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诗风流派·前七子
明弘治、正德年间的诗文流派。由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七人组成，而以李、何为首。《明史·李梦阳传》云：梦阳“与景明、祯卿、贡、海、九思、王廷相号七才子”。后因与嘉靖、隆庆间出现的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七子相区别，故称“前七子”。明初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推行八股取士制度，文坛上盛行粉饰太平、雍容萎弱的“台阁体”和迂腐平庸、寡淡无味的“理气诗”。为改变此种文风，“前七子”高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明史·李梦阳传》)，主张散文学秦汉，古诗尊汉魏，近体宗盛唐。他们推崇汉魏盛唐优秀诗歌，以恢复古代文质相称、委曲生动的文学传统，有助于开阔眼界，廓清时弊。然他们唯古是尚，“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明史·文苑传》)，认为“宋无诗”(李梦阳《潜虬山人记》)，完全抹煞中唐以后诗，则又有所偏。“前七子”之间文学观点也有所区别。李梦阳强调因袭古人格调，死守“占之所云开阖照应、倒插顿挫”之法(《答周子书》)，主张句拟字模。何景明虽亦倡模仿，然反对李“刻意古范”，“独守尺寸”，提出“富于材积，领会精神，临景结构，不仿形迹”(《与李空同论诗书》)，主张食古能化，模仿不露痕迹。王廷相亦不满“刻意模古”(《石龙集序》)，提倡“古师妙拟”(《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追求模仿的神似。康海则明确反对模仿，认为“模仿剽夺，远于事实，予犹以为过云”(《大复集序》)，不过他并未扭转“前七子”倡言模仿的主导倾向。“前七子”理论上值得肯定之处是比较重视诗歌的审美特征。李梦阳早年即强调“情以发之”(《潜虬山人记》)，认为诗歌应具有真情实感，晚年又反省自己的诗作“出之情寡而工之词多者也”，“非真也”，提出“真诗乃在民间”(《诗集自序》)。徐祯卿论诗也重情，主张“因情立格”(《谈艺录》)。王廷相讲究意象美：“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着”(同上)，注重主体的情意和客体的物象融而为一，崇尚空灵含蓄。李梦阳诸人还力主格古调雄，提倡诗歌的雄丽之美。“前七子”的诗歌创作则存在因袭前人、缺乏新意的弊端。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反对权奸宦官，不满腐朽政治，亦写有一些揭露黑暗、抨击时政的诗作，如李梦阳的《玄明宫行》、何景明的《鲥鱼》、王廷相的《西山行》等，都是鞭挞宦官飞扬跋扈、穷奢极欲、具有现实意义的篇什。“前七子”倡言复古影响巨大，并直接开启了“后七子”的出现，使复古运动在明代盛行达百年之久。明袁宏道批评前七子是“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雪涛阁序》)，清末黄人则认为是“愤民矫俗”(《国朝文汇序》)，他们分别指出“前七子”的功过是非，颇中肯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