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科举·宋代科举制度与社会文化
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是文学创作繁荣的大背景。宋代科举制度的改变，首先影响到社会风尚的转移，它将广泛阶层的注意力吸引到“寒窗苦读”上去，形成普遍的求学好学的社会风气，形成了对科举高中者尊尚的风气，形成了对文坛成名人物崇拜的风气。
这样的社会风尚的改变，正是宋代帝王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所达到的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宋真宗曾有《劝学文》说：“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女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古文真宝》前集卷首《真宗皇帝劝学文》)这一切并不是空头许诺，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北宋蔡襄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文士也。”(《端明集》卷二二《国论要目》)不同阶层的子弟都可以自由参加科举考试，录取之后直接释褐授官，不像唐人还要经过吏部考试或为藩镇幕僚等周折。进入仕途以后则升迁迅疾，如吕蒙正升迁之速，就非常罕见。他太平兴国二年(977)状元及第，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一月为参知政事，前后只有七年时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宋代成为社会现实。
勤奋好学关系到一个人的前途命运，宋人求学读书之风甚盛。“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容斋随笔》四笔卷五)。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记载饶州风俗：“小儿不问如何，粗能读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教者预为价，终一经，赏钱若干。昼夜苦之。”朱长文《学校记》记载苏州风俗：“执耒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缀辞，以干荣禄?褒然而赴诏者，不知其几万数。”(《吴都文粹》卷一)北宋晁冲之《夜行》诗说：“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风气之盛，一至于此。因此，宋代历年参加贡举的人数不断增加，太宗即位第一次贡举时(977)，已有5300人参加考试;真宗即位第一次贡举时(998)，激增到2万人。其后，朝廷要求贡举解额压缩到4000人到15000人之间，但总是要超额。这是参加中央“省试”的人数。参加各地发解试的读书人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据估计，仁宗时全国参加发解试的人数在四十二万左右①。南宋战乱稍稍平定，应试者“大郡至万余人，小郡亦不下数千人”(《宋会要辑稿·选举》六之七)。
科举考试中第者，前途似锦，当然会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尊崇。如名门贵族、朝廷重臣便争先恐后地选取科举中第的贫寒士人为婿，一时蔚然成风。晏殊年少才高，被达官李虚己看中，以女妻之。晏殊也曾经嘱托其门生范仲淹为自己挑选女婿。范仲淹认为士人富弼“器业尤远大”，晏殊便择其为婿。而后，富弼果然官至宰相，在政坛上的成就远远超越晏殊。晏殊的另外一位女婿杨察，进士出身，也官至三司使，卒赠礼部尚书。当时的社会风俗甚至有女婿进士及第，由岳家出钱让女婿赴琼林宴。庄绰《鸡肋编》卷中说：“进士登第赴燕琼林，结婚之家为办支费，谓之铺地钱。”
高中状元，更是荣耀无比。这意味着出将入相，荣华富贵，指日可待。太宗时，吕蒙正状元及第，太宗赐诗二首;真宗时蔡齐状元及第，诏赐金吾卫士七人清道，皆成为惯例。社会上对状元简直是顶礼膜拜。真宗咸平五年(1002)，王曾连中三元，成为新科状元，翰林学士刘子仪便对他开玩笑说：“状元试三场，一生吃著不尽。”(《东轩笔录》卷一四)宋人有诗咏状元及第说：“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闲平步上青天。”(《宜斋野乘·状元词误》)尹洙曾比较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儒林公议》)
科举制度是宋代帝王“右文”政策最重要的体现。在帝王与朝廷的引导下，社会上普遍崇拜才高八斗的文人，对他们乃至有一种“追星族”似的狂热。宋代文人在仕途上，因文章出众而得上司以至皇帝欣赏的事例比比皆是，他们甚至凭借不登大雅之堂的“小技”——歌词创作的出色而得嘉奖。北宋文人宋祁，与兄宋庠同年科举中第，时称“小宋”。《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三载：宋祁曾遇内宫车队，听车中宫人称他为“小宋”，便有《鹧鸪天》词纪其事，表达自己的倾慕之情。仁宗皇帝召见宋祁询问此事，宋祁“皇惧无地”，皇帝却“因以内人赐之”。《挥麈余话》卷一亦载：蔡挺熙宁中镇守边关，因《喜迁莺》中有“谁念玉关人老”之句，神宗便批云：“玉关人老，朕甚念之。枢管有阙，留以待汝。”蔡挺果然不久即被调回京都，出任枢密副使。帝王尚且如此尊崇文人，民间风气更盛。苏轼晚年连遭贬谪，被列为“奸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载：徽宗即位初年，“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着小冠，披半肩，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坐客曰：‘莫看杀轼否? ’其为人爱慕如此”。
与科举制度相关，宋代的学校教育也非常发达，为社会培养了无数的人才。范仲淹变革朝政，其中的一项规定就是“国子监生徒，听学满五百日方许取应，每十人之中与解三人。其诸路州、府、军、监并各立学及置县学，本贯人并以入学听习三百日，旧得解人百日以上方许取应”(《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三)。这种措施虽然没有被贯彻彻底，不久废除，但办学的目的都是指向科举考试的。更何况北宋一度以学校教育的“三舍法”取代学校教育。朱熹曾指责这样的应试教育弊病，说：“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竞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学校贡举私议》，《朱文公文集》卷六九)朱熹的议论，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宋人办学的目的则一清二楚。
宋代的学校分官学与私学，官学又分中央与地方两级。中央官学又名目繁多，有国子学、太学、宗学、小学、广文馆、四门学、书学、画学等等。太学鼎盛时期，在校学生近四千人。宋神宗熙宁年间，朝廷“始命诸州置学官，率给田十顷赡士”(《宋史·选举志三》)。此后，地方官学有了完善的建制与制度，为科举输送了大量考生与人才。宋代私人所设的书院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私人办学进入一个兴盛时期。如白鹿洞、岳麓、嵩阳、石鼓等宋代书院，都是非常著名的。朝廷认可了这些私人办学，并且通过赐额、赐书、赐田和任命教授等措施加以控制，使这些私学具有了半官方的性质。此外，还有数量庞大的乡塾村学，使教育走向一定程度的普及，成为官学与书院的补充。不同级别、不同性质学校的繁荣，为社会、为科举输送了源源不绝的人才。
与此相关联，宋代书籍大量刊印发行。宋代书籍的刊行，与宋代印刷术的改进有关，同时与科举制度也密切相关。如宋代刻印书籍最多的机构是国子监，所刻最初大都是儒家经典著作和前代正史，后来为了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又刊印朝廷颁布的韵略、刑统、律文之类，这些书被称为“监本”。监本售价低廉，满足了广大士子的需求，且将文化推向普及。
书籍的大量刊行，学校教育的广泛普及，众多士人的苦读应试，以及社会对进士、文人的分外尊崇，培养了一种良好的文学创作氛围。在这样的环境中，宋代文学创作的繁荣是必然的结果。
注释
① 这一段里的应举数字统计及宋人读书风气描述,皆参见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