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专题研究与综合性文学史
20世纪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可谓“点面生辉”，实际包涵专题研究与综合性文学史等两方面内容。
专题研究可称之曰“点”。
第一，传统的研究课题，随着新材料的发现，或者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出现了某种复兴的态势。这在传统的“文选学”研究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是富有戏剧性的研究领域。唐代即有所谓的“文选学”，宋代甚至流传“《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但是到“五四”时却成了“妖孽”而被打翻在地，几十年未能翻身。从1949年到1978年，近三十年间，“文选学”方面的研究论文不足十篇，它在大陆的境遇可想而知。1988年在长春召开了首届 《昭明文选》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后，1992年、1995年、2000年、2002年又分别召开了第二、三、四、五届学术讨论会。每次参加人数都在七八十人以上。“文选学”所以能够在新时期表现出复兴的趋势，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海内外不时发现一些新的版本资料，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其二，《文选》以及诸家旧注是研究中古文学，乃至研究唐宋文学的津梁。以《沧浪诗话》为代表的宋代诗话，凡是论及唐前文学，所例举的作品，几乎没有超出《文选》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说，《文选》就是先唐文学的代称。近代著名学者李详在其《文选学著述五种》(收在《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中对于杜甫、韩愈等唐代人的作品作了详尽的考察，结论是唐代诗人几乎没有不受《文选》影响的。这已是确切不移之论。当代学术界重新唤起对于“文选学”研究的兴趣，这一动向首先在《文学遗产》得到了及时的反应。作为全国“文选学”研究会会长，曹道衡在该刊连续发表了《论〈文选〉中几篇齐梁应用文》(1993年3期)《从乐府的选录看〈文选〉》《关于〈文选〉中六篇梁代作品的写作年代》(1996年2期)，对于《文选》的撰录标准、所收作品的创作年代等问题作了系统的考察。周勋初《〈文选〉所载〈奏弹刘整〉一文诸注本之分析》(1996年2期)，通过对日本所藏《文选集注》的考察，推测《奏弹刘整》的原貌以及各家旧注的得失。刘跃进《从〈洛神赋〉李善注看尤刻〈文选〉的版本系统》(1994年4期)、傅刚《俄藏敦煌文献φ242号〈文选〉注发覆》(2000年4期)等，对于《文选》的版本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一个世纪以来，海内外出版各类专著多达数十种之多，或汇集版本资料，或考订综论。其中宋本李善注《文选》《六臣注文选》《敦煌吐鲁番本〈文选〉》(并中华书局出版)《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本五臣集注文选》(台湾“中央图书馆”)以及奎章阁本《文选》(韩国正文社)等在版本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骆鸿凯《文选学》(中华书局影印)、傅刚《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罗国威《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敦煌本文选注笺证》(巴蜀书社)以及胡大雷《文选诗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专著推动了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最值得称道的是曹道衡对于北朝文学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他在《文学遗产》和其他刊物上发表了 《试论北朝文学》《十六国文学家考略》《关于北朝乐府民歌》《从〈切韵序〉推论隋代文人的几个问题》《读贾岱宗〈大狗赋〉兼论伪〈古文尚书〉流行北朝的时间》等文章以及与沈玉成合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中北朝文学部分，将过去被视为“文学作品几乎绝迹”的十六国及其以后的北方文学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纵横比较，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意义的创见，厘定了北朝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这些研究成果，多已收录在《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文津出版社1994) 以及《汉魏六朝文学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中，代表着近十年来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
第三，在中古小说史研究方面，胡念贻在《〈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文学遗产》1981年2期)、曹道衡《〈风俗通义〉与魏晋六朝小说》(《文学遗产》1988年3期)等文，不仅对于古小说作了钩沉索隐的工作，还对于两汉子部在小说研究方面的价值作了充分的论证。此外，曹道衡的《论王琰和他的〈冥祥记〉》(《文学遗产》1992年1期)在考订作者生卒年的基础上，对于《冥祥记》的内容、史料价值和这部书产生的历史背景作了考察，有些推论，与日本发现的《观世音应验记三种》(中华书局1994)多有吻合①。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唐前志怪小说史》(南开大学出版社)对于唐前志怪小说作了系统的研究。王能宪、范子烨各自撰写的《世说新语研究》则对于这部志人小说作了各具特色的阐释。
第四，利用出土文献资料研究古典文学作品，取得重要的进展。汤炳正《从包山楚简看〈离骚〉的艺术构思与意象表现》(《文学遗产》1994年2期)根据1987年出土的大量楚简对于楚国每事必卜的风尚以及卜筮的程序、用具及方法作了详尽的考察，不仅订正了历代《楚辞》研究在卜筮方面存在的问题，还以严密的论证，对于学术界有人断言屈原为“巫官”的说法作了辩驳，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充分体现了老一代学者严谨求实的学风。此外，刘信芳《包山楚简神名与〈九歌〉神祇》(《文学遗产》1993年5期)也在利用出土文献方面对《楚辞》研究作了较为成功的尝试。阅读这些文章，耳边总是响起六十多年前陈寅恪说过的话：“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此乃古史研究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史专业分得越来越细，将活生生的历史强制性地划分成条条块块。条块分割的结果，隔行如隔山。文学研究界对于考古学界的成果，相对来讲，就显得比较隔膜，人为地限制了自己的学术视野。《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发表对李学勤、裘锡圭的访谈《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考古发现与先秦、秦汉典籍文化》以及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表明，这种状况开始得到初步的改变。
研究观念的变化，研究领域的扩展，客观上也促进了研究方法的转变。最明显的变化是由过去的大题小作，变为小题大作。这样，许多问题才能说深说透，才不至于隔靴搔痒。其实，这种研究方法并非今人独得胸襟，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学者运用这种研究方法已经取得了划时代的成绩。再说乾嘉学派中第一流的学者，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只不过在走了许多弯路以后又重新认识到它的价值罢了。譬如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中的多数文章，就是成功地运用这种研究方法的典范。如《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乍看起来仅仅是篇读书札记，仅仅论述了魏晋清谈时期的一个哲学命题，但是陈先生却能在所谓“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这个抽象的哲学命题中极精辟地洞察了魏晋时代两大政治阵营的对立与转化。以曹氏为代表的寒族以为才性相异相离，而以司马氏为代表的望族则认为才性相同相合。对这个命题的理解，两派针锋相对，这不仅仅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是惊心动魄的政治问题。作者目光如炬，论析可谓入木三分。如果再联系到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期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起初似乎也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哲学命题，最终却转化为政治变革的理论先声。经历了这场变革，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陈寅恪这种以小见大，一针见血的研究所蕴含的理论意义。曹道衡《从〈雪赋〉〈月赋〉看南朝文风之流变》(《文学遗产》1985年2期)《从两首〈折杨柳行〉看两晋文人心态的变化》(《文学遗产》1995年3期) 就明显地受到了陈寅恪的影响。谢惠连的《雪赋》与谢庄的《月赋》是南朝小赋的名篇。历来的文学史家多有论及。而曹先生不仅辨析了这两篇赋从“体物”向“缘情”转变过程中重要的艺术价值，而且还进一步分析了这种转变的历史缘由，包括作者的社会地位的变化、文坛风尚的转变等，具体而微，令人信服。乐府旧题《折杨柳行》，历代文人多有拟作，这里反映了哪些问题? 以往的研究多语焉不详，曹先生却能从陆机和谢灵运的两首诗中辨析出两晋文人心态的变化。两人都出身于高门贵族，但是生活的背景却全然不同。如果说陆机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儒家的话，谢灵运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不仅有儒家思想的影响，还有老庄和佛教思想的影响。他在《折杨柳行》中关心的是个人的“泰”与“否”，不像陆机那样旨在刺世。陆、谢两人的这种思想差别，其实不仅仅是他们两人特有的情况，而是代表着太康诗人和元嘉诗人的不同。太康诗人志在用世，而元嘉诗人则更多地关心个人的荣辱。这种心态的不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魏晋以后“门阀制度”的形成与衰微、儒释道对士人的不同影响所致。这篇文章由两首《折杨柳行》入手，就像剥笋一样，层层剖析魏晋到南朝士人心态的变化，还纵论了南北文化的不同，视野颇为开阔。
综合文学史可称之为“面”。
20世纪以来，有关中古文学通论、中古文学史的著作，海内外出版了许多部，20年代有上文已经叙及的 《中国中古文学史》及徐嘉瑞《中古文学概论》;30年代有陈钟凡的《汉魏六朝文学》、陈家庆《汉魏六朝诗研究》、洪为法《古诗论》;40年代有上文述及的《十四朝文学要略》及罗常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50年代有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前身《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60年代有文学研究所及游国恩等主编的两部《中国文学史》之《魏晋南北朝文学》部分;70年代有邓仕梁《两晋诗论》、洪顺隆《六朝诗论》;80年代有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葛晓音《八代诗史》、王次澄《南朝诗研究》;90年代有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以及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徐公持《魏晋文学史》等。近百年的不断拓展，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综合研究已从沉寂走向活跃，从零星走向系统，展现了广阔的前景。
徐嘉瑞《中古文学概论》(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包括唐代，但在五编中唐代仅占一编，所以主要还是汉魏六朝文学史。这五编中有绪论五章，论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的关系、音乐与文学的关系，中国音乐与西域文化的关系、诗与散文的关系。以下四编依次为：平民文学、舞曲、贵族文学和唐代平民化文学。本书最重要的特点是把平民文学摆在突出位置。作者认为：“六朝文学的正统不在一班文人学士，而在当时的一班平民和外国人。”论南方文学则远溯汉相和曲，分吴越文学和荆楚文学。吴越文学以吴声歌曲为主，认为其中的神的理想与希腊很类似，只是缺乏伟大的艺术和普遍的信仰，中国神秘思想多源于南方。荆楚文学以西曲歌为主，认为最有特色的作品是描写商人的生活。胡适为此书作序，称赞这种研究“是一种开先路的书”。本书另一重要特点强调音乐与文学的关系，因为所论大抵以民间歌曲为主，所以探讨了音乐与文学所共有的直观化和感觉类推(也就是钱锺书后来提出的著名的“通感”说)，论及了乐器和音调以及乐府诗在音乐上的特点，都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是新时期具有拓荒性质的断代史专著。该书采用分文体论述的形式，凡11章。前7章论述这一时期的诗歌，后4章论述赋、骈文、文学理论和小说。从前7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出各个时代的基本特征：表率诗风的建安诗坛、魏末及晋代诗风的变化、陶渊明诗歌的卓越成就、南朝初期诗坛的新貌、南朝中后期诗坛的昏晓、北朝文坛的异象、民歌艺坛的绚烂芳菲等。作者认为，西晋以后，文人继续建安时代文学形式趋向精美的风气，并有力量从事艺术形式的追求，以与前人争胜，故对艺术形式的加工不遗余力。他们在语言上追求声色之美，在句法上讲求对偶整齐，形成了文学创作的骈骊之风。至齐永明中，加之声律说的发明、运用，遂形成与魏晋古诗显然有别的新变体。针对学术界对这一时期文学的严酷批评，作者以“形式追求的功过”为小标题，专门论述了南朝诗人对诗歌题材的扩展，语言、对偶、声律等形式上的讲求，对于唐代格律诗的重大意义以及齐梁宫体诗人在七言古体诗的形式过程中的作用。因此，魏晋南北朝诗人无论在创作精神、创作内容以及表现方法和手段，甚至对诗体的探索创造上，都为唐代诗歌的发展准备了优裕的条件。论及这一时期的赋及骈文的成就，作者从汉语文字的独音体特点入手，分析了骈文形式的客观性，并指出“文章的骈化，开始于东汉而成熟于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思想也是本书的一个重点，只可惜还没有充分注意到宗教对文学思想的影响。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魏晋南北朝断代文学史，本书的出版，“对于文学史的写作填补了一个惨痛的空白”①。
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近七十万字，分上下两卷： 上卷五编着意于从宏观的角度去把握中古文学发展的进程，论述其审美情趣的转变。下卷七编则结合文学史的具体发展过程，论述其最具代表性的文学理论及诗歌发展的概况。这部书问世后，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有热烈的赞誉，也有不以为然的。一部学术著作能得到学术界或褒或贬的关注与评论，说明中国学术界已逐渐从僵化单一的模式中走向成熟。
葛晓音《八代诗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以时代先后为序，以问题研究为纲，把自汉至隋八代诗歌作为研究对象。除陶渊明和南北朝乐府民歌作专章论述外，其余八章分别是八个文学分期，即：两汉诗歌的源流、建安风骨、正始之音、西晋诗歌的雅化、晋宋诗运的转关、齐梁诗风的功过、北朝诗歌的演进、隋诗的过渡状态。各章第一节均为总论，主要结合各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学术思想、文化背景等论述这一时期的文学风貌的基本特征，以及诗歌题材、内容、形式、风格的变化原因和发展轨迹，力求相对集中地展示每一时代横断面上的文学现象。书末又以题为《关于八代诗史中若干问题的再认识》的文章作为小结，着重对八代诗史中某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进行探讨。
纵观近二十多年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研究，最具有集大成性质的著作当首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编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的两种： 一是徐公持 《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另一部是由曹道衡、沈玉成合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两部专史的著者长时间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的专题研究，发表了许多精湛的学术见解。在此基础上撰写断代文学史，就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学术品格，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了新时期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的最高成就。
《魏晋文学史》分为三编：第一编三国文学，第二编西晋文学，第三编东晋文学。在体例上较之以往的文学史没有太大的突破，但是在内容方面有所创新。譬如论嵇康，就从他的人格魅力写起，这是以前的文学史所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论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指出这是杨修最早提出来的，曹丕只是作了发挥补充而已。另外，本书以“宽松夷旷”作为西晋社会文化环境的重要内容来谈，这对于研究西晋文学是有启发意义的。魏晋文学，研究者不乏其人，成果也很多，但是，依然留下许多空白点。从地域上说，吴蜀文学过去就较少涉及，本书则专辟章节。再从时段上说，曹魏后期文学、东晋文学，以往论述也较泛泛。本书不仅对文学现象、作家作品进行了清理，还对各时段作家的交潜过渡的情况多所论列。至于大量的中、小作家，本书涉及之广，也是前此文学史所未曾有过的。它几乎涉及到《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及《隋书·经籍志》内凡有诗、文、赋创作的所有作家。许多重要作家被忽略的方面，如曹操、曹丕整理图书的贡献，也作精到的论述。再从大的方面来看，有关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也作了有意义的探索，譬如西晋文化中的佛教、道教的影响、史学与文学的关系等，均要言不烦，线索清晰。在体例方面，本书的章节设计，详略得当，显示了著者的匠心。注文方面容量很大，力求对每一条资料都能发掘出新意来，如对杨修、李密生卒年的考证，对于“二十四友”的有关史料的梳理，对戴良及其《失父零丁》诗的开掘等等，翔实、稳妥、准确。全书的语言也富于学术个性，典雅，清新，明快。书中不但对古代作家有精彩的叙述和分析，而且字里行间透露着著者本人的风貌，他自己对于生活、人生的体验。如写到曹植，本是他最拿手的部分，写得确实精彩，而他在分析曹植性格时还顺手写到：“曹植正是这样一种人：在顺境中意气风发，志气高扬，不知有所敛抑;在逆境下则沮丧颓唐，志意摧折，难以保持自尊气骨。”这里显然已经跳出曹植研究的藩篱，进而在作人性评论。
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凡27章，依次叙述了南朝宋齐梁陈以及北方十六国文学、北魏北齐北周隋代文学的代表作家及重要作品。除了过去常常论及的重要作家如谢灵运、颜延之、鲍照、江淹、谢朓、何逊、庾信等外，一些过去所忽略的作家作品在这部书中也专门见之于有关章节中，如王俭、虞炎、虞羲、张融、刘绘、沈炯、周弘正、张正见、姚察、苻朗等。从体例框架上说，它基本上采用了传统的文学史的写法，以时代先后为纲，以作家作品为目，将27章大体划分为两大部分：南朝文学17章，北朝及隋代文学10章，眉目清晰、严整、有序，是其显而易见的特点，也可以称之曰优点。但是以作家作品为线索又不免有“块块结构”的弱点，为此，这部书加强了概说章节，同时加强了对文风流变的研究。如第二章“晋宋之间的诗文风气的嬗变”、第七章“永明诗风的新变”，第十三章“从永明体到宫体”、第二十七章“南北文风的融合”等，从宏观上描述了南朝文学从元嘉体到永明体、再到宫体以及南北朝文学从隔绝走向融合的发展脉络，再配合大量的作家作品论，形成了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经纬相织的新面貌。使读者在作家作品的介绍之外，看到文学发展的线索，体现了史的特色。此外，评述每一个作家，在通常的介绍生平事迹和文学活动之外，特意标举文集的存佚、版本的流传等情况，不仅拓宽了文学史家眼光，而且大大提高了文学史的文献地位和实用价值。还应特别注意的是每章后面的注释，不论是对作家生平的考证，还是对作品的辨析，或者是关于某一问题的异说的介绍，很见功力。可以使正文简明清晰，同时又可以补充正文叙述的不足，不枝不蔓。至于注解中为新说补充论据，为诸说并存俟考的例子尤其多得不胜枚举。如鲍照一章中，关于鲍照的注释，既有关于他的生年、郡望的种种推测、考释，也有关于《芜城赋》写作用意及写作时间的历代看法的介绍，为读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线索。又如第二十四章介绍北朝民歌《木兰诗》，正文只是论述其产生的大致背景和语言艺术特色，关于这首诗的著录、流传的过程，产生的时代、地域的争论等情况，均在注解中加以考述。这一篇注解，实际就是一篇短小精粹的考据文章。这部书在具体文学背景的阐释、对南北朝文学观念的辨析以及对作家作品的分析等也有许多精彩之见。就文学发展背景的阐释而言，本书论文学创作在南朝统治者心目中的分量、南朝文人集团的作用、陈代诗歌中赋得体的流行、北朝文人尊儒务实的特点对其文学复古观念的影响、李谔的主张与北齐世家大族观念的关系、隋文帝与隋炀帝的不同文学观基于山东文化和南方文化的不同背景等等，都使这段文学史中一些重要现象得到了深入一层的阐发。就文学观念的辨析而言，本书分析谢朓“圆美流转”说与沈约“三易”说的关系，指出刘勰和萧统在人事和思想上的密切联系促使《文心雕龙》和《文选》在文体分类和基本观念方面的相互呼应，通过分析《文选》所录作品和不录作品的作家，论述其选编的标准。在详考《玉台新咏》编纂时间、目的和背景之后，与《文选》加以比较，指出这两种选集是萧统、萧纲两种不同文学观的体现，从而纠正了从刘肃《大唐新语》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传统看法。这些都是在文学批评方面的重要进展。再就作家作品的分析而言，本书指出颜延之是最早提出文笔对举的作家，他在性格上近于阮籍而文风却典雅重拙，并分析其原因。再如江淹与鲍照代表着元嘉体向永明体过渡的诗风，沈约在文坛上的领导作用对永明体的影响，谢朓受谢灵运、曹植、鲍照影响的另一面，孔稚珪《北山移文》的主旨不在讥刺而在游戏嘲谑，吴均大力写作边塞诗是对鲍照的继承，宫体诗形成于萧纲入主东宫之前，绝句名称起源于宋齐之际等，这些论述，不仅使得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转化轨迹显得格外清晰，而且体现了著者并不刻意求新，却处处都能在辩证、求实的分析中自见新意的特色。所以，学术界评论其特点是“在平实中创新”，是恰如其分的。
注释
① 参见孙昌武《关于王琰〈冥祥记〉的补充意见》,《文学遗产》1992年5期。① 朱东润评论胡国瑞专著的评语,见《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