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与史学·先秦文学与史学的情缘
为了更好地说明先秦时期这一特点，需要与其他国家做比较。世界古代文学主要分东、西两大体系，东方以中国、埃及和印度为代表，西方以希腊和罗马为代表。古希腊文学与古罗马文学相比较，无论其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都以古希腊为先。在古希腊开始创造灿烂古典文化(主要指希腊神话)时，整个欧洲还处于野蛮落后的状态中。古希腊是欧洲文学乃至西方文学的发祥地。古希腊辉煌的文学成就，至今仍被世界公认为西方文学的楷模。
丰富优美的希腊神话，在世界文学中始终是无与伦比的。希腊神话主要包括神的故事和半神的英雄传说，讲述了希腊神开天辟地，代代传承，神的谱系以及众神日常生活的故事，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神话系列。希腊英雄传说以人物或事件为中心，形成许多英雄故事系列，故事曲折优美，形象完美且数以千计，极富思想意义。
古希腊神话不仅形成系列，而且其他文学艺术都能有效地利用神话。正如马克思所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①希腊的诗歌、戏剧、小说及其他艺术，都从希腊神话传说中汲取了创作灵感与题材。
首先，希腊人在氏族公社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主要以神话为题材，将祖先颂歌、英雄歌谣和抒情牧歌加工发展，形成了鸿篇巨制，其代表作品就是传说为盲诗人荷马根据流传的许多短歌综合而成的《荷马史诗》。《荷马史诗》大约初步形成于公元前9至8世纪，正式成文于公元前6世纪，是长期流传的关于特洛亚战争的总结，其社会历史内容是通过神话的方式来表现的。
公元前6世纪末到公元前4世纪初，是希腊奴隶制发展的全盛时期。希腊歌剧性的悲、喜剧，以神话为题材，进一步吸收史诗的艺术营养，在颂歌、合唱、民间滑稽戏的基础上演化形成。希腊戏剧特别是悲剧大多取材于神话，以至后来产生的小说也无不受到神话的重要影响。可以这样说，希腊文学的发展是以神话为前提和基础的。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学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过程，其过程如果用“神话一史诗一戏剧一小说”来表示，大致是不错的。
过去一些学者评议中国文学，爱套用西方文学的发展模式，认为中国的史诗、戏剧、小说也同希腊一样源于神话。大家知道，我国古代并没有流传下神话的专门著作。分散于各种典籍中的零星神话记载也不成系统，其规模无法与希腊神话相比。很难想象，如此贫瘠的神话土壤能培育出中国史诗、戏剧、小说的绚丽“花朵”。再看流传至今的万余部中国古代小说，取材于神话的只是少数，而百分之八九十的古代小说是以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为题材的。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有别于西方古代文学的一个特点，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一种实际。那种不从中国文学客观实际出发，一味硬搬和模仿外国的做法，其结论既不符合中国文学的实际，又抹杀了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同时否定了中国文学的真正价值及其对世界文学的伟大贡献。
与西方充分开发利用神话相反，在中国，从周朝开始，就对古老的华夏神话采取了冷落甚至摒弃的态度，却大力发展起历史著作来。中国记史之举，历史悠久，大致从文字产生便开始了。东汉班彪曾据前史作《史记后传》数十篇，其《略论》说：“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后汉书·班彪传》)认为尧舜时代即有记史之官。刘勰更认为记史始于轩辕黄帝：“史肇轩黄，体备周孔。”①太古的史书因皆佚阙，实情渺难追寻。但只要看看现今所发现的最早文字记录——甲骨卜辞，就会明白：我国最初的文字记录紧紧与实用功能相联系，并在形式上体现为以时系事的“史”的特点。仅以具备了记言记事史籍体例的《尚书》与《春秋》来说，就比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即《希腊波斯战争史》)要早。中国史学发生之早，典籍之博，在世界各国中，可谓首屈一指。同希腊神话相似，中国历史著作的发达在世界上始终都是无与伦比的。黑格尔说过：
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印度的“四吠陀经”并非历史。阿拉伯的传说固然极古，但是没有关于一个国家和它的发展。这一种国家只有中国才有，而且它曾经特殊地出现。中国的传说可以上溯到基督降生前3000年;中国的典籍“书经”，叙事是从唐尧的时代开始的，它的时代在基督前2357年。②
中国先秦的历史著作属于“泛历史”，也可以称“泛文学”，因为它文史混合、文史并举，从历史学的角度讲，它是具有形象化的历史著述;从文学的角度讲，它是具有历史事件题材的文学作品。由于这一特点，我们习惯上把先秦的历史著作，又称为先秦史传文学。先秦文学的发展与史学结缘最深，受“历史”的影响最大，以致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学一种独特的传统，形成了显著的中国文学民族特色。
中国最早的文字记录就是中国第一批历史文献，同样也是中国第一批书面文学珍品。它产生于史官之手，从实用出发，把真实、准确作为书写制作的标准和原则。不论殷墟的甲骨卜辞、商代的铜器铭文以及《尚书》中的殷商诏诰，虽然有迷信神鬼的意识，但本意是对社会现象做直观的反映，语言朴实，表述比较确切，表现出“史”的真朴的特征。
到了西周，这个时期史官所制的簿录、文书、文献在形式上并没有什么大的突破，但内容上贯彻“礼”的精神是其一大特征，它们把“礼”作为指导思想与灵魂，在真实、准确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善德，即强调史籍始终要贯彻封建礼法道德。不论西周铜器铭文中对分封、赏赐的颂扬，还是《尚书·周书》中周公连篇累牍的说教劝善，都体现了这一点。由于重于说教，记言体此时更为成熟了。
春秋至战国，是我国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转变的时期，在这大动荡、大分化之中，新、旧社会势力都关注着社会上最活跃的一支力量——“士”阶层。士阶层是王官沦落、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的组成是多方面的，主体是以庶族为主的下层知识分子。由于新、旧势力都竭力争取，把士阶层推上了政治舞台，而士阶层又推动了思想解放的大潮，促进了文化向全社会的传播，给先秦史学与文学带来了空前的繁荣。
首先是以“百国春秋”的形式打破了周天子宫廷王官对记史的垄断，由单一的天子王官记史发展到多元的诸侯国史官记史，史籍由简单的文书、文献向正式史书方向发展。其次，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由于士阶层的广泛参与，第一次出现了私人著述——孔子编著的《春秋》，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打破了史籍群体性制作的传统，由史官多元记史发展为史家竞起、互相争鸣。最后，在争鸣与竞争中，史传的记言、记事、编年各体互相渗透，互相综合，在求真实、讲礼法的基础上注重表述的文采，讲究史传的文学性，于是产生了标志先秦史传文学高度成熟的《左氏春秋》(即《左传》)以及各具艺术特征的《国语》《战国策》《穆天子传》《晏子春秋》等。史家著述开始追求完整的体例、曲折的情节、逼真的细节、壮阔的场面、栩栩如生的形象、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常以丰富的想象，进行奇特的夸饰与渲染;常凭智慧聪颖，巧妙地寄寓隽永的哲理;常以绚烂多彩的词藻，增加美感的意味。在表述中更多地融进作者美的感受、美的追求和美的理想。
总之，先秦的史籍，体现出“史传”的美学与文学特征，文学与史学合为一体，二者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
注释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① 见《文心雕龙·史传》。因《尚书》中多载周公言,《春秋》为孔子所修,故刘勰在此以“周孔”来称这二部史籍。② 黑格尔 《历史哲学》第160-161页,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