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的文献·辽金文学的文献·总集、别集·总集

清代至民初，先后出现过5部全集性辽代诗文总集。韩小亭《辽文存》是其最早的成果，已亡佚。

缪荃孙《辽文存》是现存清人所编辽代总集的最初成果。缪荃孙于光绪中总修《顺天府志》时，搜拓畿辅碑志，甄录辽代诗文二百多篇，编为《辽文存》6卷，附录《辽艺文志》、《辽金石目》各1卷，使本书成为粗具规模的辽代诗、文总集，为研究辽史和辽代文学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料。它承袭《文选》以来总集的通行体例，将所收作品按文体分为16类。但它在诗、文辑录方面有疏误，既颇多失收，同时对非辽人作品也有误予阑入的现象，文字讹舛和失校之处也不少，与一代作品全集备本尚有相当距离。《辽文存》有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海来青阁刊本。

王仁俊《辽文萃》是踵缪编之后又一补遗性著作。编者有憾于上古至明皆有总集，唯五代和辽阙如，便自光绪二十年(1894)起矢志编辑《五代文荟》与《辽文萃》。四年后《辽文萃》成。初为14卷。光绪三十年(1904)，王氏得见缪荃孙《辽文存》后，便删去与其重复的篇什，又做了一番搜阙补遗工作，将剩下的一百余篇厘为7卷，包括正编4卷，《补遗》《作者考》和《逸目考》各1卷，书末附《辽史艺文志补证》1卷。编次和分类大体与缪编相同。编者《述例》谓其书名乃取《易·序卦·传》“萃者，聚也”和《小尔雅·广言》“萃，集也”之义，并在《自序》欣慰地说：“于是契丹遗文，盖萃于此矣。”实际上此书遗漏和错误仍不少，足见一代总集的编纂是何等的艰辛。《辽文萃》有清光绪三十年无冰阁刊本、民国年间金毓黻《辽海丛书》本。

嗣后，黄任恒《辽文补录》问世。关于此书的编辑缘起与成书经过，编者在作于民国八年(1919)的“叙言”中说：“余辑《辽文最》四卷，甫成于光绪三十年，得诗文一百八十余篇。其短小诏令、佚存诗句，余以为无关文意，故尽从割爱，非漏收也。历岁增删，屡易其稿，卒以见闻寡陋，卷帙无多，深滋愧矣。今岁己未春，巡阅书肆，购得《辽文存》六卷，始知江阴缪筱珊先生二十年前已有是辑。开编披读，则所载金石文字多至七十余通。时先生官京师，总修《顺天府志》，广搜碑版，故辽文获此巨观。斯乃独得时地之优，非南方下士所能致力也。然短小之诏令、佚存之诗句，辑文集者原不必收，且无名氏之《北辽遗事序》及王枢、张通古、魏道明诸人之诗，皆成于金代。先生概为录入，未免失于断限之宽，而西夏、高丽称藩于辽，其所作之时明有可考者反从删汰，则亦未见其允当也。顾先生书既已出世，则余稿可以不存。惟余稿中有先生所阙者凡七十余篇，似不妨摘而录之，以萃辽人一代之文焉。”黄氏指摘了缪编失当之处，但他的某些看法也未必完全正确，如对于“短小之诏令，佚存之诗句”，若从求全的角度看，还是应当予以辑录的，何况辽代文献散佚颇多，更有必要重视这些残章断简的价值。而且，以当今之观念绳之，《辽文补录》阑入高丽、西夏之诗文，并非完全妥当。黄辑《辽文最》已不存。《辽文补录》作为对缪编的续补，确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书后附其《辽文最》原序文与目录。黄任恒未见到王仁俊《辽文萃》，所以二书仍互有重收。《辽文补录》有民国十四年(1925)刊《述窠杂撰·辽痕五种》丛书本。

罗福颐《辽文续拾》，掇拾缪、王、黄三书之遗，由正编2卷、补遗和汇目各1卷组成。有民国二十六年(1937)刊《待时轩丛刊》本。

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现了几部集大成式的各体作品全集。《全辽文》导夫先路。陈述因补注《辽史》而搜罗辑录辽代作品，并有感于缪、王、黄、罗四编各自成书，既互有重出，又都失之缺漏，于是将诸书所录之诗文重新编排、校勘、订误、补遗，辑成《辽文汇》10卷，收作品凡五百多篇，大大超过了以上四书所收之总和。《辽文汇》于1953年由中国科学院印行。嗣后30年间，编者又将陆续发现的辽代作品，辑成《辽文汇续编》，未付梓。后来，陈述将此二书合并为《全辽文》，收诗文作品八百余篇。该书于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分13卷，末附《类目索引》《作者索引及事迹考》和《图版》。《图版》部分为考古新发现的以契丹文字写成的各种应用文体性质的碑刻，不与书本体装订在一起。《前言》和《序例》可使读者体味编者的甘苦，领略编者的治学经验。

《全辽文》出版距今凡19年。其间又有不少辽人作品和辽代刻书陆续被发现，也出版了一些各种撰述和各类文体作品的影印本、辑本，如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整理的《应县木塔辽代秘藏》(文物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刘好佐《应县木塔古诗文会评》(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黄震云《〈全辽诗词〉辑录与编年考述》(载《辽代文史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和阎凤梧、康金声主编《全辽金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以及台湾江应龙所编《辽金元文汇》(3册，台北国立编译馆1985、1986、1988年陆续出版)等。它们都起到补阙增益的作用。

向南(杨森)自20世纪70年代起广泛搜求辽代石刻的原件、拓本和抄本，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成《辽代石刻文编》，收汉文石刻文三百余篇。此书最突出的一个优点是，每篇作品之前有简要说明，略记其出土时间、地点和形制;对石刻文中凡能补正《辽史》之缺谬和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历史、民族、地理、官制、宗教、典章制度、人物事件等词、语，皆在注文中予以考证、诠释，征引文献颇富。它与《全辽文》的情况相同，限于印刷条件，未收契丹文石刻。该书不仅对于考稽辽代文坛事件有重要作用，而且所收许多碑文本身就是文学作品，从一定角度反映了当时的创作情况和水平。

辽诗今存数量很少，自然难以独立成帙。陈述《全辽文》属于诗文合编性全集，其中辑录诗作76首。《〈全辽诗词〉辑录与编年考述》和《全辽金诗》是迄今整理辽、金诗的最新成果。它们均追求“全”，为辽代历史与文学的研究提供尽可能完备的史料，对保存辽代韵文有明显的意义。前者共辑录140首诗词(其中词10首)，大大超过陈编。后者由《全辽诗》和《全金诗》两部分组成。《全辽诗》部分收录诗人83家，诗作连残篇计算在内共142首。本书是集体项目，成于众手，统稿力度也有所欠缺，主要问题是挖掘、辨析史料的功夫不够，对新发现的资料和新研究成果未注意吸收，错误和疏漏较多。合作项目容易产生的问题和弊端在书中都有所表现。

据元好问《中州集》，金人编纂了不少本朝诗文总集，如李任道所编以云馆二星命名的宇文虚中和朱弁的合集、魏道明编商衡增益的《国朝百家诗略》、赵秉文《明昌辞人雅制》等。这些文献都没能保存下来。元好问编成于金亡后的《中州集》和《中州乐府》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金代诗、词总集。今存元人所编《河汾诸老诗集》和《二妙集》也是今存使用价值较高的总集。金代文，元姚燧《牧庵集》卷二○《中书右三部郎中冯公神道碑》称，金代文学家冯璧之子冯渭入元后曾 “搜辑金代文章，凡积若千百卷”，惜未见传世。

诗选本《中州集》全名《中州鼓吹翰苑英华》，又称《翰苑英华中州集》，共辑录作家251人，诗2062首。它以天干为序，分为10集，每集1卷。有元好问自序和家铉翁跋语，元刊本和明汲古阁刊本还有张德辉的后序。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元氏在汴京任尚书省掾时，曾与冯延登、刘祖谦相约编纂此书，但在金朝处于危急存亡之际，未及着手实施。第二年元好问被蒙古军羁管于山东聊城，“杜门深居，颇以翰墨为事，冯、刘之言日往来于心。亦念百余年以来诗人为多，苦心之士积日力之久，故其诗往往可传。兵火散亡，计所存者才什一耳。不总萃之，则将遂淹灭而无闻，为可惜也。乃记忆前辈及交游诸人之诗，随即录之”。恰逢商衡之子来访，带给他商衡手抄增补的《国朝百家诗略》。元好问将它与自己所编合为一书，名为《中州集》。此时编成的只有前7卷。它收录了109位诗人的作品，基本上依时序编排。嗣后十余年间，元好问又断断续续增补完后3卷，并充实了前7卷。后3卷共辑录140位诗人。卷八首标“别起”二字。卷八和卷九的前半部分又依时序编排金初至金末的许多小诗人。卷九下半部分与卷一○改为以类诠次，分为诸相、状元、异人、隐德、三知己、南冠、附见六类。体例与前7卷不同。显系后来陆续补辑而成。书成之后，因财力困难，搁置了数年，直到定宗皇后海迷失称制元年(1249)才在真定提学赵振之资助下刊行。元好问选诗的宗旨是“以诗存史”，保存失传可能性较大的作品，对常见的诗作和当时有文集传世的作家的诗作则酌量少收，并且为每位入选作家撰写了小传。在当时历史条件不允许编纂一部大规模、大容量全集的情况下，元好问用选集的方式使一批历史、文学史料免于泯灭，此功不可埋没。《中州集》在清郭元《全金诗》问世之前一直是收诗最多的金诗总集，作为当代人所编的当代诗集，更有其独特的意义。它是我们今天认识、研究金诗最重要的依据之一。《中州集》于1249年初版之后，元至大三年(1310)，平水曹氏进德斋再度刻印。明人刊本主要有弘治九年(1496)沁水李瀚刊本、明末毛氏汲古阁刊本。清人刊本主要有四库全书本、光绪七年(1881)读书山房刊本。民国时期有《四部丛刊》缩印董氏诵芬室影元本。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断句排印本，为《金元总集》丛书之一。它以诵芬室影元本为底本，校以汲古阁本。《中州集》的大多数版本都附录《中州乐府》。

词选本《中州乐府》，1卷。它收词人36家，词作124首，其中有误收宋、元人的词10首。它同样贯彻了编者“以诗存史”的意图。凡《中州集》未收其诗的作家，《中州乐府》都有详细的小传，如完颜从郁、张中孚、王浍和折元礼四人。此书还反映了元好问对金词发展走向的认识和总结。它把吴激和蔡松年排在最前面，以标志吴蔡体肇开有金一代词风的历史功绩及金词与南宋词迥然不同的美学风貌。所选作品标榜北方词伉爽清疏、豪壮遒上、颇多深裘大马之风的特征，并肯定了在这一总体特征下的多种风格。《中州乐府》大约与《中州集》同时编成，是今存成书最早的一部金词总集。它大都与《中州集》合刻，丛书本主要有读书山房刊《元好问先生全集》本、《影印宋金元明本词四十种》本、《彊村丛书》本(附校记一卷)。今人笺注本有赵兴勤、申士尧、鲁安澍、孟广超笺注的《中州乐府》，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出版。

《河汾诸老诗集》，元房祺编，8卷。此书辑录8位金末元初出生或长期生活在黄河、汾河之间平阳府一带(今山西临汾、运城两地区)的作家诗作201首，人各1卷。河汾诸老是一个地域性色彩极浓的诗歌创作群体，皆从大文豪元好问游，诗歌创作亦受其影响。《河汾诸老诗集》成书于大德五年(1301)至皇庆二年(1313)，由平水高昂霄尊贤堂刊行。房祺后序称，有嗥嗥郝先生序。明弘治十一年(1498)，时任监察御史的山西沁水人李瀚出畀此书于开封同知谢景星再次梓行。明崇祯末，毛晋汲古阁又刻。清代开馆编《四库全书》时，馆臣未见元尊贤堂刊本和明李瀚刊本，认为它们已佚。《四库全书》所收乃汲古阁本，提要说：“此本为毛晋汲古阁所刊，称以林古度、周浩若及智林寺僧所抄三本互校，乃成完书。然祺后序称古、律诗二百一首，嗥嗥郝先生序于前。今郝序已佚，而诗止一百七十七首，则尚非全本矣。”汲古阁本其实也不是177首。四库馆臣是据总目录计算的，凡总标题下有分标题的组诗没有分开统计。故所谓177首应为177题(组诗只计总题)。实际为198首。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汾州人曹学闵官京师，得明弘治旧刻，以汲古阁本和旧抄本校之，并补小传，请文坛大老翁方纲审定，梓于家塾，这就是敬翼堂刊本。它存诗200首，多于汲古阁本，而且考订精详，堪称善本。道光十五年(1835)，其后人曹容甫再次刊于家塾。容甫侄曹树谷参预校勘，又从《山西通志》补入曹之谦《虞坂晓行》一诗，并作跋语。至此，《河汾诸老诗集》复为完璧。丛书本除四库本外，还有《四部丛刊》所收上海涵芬楼影印的乌程刘氏嘉业堂藏影元写本、《元人选元诗五种》所收胶州柯氏藏元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所收《诗词杂俎》本、《粤雅堂丛书》所收汲古阁重刊本。今人整理的本子有二：1.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出版的校点排印本。它以汲古阁本为底本，校以《四部丛刊》本和《粤雅堂丛书》本，列入《金元总集》丛书。2.张正义、刘达科校注本，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它以曹氏敬翼堂刊本为底本，以上述所有本子入校，对人名、地名和冷僻典故加以注释，前有新撰前言，后附历代诸家序跋、著录，使用简体字和新式标点，横行排版。

《二妙集》，金末元初段克己、段成己诗词作品合集。克己孙段辅编成于元泰定年间，吴澄为之序。段氏兄弟于金末游京师，文坛耆宿赵秉文赞之以“二妙”，故以之名集。虞集《河东段氏世德碑铭》(又称《稷山段氏阡表》)说克己、成己“各有文集数十卷”。段辅在跋语中说克己、成己“遗文惜多散逸”，他合二人“所幸存者古律诗乐府三数百首”，编为此集，于泰定四年(1327)刻之家塾。此书包括诗6卷，词2卷，收段克己诗115首，词67首;收段成己诗187首，词53首。近代孙德谦从《临汾县志》辑出《二妙集》所失收的《平水神祠》诗1首，附录于他为“二妙”所编年谱之后。清末民初人缪荃孙从《弼宋楼藏书志》《金文最》和《山右石刻丛编》辑出佚文7篇，编成《二妙集遗文》1卷，吴重熹将它与《石莲龛汇刻九金人集》本《二妙集》8卷合刻。孙德谦辑有《二妙集补遗》1卷，收入其《金源七家文集补遗》丛书。我们又从《永乐大典》卷18245又发现段成己《梓人遗制序》文和《霍峰望月》诗，为前人所未见。《二妙集》在元泰定四年段辅编订的塾刻本之后，明成化十七年(1481) 又由绛州守贾定订补刊行过。今存版本主要有元刊明修本、明成化十七年贾定补本、《四库全书》本、《石莲龛汇刻九金人集》本，此外还有几种抄本。清人顾嗣立《元诗选》二集收录《二妙集》诗1卷，为段氏兄弟诗作的选本。

清人整理的金代作品总集主要有以下数部。

《御选金诗》，清张豫章等奉敕编纂，为《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之二。康熙四十八年(1709)成书。《御选四朝诗》是一部大型巨著，凡302卷，首2卷，姓名爵里13卷。其中金诗24卷，首1卷，姓名爵里1卷，辑录作者321人。《御选金诗》体例与全书一样，“其诗则首帝制，次四言，次乐府歌行，次古体，次律诗，次绝句，次六言，次杂言，以体分编”(《四库全书总目》)。《御选四朝诗》有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内府刊本、《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金诗选》，清顾奎光选辑，陶玉禾参评。卷首有顾奎光序、陶玉禾所撰带有金诗总评和重要作家点评性质的《例客》及《金诗选名字爵里录》，较有参考价值。有乾隆十六年(1751)刊本。

郭元的《全金诗》是集金诗之大成的巨制，本时期金代文献整理领域引人注目的成果，有继《中州集》之后金诗总集编纂的又一里程碑之誉。它成书于康熙五十年(1711)，全名《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74卷。此书在《中州集》的基础上重为葺缀增补而成。它广采旁搜，细大不捐，收录作者358人，诗作5544首，篇幅比《中州集》倍增。在编排上，它没有仿照《中州集》的原有体例，而是“卷首上”收帝藻、公族、金源，“卷首下”收乐歌，卷一、二为诸相，卷三为状元，卷四至七为宋耆旧，卷八至一四为大家，收党怀英、赵秉文二人，卷一五至二一为名家，卷二二以下为诸家，卷五三为异人、隐德，卷五四至五九为河汾诸老，卷六○、六一为道释，卷六二为宴会、名媛、仙鬼、谣谚、无名杂诗，卷六三至七四为遗献二人，收元好问与刘祁。此书全部保留了《中州集》的作家小传，又网罗群籍中评论金代作家、作品之言论，分别附于相应的作家小传、作品之后。此书未收《中州集》卷一○中的五南冠。与元好问“以诗存史”的意图不同，郭氏重在“以史证诗”，以保存整理金源一代为宗旨，“同异并存，洪纤不失”(《全金诗》奏章)，力求反映金诗传世作品全貌。据康熙帝序，《全金诗》进呈御览后，玄烨“遂命更加搜缉”，终于使它“卓然成一代之书”。《全金诗》仍存在某些不足。首先，辑佚范围仍嫌不广。如当时王寂的《拙轩集》已佚，郭氏只据《中州集》辑录7首。《全金诗》成书后，乾隆年间四库馆臣才从《永乐大典》辑出王寂的诗文，厘为6卷。《道藏》所收道士诗人文集中的诗，也未予录入。方志、石刻所载零星诗篇，失收亦不少。其次，体例稍有失当。如有文集行世者，不是先收其集中之诗，再补录佚诗，而是先收《中州集》中的诗，再以其文集增补。这样处理，搞乱了文集原有的编排次序。再次，把作家按身份分为16类，也表现出历史局限性。尽管如此，作为历史文献，此书仍不失为清人整理金诗的一项突出的成果。至今仍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全金诗》有《四库全书》本、清内府刊本、扬州书局本。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缩印本，为《四库文学总集选刊》之一种。台湾也出过缩印本。

近代，孙德谦在《中州乐府》的基础上辑佚增补而成《全金词》。该书虽以网罗全部传世的金代词作为宗旨，但收录范围并不广。其草创之功应予肯定。仅有稿本，南京图书馆藏。另外，刘毓盘收金代历朝国君词作辑为《金诸主词》，收入其《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

清人庄仲方《金文雅》和张金吾《金文最》是两部常被人并提的金人总集。张金吾的《金文最》集金代文之大成，是清人继官修《全金诗》后又一项金代文献整理的重要收获，堪与《全金诗》合称双璧。它是编者积12年功力，四处搜访、网罗，三易其稿而成的巨著。全书120卷，辑录42类文体，近2000篇骈、散文作品。书名“最”，乃取《公羊传》“会犹最也”之意。可见编者有会聚金代文章之意旨。它不但采录广泛，而且编排严谨，考订、校勘都较精审、确当。若以汇纂一代文章的全集的标准衡之，它或许尚有一定距离，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个人之力完成这样一项艰巨、庞大的工程，的确是很不容易的。它是20世纪以前辑录金代文最多的文献，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此书自然也有所疏误遗漏。它只收完整之文，不收残篇，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此书编成于道光二年(1822)，但刊行时间在《金文雅》之后。书成后搁置了60年，光绪八年(1882)始有广州粤雅堂刊本，120卷。光绪二十一年(1895)苏州书局重刊，删去《金文雅》已收之文，仅存目录，将其余合并为60卷。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校点排印本。它是以粤雅堂本为底本整理的，匡误补阙殊多。

《金文雅》是诗文选集，16卷，成书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庄氏编此书的意图是“聊存一代文献”(自序)。它经“广搜严遴，汰其粗率，取其雅驯”，共选辑作者80人，作品包括五、七言古诗和各体骈、散文330篇，分为27类。因过去曾有金元好问所编金诗总集《中州集》，故庄氏重点在于收罗各体文章，并依《南宋文范》之例，书前有“作者考”。此书比张金吾《金文最》略为晚出，但刊行时间略早。作为选本，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编者的去取标准和对金代文的认识。它选入了不少有代表性的文章，但选汰之间也有不尽妥善之处，而且采录的范围只涉及二十余种书。因此其史料价值不及《金文最》。《金文雅》有光绪十七年(1891)江苏书局刊本。

清及民初学者所编兼收金代作品的各体通代总集、丛书很多，这里只介绍两部价值较高的金人文集丛编。《石莲龛汇刻九金人集》，清吴重熹编，收王寂、赵秉文、王若虚、李俊民、元好问、段克己和段成己的诗文集以及蔡松年的词集，另外还有元人白朴的词集，光绪年间海丰吴氏刊本;《金源七家文集补遗》，民国孙德谦编，是对赵秉文、王若虚、元好问、李俊民、段氏兄弟的诗文集以及蔡松年和元人白朴的词集的补辑，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就旨在网罗一代各体作品的全集型总集而言，20世纪30年代以来，陆续出现了一批总结性的巨著。无论从收罗范围之广来看，还是就考订、校勘之精来看，它们都堪称前无古人。

薛瑞兆、郭明志《全金诗》是新时期出现收录数量最多、校勘订误最精详的成果。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厘为160卷，分4册。全书收作者534人，完整诗作12066首，还有大量的残章断句未统计在内。其编纂规模、水平和质量大大超过了元好问《中州集》和郭元《全金诗》。 它所收作家是元编的两倍以上，比郭编多收近180人;所收诗作，不算残诗，几为元编的六倍，比郭编多出一倍有余。其辑录范围比元、郭二编更为广泛。编者较全面地涉猎了各种宋、金、元人的诗文总集、别集以及有关史籍、方志、道藏、类书、笔记、诗话、金石、书画题跋、文物考古资料等文献，从中辑出不少散佚诗作。此书突破了前人以政治态度为甄别标准的历史局限。如《中州集》所收而郭氏《全金诗》不收的五位“南冠”诗人，此书则予以辑入;南宋人洪皓使金被羁期间的诗作，因为它们以独特的视角和感受反映了金朝的社会生活，此书也收录。在编排体例上，它不采用前人以类相聚的方法，而是以时序编次。生活年代失考者，则另立专卷。入编诗人皆有小传。小传皆注明出处。对有文集传世者，据其文集的善本、足本收录，校以其他有价值的本子，然后辑录佚诗。对无文集传世者，则先辑录《中州集》所收之诗，然后续录来自其他文献的佚诗。对所辑之诗皆注明出处。校语随文夹注。当然，以尽善尽美的标准绳之，该书仍稍有不足。这是正常的。编者在该书出版后，一直辑佚订误，预计他们的新成果不久将会面世。近年来出现的订补性成果主要有王庆生《读新编〈全金诗〉》(《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总第326期，1998年1月)、刘达科《新编〈全金诗〉补正》(《元好问及辽金文学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和胡传志《新编〈全金诗〉小议》(《古籍整理出版简报》2001年第5期)等。

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阎凤梧、康金声主编的《全辽金诗》。其中金诗部分收录诗人633家，诗作包括残篇凡11918首，少于郭、薛编《全金诗》。此外，它在作家小传、作品校订、编辑体例和具体技术等方面也存在若干不足。一代全集的编纂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程。尤其在前人或同时代人已有所建树的情况下，争取后出转精实为不易，非下力气不可。宁佩荣有书评《读〈全辽金诗〉》，见《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3期，谈此书优劣得失较详尽中肯。

唐圭璋《全金元词》分上、下两册，上册为《金词》，下册为《元词》。金词部分收70人3572首。在此书之前，金词的整理成果有金元好问《中州乐府》和民国孙德谦《全金词》。清末至民国时期出现的几部通代词丛集如王鹏运《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江标《宋元名家词》、吴昌绶《影印宋金元明本词》、朱孝臧《彊村丛书》、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辑录了不少金、元人词作。唐圭璋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广征群籍，辑出大量佚作，编成此书。编者在此之前曾辑《全宋词》。二书体例基本一致，都以作家时间先后为序编次，词人各有小传，词末注明出处。《全金元词》的辑录范围较前人任何一部金元词总集都广泛，引用书达二百余种，为研究金、元词的创作情况和发展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所用底本以善本、足本为主，以它本详加校订，改正其误，补足其脱，并在正文中随处以附注的形式对作者、词调等予以考证、辨析，后附作者索引，使其利用价值大为提高，为研究者和一般读者了解金、元两代词作的情况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此书由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后来编者作了修订补遗，又数次重印。有关此书的补正，可参阅唐圭璋《读金词札记》(《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2期)、王瑛《〈全金元词〉刊误》(《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总第99期，1982年)、幺书仪《〈全金元词〉中一些问题的商榷》(《古籍整理与研究》1986年第1期)、张朝范《金元词辨》(《文学评论》1989年第6期)和《〈全金元词〉校读》(《文献》1996年第3期)、周玉魁《略谈〈全金元词〉的校订问题》(《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罗忼烈《〈全金元词〉补辑》(《词学杂俎》，巴蜀书社1990)、张绍靖《〈全金元词〉补辑》(《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宁希元和宁恢《补〈全金元词〉二十九首》(《文献》1998年第1期)、葛渭君《〈全宋词〉、〈全金元词〉订误》(《文献》1993年第4期)、黄文吉《〈天机余锦〉见存宋金元词辑佚》(张高评主编《宋代文学研究丛刊》第4期，台湾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等。

数百年来，辽人作品很难入诗、文选家之彀。20世纪80年代问世的周惠泉、米治国《辽金文学作品选》(时代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是唯一一部专选辽金各体作品的综合性选本。兼收辽金诗、文的通代选本很多，其中影响较著的有章荑荪《辽金元诗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罗斯宁选注黄天骥审订《辽金元诗三百首》(岳麓书社1990)、夏承焘和张璋《金元明清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严迪昌《金元明清词精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林邦钧《宋辽金元散文选注》(岳麓书社1998，列入《中国历代散文选注》丛书)、丁如明《辽金元散文》(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王水照《宋辽金元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等。近年来问世的含有辽金文学内容的鉴赏辞典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