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的内容·辽金元小说·文言传奇小说的发展
文言小说分传奇和笔记两种形式。鲁迅对唐后传奇小说评价不高，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甚至说：“传奇小说，到唐亡时就绝了。”其实，唐后包括辽金元的传奇小说仍值得注意。辽金元各有契丹、女真与蒙古族自己的民族文字，故辽金元文学还包括用这几种文字创作的作品，但尚未见这几种文字的小说。辽代仅见王鼎的《焚椒录》，金代无传奇小说传世，元代则有宋远《娇红记》、郑禧《春梦记》等作品，其中以《娇红记》最为杰出。
《焚椒录》，辽王鼎撰。王鼎(?—1106)字虚中，涿州(今河北涿县)人。辽道宗清宁五年(1059)进士，累迁翰林学士，大安初升观书殿学士，坐醉酒怨望罢官，流放可敦城，后起复，《辽史》卷一四○有传。本篇最早见于明陈继儒所辑《宝颜堂秘笈》，有学者疑是伪托，依据是秽亵不堪，与宋人著《契丹国志》所记不合。对此《四库提要》辩之甚详，可信。我们认为，从王鼎角度考察，他能写，敢写，想写，不应对其著作权置疑。据自序，此文写于大安五年(1089)，懿德皇后之变，他“方侍禁近”，知其事，又从耶律乙辛宠婢蒙哥、萧司徒口中详其奸构始末，故能写。时谋主耶律乙辛早已伏诛，帮凶张孝杰亦已贬死，故敢写。作者同情萧后的遭遇，自序称：“叹其冤诬，至为涕淫淫下也。”(对萧观音评价的一家之言——编者)冤死多年，尚未平反，作者自己亦遭贬斥，“触景兴怀，旧感来集”，因而更加想写。
篇名“焚椒”，椒，椒房，古人常用以指代后妃。作品正是写辽道宗懿德皇后萧观音的悲剧一生，为其浣耻洗冤。她是北面官南院枢密使萧惠之少女，自幼聪慧贤淑，能诗，善弹筝、琵琶，道宗为燕赵王时聘为妃，即位后册封为后，甚得爱幸。只因劝皇太叔重元妃“宜庄重临下”，遭其衔恨，因此唆使重元叛乱;又进谏道宗“单骑从禽，深入不测”，被其厌远。耶律乙辛平重元乱有功，擢南院枢密使，权倾一时，独萧后家不肯阿附，乙辛便处心积虑地诬陷萧后。他命人作《十香》淫词，诱骗萧后手书一遍，萧后又乘兴附录己作《怀古》诗，诗中恰嵌有“赵惟一”三字①。乙辛以此为把柄，编造情节，诬奏萧后与乐官赵惟一私通，并指使重元家婢单登与教坊朱顶鹤出首作伪证。道宗遂命乙辛与参知政事张孝杰究治，杀赵惟一等人，敕萧后自裁。萧后求见道宗面陈不得，作《绝命词》有云：“宁庶女兮多惭，遏飞霜兮下击。”“呼天地兮惨悴，恨今古兮安极。”时年三十六。其后乙辛又进一步迫害太子。
作品以实录笔法，直书其事，篇末沿用史家惯例，评论冤案成因：乙辛首恶诬陷，孝杰助纣为虐，伶官得入宫闱，叛家之婢近侍左右，道宗少恩骨肉，“此祸之所由生也”。然懿德“所以取祸者有三，曰好音乐与能诗善书耳。”所记史实与《辽史》吻合，而懿德事详于正史，故厉鹗《辽史拾遗》录其全文，《四库总目》等明清书目多归于杂史类。文中所记虽基于史实，但亦有虚构，其记宫闱秘闻，绘声绘色，描摹曲尽，实亦有所增饰，与《飞燕外传》等一脉相承，属于传奇小说。小说所展示的是政治悲剧，暴露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也是性格悲剧，对萧后的刻画鲜明突出。她作为契丹贵族，较多接受中原文化，“幼能诵《诗》，旁及经子”，长而“慕唐徐贤妃行事”，关心国事，每每进谏得失。她的谏阻秋猎，本出关心道宗安危，但道宗弯弓射猎本天性，自然听不入耳，以致疏远失宠。她端庄贤淑，重元之乱并非因她规劝重元妃，与乙辛专权均出自宗室内部倾轧，她不过是牺牲品。劝人“以庄临下”，自身决非淫乱宫闱者。其喜读之《十香词》与自作之《回心院》均轻靡浮艳，似与其性格不合，前人亦称其“语多秽亵，实不足据”(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此正见契丹女子的率直、任情，而不像中原上层妇女在闺箴阃范束缚下的温婉内敛，没有礼教桎梏下心态的槁木死灰。王鼎和《辽史·后妃传》视其才华为“致诬蔑之阶”，是从“辽以鞍马为家”的民族习俗出发，而非中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王鼎作为文人，对其才华是赏识的，《焚椒录》中全录《回心院》《十香词》二诗。前者见才情，表现其被冷落的痛苦，重获爱情的渴望，感情热烈而执著;后者则暴露出乙辛奸谋，而萧后在被冷落中“读而喜之”，亦可以理解。毛晋在《津逮秘书》本篇跋语中说：“谈《焚椒》者，辄酸鼻切齿为萧氏惜。”“使后之骚人韵士钦其德，美其才，悲其遇，啧啧不去口。”《焚椒录》多引诗词，对后世传奇小说创作颇有影响，萧观音的诗作亦赖以传世，并被文学史家所推许。作品着力写萧后，中心突出，前人颇以其不录乙辛谋害太子及伏诛事为憾，而实际上在前一悲剧结束、后一悲剧开始时截住，正是本篇特色。
《娇红记》，明刊本全称作《新锲校正评释申王奇遘拥炉娇红记》，明丘汝乘《娇红记杂剧序》云：“元清江宋梅洞尝著《娇红记》一编，事俱而文深，非人莫能读。”最早记载本篇，研究者多从其说。明刊本亦有署虞集或李诩撰，不知所据。宋梅洞，名远，号梅洞，清江在今江西，生平不详。日本伊藤漱平《娇红记解说》考证其为宋末元初人，卓有文才。据篇中申生求婚时自比“张生之于莺莺”，必非《莺莺传》之始乱终弃者，当作于《西厢记》问世之后。另据楝亭藏书十二种本《录鬼簿》著录，王实甫亦作过《娇红记》杂剧，则宋远当与王实甫同时。
本篇写北宋宣和间申纯往母舅家探望，恋表妹娇娘之美，逗留数月，诗词往还，相互生情，誓约嫁娶。归后遣媒求婚，母舅囿于朝廷立法不允。生感伤成疾，假托养病，再至舅家，与女叙情，私情为其舅侍妾飞红发现，从中作梗，只好怏怏而返。生后考中进士，舅母病故后，至舅家帮助料理家务，女亦极力结好飞红，红转而促成，舅终于应允婚事。不料帅府幼子闻娇娘艳名逼婚，舅被迫毁约，女抑郁成疾，一病不起，实现了“事不济当以死谢”的誓言。生亦“甘从地下”，自缢被救后绝食而死。舅追悔莫及，将女棺木送至生家，使二人合葬。后有双鸳鸯飞翔其墓上下，人称鸳鸯冢云。
高儒《百川书志》说本篇“本《莺莺传》而作”，篇中确有对之模仿之处，而在精神上，实与《西厢记》一脉相通。没有风流艳遇的卖弄，“尤物”“补过”的诡辩，有的是“世间万事转头空，何物似情浓”的赞美，有情人难成眷属“岂不哀哉，岂不痛哉”的浩叹。与《西厢》之别，无非一为喜剧欢歌，一为悲剧挽词，实则异曲同工，又有胜过之处。作品突出之处，一是具体细腻地描述了申王二人的感情历程。此前的文言小说，《莺莺传》在这方面值得称道，本篇则后来居上。二是真实深刻地展示了申王的爱情悲剧。此前的文言小说写爱情悲剧较著名者，有《霍小玉传》《莺莺传》《长恨歌传》《步非烟传》等。小玉与莺莺的悲剧在于男子负心，前者还涉及等级制度、门第观念，李杨悲剧出于政治原因，步非烟则是“为媒妁所欺”，所遇匪人，所写都有相当意义。本篇则鲜明地揭示出“其父泥于执一不通，未谙男女所愿，蠢尔凡庸，无足为道”。是家长的顽固和封建礼法，扼杀了他们的爱情和生命。陈鹏说：“宋人中表为婚之俗，亦不减唐代，惟士大夫仍有期期以为不可者。”①明洪武二十二年，翰林院待诏朱善曾上言请弛中表为婚之禁，《续通典》云：“太祖尝是其言，而修律时未厘定，遂不改云。”清律仍沿明律之旧，只于条例中申明“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应从民便”。故清朱轼《仪礼节略》云：“六礼最重问名，外内之亲，抑将废此礼乎!”《曾国藩家书》亦言：“中表为婚，此俗礼之大失。”可见不许中表为婚，并非从优生学考虑，而是从礼法着眼。酿成悲剧后娇父也曾“痛自悔”，但其前当得知二人私情后，却是“大怒，审实于红，将治之”。飞红为之掩饰，他仍严加防范，比《西厢》中老夫人还顽固。边帅倚仗权势的威逼，拆散良姻，亦是造成悲剧的重要原因。
目前尚无材料说明本篇是否有生活原型或其他依据。程毅中对此作了大量考索，认为：“这时期婚姻自由的要求，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文学主题。一方面是道学家在进一步确立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一方面是青年男女包括‘才子佳人’正在逐步觉醒，提出‘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愿望。这种愿望既表现于把《莺莺传》改造为《张浩》(见《青琐高议》)或《西厢记》的喜剧类型，也表现于一部分为争取婚姻自由而殉情的悲剧类型。”②书中列举了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陶裴双缢》、元好问《摸鱼儿》与《江梅引》词序所记大名民家小儿女、西州士人家女阿金与同郡某郎的爱情悲剧，并说：“当时反包办婚姻的抗争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且也震动到了知书达礼的闺门淑女的心弦。《娇红记》就是在这样一种典型环境中产生的。”我们赞同此分析。爱情婚姻本是文学包括小说在内的传统主题，随着封建礼教统治的强化，反礼教要求婚姻自由的呼声也高涨，这必然要反映到创作中。宋远正是感受这一呼声，又借鉴以往小说的成就，使《娇红记》后来居上，成为描写爱情的最优秀的篇章之一。
本篇全文一万七千余字，是迄于元代最长的文言小说，长就长在比以往描写更为细腻，情节也甚曲折。全篇除遇鬼一段出于虚幻，其余都是基于生活的具体描写，把文言小说的叙事功能发挥到空前的水平。有研究者称之为中篇传奇，或诗文小说，或文言话本。其描写细腻，突出表现在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大量生动细节和入微的心理刻画，把人物形象描摹得鲜明丰满。作品写二人分居两地，故非青梅竹马。初会数月，申生每以诗词言语导情达意。“娇则凝眸正色，若将不可犯”，而其内心则“诸事不复措意，寝梦不安，饮食俱废”。在礼教的重压下，不能明确表白，“春愁压梦苦难醒”，而又在有意无意间流露其眷恋，如阻止劝酒、收藏赠诗等，写得都很生动。研究者多举分煤与拥炉两段，其他各段同样富于韵味。试看匀香望月一段：
生独危坐堂中，欲即外舍。俄而娇至筵所，抽左髻钿钗，匀博山里余香。生因曰：“夜分人寝矣，安用此?”娇曰：“香贵长存，安可以夜深弃之。”生又继之曰：“篆灰有心足矣。”娇不答，乃行近堂阶，开帘仰视，月色如昼。因呼侍女小蕙画月 以记夜漏之深浅，乃顾生曰：“月已至此，夜几许? ”生亦起，下阶瞻望星汉，曰：“织女将斜河，夜深矣。”因曰：“月 白风清，如此良夜何? ”娇曰：“东坡钟情何厚也!”生曰：“奇美特异者，情有甚于此，焉可以此诮东坡也? ”娇曰：“兄出此言，应彼此苦众矣，于我何独无之?”生曰：“然则实有也。不然则佳句所谓‘压梦’者，果何物而苦难醒乎? ”言情颇狎。娇因促步下阶逼生曰：“兄谓织女斜河，何在也? ”生见娇娘骤近，恍然自失，未及即对。俄闻户内妗问：“娇娘寝未?”娇乃遁去。
宴后申生独坐厅堂，娇娘来弄香，显然是有意的，其“香贵长存”之说，亦语义双关，包含对爱情的态度。下文拥炉诉肺腑时便明言：“妾知兄心旧矣，岂敢固自郑重以要君也，第恐不能终始，其如后患何? ”望月对话亦然。娇“促步下阶逼生曰：‘兄谓织女斜河，何在也? ’”蕴涵牛女传说，而其行动亦如分煤中牵生衣拭其指污处，超出一般表兄妹关系，连申生都感突然。她后于拥炉时断然说：“异日之事，君任之;果不济，当以死谢君!”可见，她比崔莺莺更大胆，更执著，非一时冲动，图片刻欢愉，而期有始有终，想到可能的后果，并作了最坏的准备。下文“拥炉”明确了二人关系，为篇中重要情节，故于全称中特别标出。而其后波折有增无减，不只申生几度往返，即拥炉之后的寝室私会，申生欲往，为雨所阻，娇娘来就，申生酒醉，也都不一帆风顺。中间又有丁怜怜和飞红的插入，使事态更为复杂。由丁怜怜伏下帅子求婚，拆散鸳鸯，并引起下文偷鞋情节。飞红在作品中地位较特殊，甚至嵌入篇名。她原是舅舅侍婢，后成其宠妾，喜谑浪，善应对，工诗词，主动与申生接近，引起娇娘的猜忌，经申生一再解释，并指天自誓始释嫌。这也丰富了娇娘形象，体现其对爱情专一的追求。此后申生有意冷落飞红，惹其不满而作梗，致舅母察觉二人行迹。这种种描写，固然体现好事多磨，也使情节曲折跌宕，人物形象更丰满。比较而言，申生形象稍弱于娇娘，其最后一次分别甚至对娇言：“勉事新君，我与子从此诀矣。”引起娇娘的不满：“兄丈夫也，堂堂五尺之躯，乃不能谋一妇人，事已至此，更委之他人，君其忍乎!”申生并非无情，而是无奈，他最后抛弃功名利禄，“甘从地下”，以生命唱出爱的悲歌，发出对封建礼教的控诉。
《娇红记》不仅在元代小说中独占鳌头，并且具有多方面开创意义。如上所述，开文言中篇传奇之外，作品还强化了诗词在篇中的比重。与诗词结合本是中国小说的传统，诗词往往与情节相结合，但数量不多，本篇穿插诗词六十余首，亦为前所未有。这些诗词有的与情节相结合，不可或缺;有的从情节考虑，则可有可无，但增加韵味，形成了本篇一个特点。此后多有效颦者，以致形成一“体”，有研究者称之为诗文小说，但“东施”们有的诗作得并不好。本篇对后世影响甚大，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有八部剧本是据此移植改编的，明清有多种小说提及本篇，有的如《贾云华还魂记》即脱胎于本篇，《金瓶梅》不仅书名模仿，有些诗词与情节亦取自本篇，其对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则更为明显。
《春梦录》别具一格，此篇未见著录，最早载于涵芬楼本《说郛》卷四二。据自序知作者郑禧，字天趣，永嘉(今浙江温州)人，作于延祐戊午年(1318)。叙其客于洪府时，有媒妪为吴氏女说媒，辞以已婚，并戏赋一词。女爱其才，且有亡父归儒士之嘱，愿为贰室，步和其词，嘱托人求婚。女母不允，另纳富家聘。女誓不从，遭母痛打，郁愤成疾，临终时嘱以郑之诗词书翰殉葬。又是一凄楚感人的爱情悲剧。
本篇特色在于：序中概述故事，正文则以缀辑二人往来词翰为主，继承唐《本事诗》一类作品的表现方法而发展之，亦借鉴《莺莺传》篇末引诸人诗评论，成为带有自传色彩的诗话体小说。这些诗词书札，抒情而兼叙事，辞章清丽，情真意切。作品所写可能有据，亦必有虚饰加工。作者并未与吴女谋面，如自序所言：“非悦其色也，爱其才也;非徒爱其才也，感其心也。”在两性结合标准上更加突出“才”字，是对传统郎才女貌观念的发展，对“女子无才便是德” 的教条的反动，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才子佳人小说。至于作者的创作，我们以为，既感于吴氏女的才情，感于自己的才情被人赏识，也有卖弄之意。篇末有嘉子述后序，从封建道德角度予以否定，言“《春梦》一录，非所以为荣，实所以为辱”。并附俪语断后以“自难之”。有研究者指出，从文风看与正文如出一辙，疑为作者自弄玄虚，亦说明出于卖弄。至于缀辑诗词书翰的形式，则少有后继者。
此外，《绿窗记事》也值得一提。此书明姚溧《宝文堂书目》子杂类著录，不题作者。今见明嘉靖间抄本《说集》第十六册，不分卷。所收多为南宋与元代故事，有些亦见于别书，论者或以为是汇编众作而成，但自《搜神记》之作便兼“承于前载”和“采访近世”，流传于当代的故事，均可采录，亦可能出一人之手，唯不知作者是谁。书中相邻两目均对仗，如《一妓师道》和《二妾学尼》，《潘黄奇遇》和《张罗良缘》，颇与“三言”相似，亦是一创造，并影响了后来的白话小说。
本书最著名的两篇便是《潘黄奇遇》《张罗良缘》，都写宋代故事，风格略与《娇红记》相近。前者叙潘用中因吹笛与邻家黄氏女相爱终成眷属事。因二人时以诗帕裹胡桃投掷传递，明代《绿窗女史》与《剪灯丛话》收录时便更名《桃帕传》，并题宋王右撰，不知所据。周楫将其演为白话小说，即《西湖二集·吹凤箫女诱东墙》，汪廷讷还将其改编成《投桃记》传奇。后者叙张幼谦与罗惜惜婚恋事。二人同日生，幼曾同学，誓必偕老。及长，张母觉其意，遣媒求婚，罗父母嫌其贫不许，而纳富室聘。女约张私会，言：“但得君来会面，宁与君俱死，永不愿与他人俱生也。”出嫁前两月，更是无夜不会，声言：“当与君尽欢，虽死无恨。”私情暴露，张被执送官，女投井不果。恰张中举，郡县守怜才，劝富室退婚，二人团圆。张罗之大胆执著，可与《娇红记》之申王比，只是结局不同。本篇即《初刻拍案惊奇》卷二九《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之本事，元佚名之《罗惜惜》、明王天寿之《石榴花》、清黄振之《石榴记》等戏曲，亦据此敷演。
注释
① 萧观音《怀古》诗云:“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① 《中国婚姻史稿》第408页,中华书局1990年8月版。② 《宋元小说研究》第200、20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