,江湖坐渺然’,直是老杜语也。其他句‘苍梧应露下,白阁自云深’、‘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之类,置杜集中亦无愧矣,然未似老杜沉涵汪洋笔力有余也。义山亦自觉,故别立门户成一家。后人挹其余波,号西昆体,句律太严,无自然态度。黄鲁直深悟此理,乃独用昆体工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今之诗人少有及者。此禅家所谓更高一着也。”(《风月堂诗话》卷上)在朱弁看来,杜甫诗表现的是至高的诗境,它体现着朱弁那种“沉涵汪洋笔力有余”的诗美理想。李商隐有些诗作是差可比肩杜诗的,如上述所举篇什; 但从整体上说,与老杜尚逊一筹。西昆派更多地继承了义山“句律太严”的一面,却又缺少“自然态度”,因而遭人诟病。黄庭坚则走的是一条独特的诗学道路。他要以讲求句律的诗家法度来达到杜诗那种浑成之境。这里,朱弁的看法为山谷诗研究打开了一条新的认识通道。
周昂在金代前期也是一位重要的文论家。周昂(?-1211),字德卿,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大定初年中进士,历任南和簿、良乡令、监察御史、同知沁南军节度使等职,在当日文坛上声誉甚高。元好问编《中州集》,录存其诗100首,是《中州集》里存诗最多的诗人。周昂的文论观点主要保存在他的外甥、金代著名的文论家王若虚的《滹南诗话》中。对于文学创作,周昂有明确的理论意识,这首先表现在“以意为主”的创作观。他说:“文章以意为主,c以言语为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今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金史·文艺下》)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又提出了“巧拙相济”的思想。他说:“以巧为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济,则使人不厌。唯巧者,乃能就拙为巧。所谓游戏者,一文一质,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则伤其全。经营过深,则失其本。”(《滹南诗话》卷上)这个观点是辩证而富有民族特色的。
周昂在前代诗人中最为推崇杜甫,但却不喜欢黄庭坚、陈师道等江西诗派的学杜路数。王若虚回忆道:“史舜元作吾舅诗集序,以为有老杜句法,盖得之矣。而复云‘由山谷入’,则恐不然。吾舅儿时便学工部,而终身不喜山谷也。若虚乘间问之,则曰:‘鲁直雄豪奇险,善为新样,固有过人者;然于少陵初无关涉,前辈以为得法者,皆未能深见耳。”(《滹南诗话》卷上)又有《读陈后山诗》可为佐证:“子美神功接混茫,人间无路可升堂。一斑管内时时见,赚得陈郎两鬓苍。”(《中州集》卷四)这里通过对陈师道的批评,表达了他对杜甫诗境界的认识。
金代中期,“国朝文派”兴起,代表着金代文学的整体特色。南渡之后,国朝文派进一步崛起。赵秉文、李纯甫、王若虚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赵秉文(1159—1232),字周臣,号闲闲老人。官至礼部尚书,为金源一代文宗,有《滏水文集》。赵秉文没有文论专著,但在他的《答麻知几书》《竹溪先生文集引》等文章中,有着集中的表述。他主张多师古人,兼学诸体,反对只恃才性,不积学养,在诗歌风格上更重含蓄蕴藉,对奇怪峭硬的诗风深致不满。他批评李经说:“足下天才英逸,不假绳削,岂复老夫所可拟议,然似受之天而不受之人。”①他对麻九畴也有过中肯的批评:“大抵一时才人,多恃一聪辨,少积前路资粮,故昔谓之福慧两足尊,足下无乃近此类,尚何怨耶?”②他认为在诗文书法等门类的艺术创作中,都应该广师博采,全面继承古人的长处:“为文当学六经、左丘明、庄周、太史公、贾谊、刘向、韩愈;为诗当师三百篇、离骚、文选、古诗十九首,下及李杜;学书当师三代金石、钟、王、欧、虞、颜、柳,尽得诸人所长,然后卓然自成一家。非有意于专师古人也,亦非有意于专摈古人也。自书契以来,未有摈古人而独立者。”③他虽然也强调“卓然自成一家”,但其着重点还是放在“得诸家之长”上。
在诗歌风格上,赵秉文虽主张“不拘一体”,但更倾向于含蓄蕴藉的风格,而不满于李纯甫一派奇崛峭硬的风格。这在赵李之间的诗论争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刘祁记述赵、李之间论诗标准的异同:“赵于诗最细,贵含蓄工夫,于文颇粗,止论气象大概。李于文甚细,说关键宾主抑扬;于诗颇粗,止论词气才巧。”“赵闲闲论文曰:文字无太硬,之纯文字太硬,可伤! ”“赵闲闲尝言,律诗最难工,须要工巧周圆。吾闻竹溪党公论,以为五十字皆如圣贤。中有一字不经炉锤,便若一屠沽子厕其间也。又云,八句皆要警拔极难。一篇中须一联好句为主,后但以意收拾之,足为好诗矣。又尝与余论诗曰:选诗曰:‘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朔风动秋草,边马有旧心。’‘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此其含蓄意几何?又曰:小诗贵风骚,今人往往止作硬语,非也。”(《归潜志》卷八)从上述这些记载看,赵秉文对李纯甫、雷渊等人诗中那种奇崛突兀、硬语盘空的诗风表示出一贯的不满和非议,而努力提倡盛唐诗歌那种含蓄蕴藉的风格。
王若虚是金代后期的文论家。他的《滹南诗话》,在金代文学批评史上有突出的地位,对后世的文论也有深刻的影响。王若虚(1177-1246),字从之,号慵夫,槀城(今属河北)人。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经义进士。历任鄜州录事、国史院编修官、左司谏、延州刺史等职。王若虚活跃于文坛,主要是在“贞祐南渡”之后。王若虚和赵秉文、李纯甫、雷渊等文学家、诗人一起从事文学活动,形成了南渡文坛蔚为大观的局面。王若虚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诗论名著《滹南诗话》《文辨》及论诗诗中。
王若虚的《诗话》三卷,存于其诗文集《滹南遗老集》中。他论诗“求真”、“求是”,而对奇诡诗风是非常不满的。他认同的是其舅父周昂的诗论观点“文章以意为主”、“巧拙相济”,又深受其推崇杜甫而鄙薄黄庭坚的看法影响。如在《滹南诗话》中说:“史舜元作吾舅诗集序,以为有老杜句法,盖得之矣;而复云‘由山谷入’,则恐不然。吾舅儿时便学工部,而终身不喜山谷也。”王若虚对黄庭坚的诗风大加攻讦,非常重要的理由便是山谷诗的 “尚奇”。在王若虚看来,所谓“求真”、“求是”,就是主张文学创作的意象要符合对象的特征,符合事物自身的规律。他说:“东坡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夫所贵于画者,为其似耳;画而不似,则如勿画。命题而赋诗,不必此诗,果为何语!然则,坡之论非欤?曰:论妙在形似之外,而非遗其形似;不窘于题,而要不失其题,如是而已耳。世之人不本其实,无得于心,而借此论以为高。画山水者,未能正作一木一石,而托云烟杳霭,谓之气象;赋诗者,茫昧僻远,按题而索之,不知所谓,乃曰格律贵尔。一有不然,则必相嗤点以为浅易而寻常。不求是而求奇,真伪未知,而先论高下,亦自欺而已矣,岂坡公之本意哉!” (《滹南诗话》卷中)这段话所表述的观点是明确的,王若虚主张作诗当“求是”,而反对“求奇”。论诗先辨真伪,次究高下。求真(也即“求是”)是第一位的,无论是诗是画,他都主张必以“形似”为基础。王若虚对于苏轼“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这四句诗中集中体现的“形神”观分明是不同意的,但由于他对苏轼一直十分推崇钦敬,便以己意来阐释东坡之论,然而,王若虚的意思是相当清楚的:诗画创作必以“形似”为本,以“求真”为尚。
王若虚的文学观念中的“求真”、“求是”,在客体方面要求符合事物本身的客观逻辑,而在主体方面,“真”的内涵是“性情之真”,也就是诗人的真情实感。他说:“哀乐之真,发乎情性,此诗之正理也。”(《滹南诗话》卷上)这正是创作主体方面的“真”。这种性情之真,王若虚又进一步解释为“自得”。他说:“古之诗人,虽趣尚不同,体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至其辞达理顺,皆足以名家,何尝以句法绳人者!鲁直开口论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处。而门徒亲党,以衣钵相传,号称‘法嗣’,岂诗之真理哉! ”王若虚在这里肯定了诗的审美趣尚、体制、风格的多样性,并指出其根源在“出于自得”,也即诗人各自独特的内心体验。诗人以此为立论的根据,批判了黄庭坚所强调的“句法”,指出这是“衣钵相传”的外在之物,而非“自得”。
在文学作品的审美效应方面,王若虚认为应是天工自然之态,而不应使人感到奇诡、骇异,如他所说:“诗人之语,诡谲寄意,固无不可;然至于太过,亦其大病也。山谷《题惠崇画图》云:‘欲放扁舟归去,主人云是丹青。’使主人不告,当遂不知。王子端(庭筠)《丛台绝句》云:‘猛拍阑干问兴废,野花啼鸟不应人。’若应人可是怪事!《竹庄诗话》载法具一联云:‘半生客里无穷恨,告诉梅花说到明。’不知何消得如此!”王若虚全然是从事物自身的逻辑出发,对这样的意象表示了不满与讽刺,这样的论诗标准是较为苛刻的。
王若虚对北宋诗人的评价,最突出的便是扬苏抑黄。他对苏黄的褒贬,主要在于苏轼纵横变化,天然豪逸,而黄庭坚则讲求句法,意象奇诡。他论苏黄诗说:“东坡,云中龙也,理妙万物,气吞九州,纵横奔放,若游戏然,莫可测其端倪。鲁直区区持斤斧准绳之说,随其后而与之争,至谓‘未知句法’。东坡而未知句法,世复有诗人;而渠所谓法者,果安出哉! 老苏论扬雄以为使有孟轲之书,必不作《太玄》。鲁直欲为东坡之迈往而不能,于是高谈句律,旁出样度,务以自立而相抗,然不免居其下也。彼其劳亦甚哉! ”(《滹南诗话》卷中)他对山谷颇多指责,认为山谷诗刻意以求奇诡,缺少浑厚自然的气象。他甚至非常尖刻地抨击山谷的“夺胎换骨”之说:“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耳。鲁莽直好胜而耻其出于前人,故为此强辞,而私立名字。”(《滹南诗话》卷下)这种激烈批评,对于后世来说,是影响甚广的。
王若虚是金元时期的著名文学批评家,他的《滹南诗话》及有关文学思想,在金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金元之际最为重要的文学批评家是元好问。在金代的文学思想史上,他有着集大成的历史地位,同时,在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元好问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山人,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祖系出自北魏拓拔氏。兴定五年(1221)进士,历任内乡令、南阳令,转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入元之后以整理、保存金源一代文献为己任。编纂有《中州集》《壬辰杂编》等。元好问是金代最为杰出的文学家,在诗、词、文、文学批评诸方面允称大家。
元好问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观点,集中体现在《论诗三十首》《中州集》和有关的文章里,如《杨叔能小亨集引》《新轩乐府引》《杜诗学引》《东坡诗雅引》《东坡乐府集选引》《张仲经诗集序》《陶然集诗序》等篇。《论诗三十首》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篇章,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论诗三十首》以论诗绝句组诗的形式,系统地评述了汉魏以来,下迄宋季,一千余年间的作家作品,诗派诗风,以评论作家为主,其中也有关于艺术创作原理的篇什。《中州集》是元好问编纂的金代诗歌总集,共收录251位诗人2062首诗歌。《中州集》的编纂是在金亡之后元好问被羁管聊城期间。集中每人各有小传,兼叙其诗,有以诗存史之意,好问的文学批评见解也时见于其间。综合这些文献,不难见出元好问的文学思想的概貌。
对于文学批评,遗山有很强的使命感与历史责任感。《论诗三十首》写于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遗山只有28岁,即以“诗中疏凿手”自任,别裁伪体,发扬正体。《论诗三十首》开端即云:“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遗山要明辨清浑,别裁伪体,发扬正体。在《自题中州集后》组诗中,遗山又说:“平世何曾有稗官,乱来史笔亦烧残。百年遗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泪看。”对于发扬优秀的文学传统,保存一代文献,遗山是有强烈的责任感的。
遗山的文学批评观念,可以从文学本质论、文学传统论、风格境界论等方面来认识。对于文学的本质,遗山以“诚”字为核心。所谓“诚”,也就是作家的真性情。表现这种文学观念的最有名的文章是《杨叔能小亨集引》,其云:“唐诗所以绝出《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何谓本?诚是也。”“诚”是中国哲学的特定范畴,孟子、荀子都讲“诚”。在《中庸》里,诚是人生之最高境界,是人道的第一原则。元好问把它引入诗歌美学领域,其含义与《中庸》即有密切联系,也有区别。“诚”在遗山文论中首先是指创作主体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由于有了“情动于中”的“诚”,才使作品有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普遍感染力。遗山论诗特重“性情”,赞赏“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的境界以及由此而生的“动摇人心”的艺术感染力。在《论诗三十首》中,遗山贯穿了这种“以诚为本”的论诗宗旨。如其五:“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垒平?老阮不风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赞赏阮籍《咏怀》诗流露诗人“高情”,借诗以浇胸中块垒。再如其六:“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首诗是贬斥那种不诚之诗,不诚之人,这正是遗山所鄙薄的。“诚”的另一个含义是“正”。《中庸》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遗山论诗,力主性情,而性情应该根于雅正。他对唐人的推崇在于“知本”,也即是“诚”;而这个“诚”,又表现在唐人的“温柔敦厚,蔼然仁义之言”之多也。
遗山文论的另一内容是诗歌传统论。遗山以“诗中疏凿手”自任,要辨析正体,别裁伪体,使之泾渭分明。因此,他心中自有一个正确的诗歌传统。概而言之,遗山所继承、弘扬的诗歌传统,是从《诗三百》发源,经由汉、魏、建安、陶渊明而到唐诗的风雅传统。所谓“正体”,是指以《诗经》为源的风雅之脉。清人翁方纲释云:“正体云者,其发源长矣。由汉魏以上推其源,实从‘三百篇’得之。”①遗山在《陶然集诗引》《新轩乐府引》中一再讲《诗三百》的典范意义。他颇为推崇唐诗,在唐代诗人中则最为推崇初唐的陈子昂、盛唐的杜甫、中唐的白居易、晚唐的李商隐。就中遗山又深为心仪杜甫,曾专著《杜诗学》一书,开以杜诗为专门之学的先例。遗山非常赞赏杜诗的博大精深:“窃尝谓子美之妙,释氏所谓学至于无学者耳。今观其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如三江五湖,合而为海,浩浩瀚瀚,无有涯涘;如祥光庆云,千变万化,不可名状。固学者之所以动心而骇目。及读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则九经百氏、古人之精华所以膏润其笔端者,犹可仿佛其余韵也。”②足见他对杜诗的推崇。
在文学创作的风格方面,遗山崇尚雄放的风格和壮美的境界,而对枯涩逼仄之辞是大为不满的。在他的论诗绝句中,这种倾向表现得非常突出。如他赞赏刘琨的悲慨之诗,可与建安中的曹(植)、刘(桢)媲美;推崇“缺壶歌”的壮怀,而对“温李之声”颇有鄙薄之意。当然对遗山之论不应作拘泥之解,他对义山的“精纯”还是非常赞赏的。对于充满粗犷豪放之气的《敕勒歌》,遗山深为钟爱,它最为符合遗山的审美旨趣。清人宗廷辅说:“北齐斛律金《敕勒歌》极豪莽,且本是北音,故先生深取之。”③对于孟郊那样寒苦跼蹐之诗,遗山颇为不满。中唐诗人韩愈、孟郊齐名,但诗境颇有不同。韩诗刚健遒劲,为遗山所喜爱;孟诗悲苦寒瘦,为遗山所不屑。论诗第十七首诗云:“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在遗山眼里,孟与韩相差很大,一在“百尺楼”上,一在“百尺楼”下。与此相近,遗山不喜欢温婉柔媚之诗而尚刚方健举之作。以韩愈的《山石》与秦观诗相比较:“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诗中戏称淮海诗为“女郎诗”,足见遗山对柔婉诗风的轻视。遗山在《中州集·拟栩先生王中立传》中说:“予尝从先生学,问作诗究竟当如何?先生举秦少游《春雨》诗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此诗非不工,若以退之‘芭蕉叶大栀子肥’之句校之,则《春雨》为妇人语矣。破却工夫何至学妇人!”可见,遗山的观点是有所禀受的。他未必是如何小觑秦观,而是推许骨力遒劲的诗什。遗山论诗又力主天然风格,他称许陶诗谓之“一语天然万古新”,称《敕勒歌》为“穹庐一曲本天然”。显而易见,他的审美趣味在于“天然去雕饰”之美。
关于创作论,是与其对于诗歌本原的认识紧密联系的。他认为诗歌应是内心情感勃发的自然流溢,而不应把创作的重心放在形式之工巧上。这便是他所谓“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他赞苏轼诗词说:“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①这个意义上,他反对诗人创作中的“苦吟力索”,对于“闭门觅句”的创作方式给以讽刺,而认为好诗是与客观事物的直接接触中感发出来的。如《论诗三十首》中其二:“诗肠搜苦白头生,故纸尘昏枉乞灵。不信骊珠不难得,试看金翅擘沧溟。”很明显,这是针对江西诗派的创作风气的。《自题》其一又写道:“共笑诗人太瘦生,谁从惨淡得经营。千秋万古回文锦,只许苏娘读得成。”都不主张作诗苦吟力索,惨淡经营。并且,遗山认为那种壮美高华的诗境,与向隅苦吟、惨淡经营的创作方式无缘。遗山虽然反对雕琢藻饰,但却对诗歌的语言表现有更高的美学要求。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就是“豪华落尽见真淳”。他批评“斗靡夸多”、“排比铺张”,要求诗歌语言更为凝练含蓄。“心声只要传心了”,语言要更好地服从于表达感情,并非可有可无。在他看来,更高的境界应该是“诗家圣处不离文字,不在文字”①。这是一种超越于一般的文字追求的化境。
元好问的文学批评具有很强的历史意识、辩证精神。他常将不同时期的诗人加以联系和比较,见出诗歌的内在渊源与精神的艺术的递嬗。如《论诗三十首》中第二首中将晋朝的刘琨与建安诗坛的曹植和刘桢相比较,第三首中认为张华犹有 “邺下风流”,并非“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第二十首中将柳宗元和谢灵运联系起来:“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 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遗山论诗虽主豪放,但对陶柳之诗却非常推许。以柳宗元上承谢灵运,被清人查慎行视为“千古特识”。元好问对作家的评价多从辩证的观点出发,对某一作家不是全面的肯定,也非全面的否定,而是就一个问题做出具体的评价。看来似乎常常显得自相矛盾,实则恰恰显示出遗山论诗的精微之处。最明显的当推对李商隐和苏轼的评价。在《论诗三十首》的第三首中,遗山将西晋诗人张华和晚唐诗人李商隐相比:“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 ”其中对“温李新声”(温庭筠、李商隐)的贬义是不难体会的。但这并非是对李商隐诗的全部认识。其实,遗山对李商隐是相当敬佩的。在第二十九首中,他说:“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即以“精纯”和“真”来概括义山诗的品格。遗山对苏黄等北宋诗人的评价更见其精微卓绝之识。遗山推崇东坡,深受其诗词创作的影响。这是为人所熟知的。他论东坡诗云:“五言以来,六朝之谢、陶,唐之陈子昂、韦应物、柳子厚最近风雅,自余多以杂体为之。诗之亡矣,杂体愈备,则去风雅愈远,其理然也。近世苏子瞻,绝去陶、柳二家,极其诗之所至,诚亦陶柳之亚;然评者尚以其能似陶、柳而不为风俗所移为可恨耳。夫诗至于子瞻,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后人无望矣。”①遗山将苏诗纳入五言风雅传统进行评价,认为苏诗承绪陶柳诗风,能极诗之所至,但又有所遗憾,即所谓“不能近古”。
元好问系鲜卑拓拔氏后裔,生长于幽并之地,尽管他深受汉文化的诗书礼乐的浸染熏陶,对于中原的文化传统承绪良多,但他更为认同北方民族的文化心理。而他的文学批评有很强的北方文化意识。他编纂金诗总集《中州集》,其目的便是为金源保存一代文学文献。在这方面,遗山是有深刻的历史责任感的。元好问的《自题中州集后》五首,可以说是在“北人”的文化立场上的“夫子自道”。如其一云:“邺下曹刘气尽豪,江东诸谢韵尤高。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其二云:“陶谢风流到百家,半山老眼净无花。北人不拾江西唾,未有曾郎借齿牙。”其三云:“万古骚人呕肺肝,乾坤清气得来难。诗家亦有长沙帖,莫作宣和阁本看。”这组论诗诗是对《中州集》里所收的金诗的历史地位与文学价值的高度肯定,其间不可掩抑的是“北人”的自信与自豪感。第二首更是突出地张扬了“北人”的诗学立场。
元好问是金代最杰出的文学家,也是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作为文学批评家,元好问的意义不仅止于金代,而在某些方面突进到了新的高度。对于元代的文学批评,元好问的影响是直接的,又是深远的。元代文学批评的某些重要问题,正是从元好问首开其端绪的。
注释
①③ 《复李天英书》,见《金文最》卷五三。② 《答麻知几书》,见《金文最》卷五三。①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第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② 《杜诗学序》,见《金文最》第612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③ 《古今论诗绝句》,见郭绍虞《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① 《新轩乐府引》,《元好问全集》下册第3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① 《陶然集诗序》,《元好问全集》下册第4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① 《东坡诗雅引》,《元好问全集》下册第25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