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艺术·宋代音乐舞蹈艺术与文学·宋代音乐繁盛之概况
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宋代艺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音乐(包括舞蹈，下同)就是其中之一。音乐由于其旋律、节奏的美感和表演者的姿色体态，可以给观赏者直接的感官享受，因而受到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的喜爱。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时说的“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几乎成了有宋三百多年中上层统治集团和社会富有阶层所追求的生活目标和实际生活内容。宋代音乐的繁盛确乎是空前的，北宋汴京的情形是“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九衢三市风光丽，正万家，急管繁弦”;“是处楼台，朱门院落，弦管新声腾沸”①。音乐的繁盛成了城市繁荣的一个重要内容而被词人反复提到。这种情形在当时以及后人的其他著述中也随处可见，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写汴京是“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每当重大节日，这种乐舞的场面更形热闹。如《宋史·乐志十七》记上元观灯：“楼前设露台，台上奏教坊乐，舞小儿队。台南设灯山，灯山前陈百戏，山棚上用散乐、女弟子舞。”这是北宋的情况。南宋也一样，如周密《武林旧事》卷二写临安元夕：“翠帘销幕，绛烛笼纱，遍呈舞队，密拥歌姬，脆管清吭，新声交奏。”从这些记载中不难感受当时乐舞的盛况。
宋代诸帝无例外地都喜欢音乐。《宋史·乐志》载：“太宗洞晓音律，前后亲制大、小曲及因旧曲创新声者，总三百九十。”“仁宗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又陈师道《后山诗话》：柳永作新乐府，“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释文莹《续湘山野录》：“太宗酷爱琴曲十小词。”后来的徽宗、高宗等对音乐的喜好有增无减。当时的宫廷音乐，一是用于郊庙祭祀、朝会典礼的雅乐，这种音乐仪式繁复，规模宏大，乐声庄肃而不免板滞。另外还有鼓吹乐，用于皇帝出行的仪仗，乐队人数在千人以上。还有所谓“诗乐”，是儒学者造出来给学生唱的。“宋朝湖学之兴，老师宿儒痛正音之寂寥，尝择取《二南》《小雅》数十篇，寓之埙龠，使学者朝夕咏歌”(《宋史·乐志十七》)。这种诗乐是对古典的一种仿造，并无多少艺术性可言。以上这些音乐在社会上并不流行，包括皇帝在内的统治集团真正喜好的不在这些方面，而在燕乐新声。燕乐经唐五代至宋，更具世俗色彩，新的曲调不断创制出来，这种音乐繁声促节，旋律和节奏复杂多变，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深受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欢迎。如王灼所云：“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王灼《碧鸡漫志》卷一)郑樵亦云：“今都邑有新声，巷陌竞歌之，岂为其辞之美哉，直为其声新耳。”(郑樵《通志》卷四九)
北宋宫廷的燕乐机构主要是教坊，其次有云韶部、钧容直、东西班等。《宋史·乐志十》载：“宋初循旧制，置教坊，凡四部。其后平荆南得乐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人，平太原得十九人，余藩臣所贡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教坊原分四部，即大曲部、法曲部、龟兹部和鼓笛部。后来改为十三部，即筚篥色、大鼓色、杖鼓色、拍板色、笛色、琵琶色、筝色、方响色、笙色、舞旋色、歌板色、杂剧色、参军色①。宋徽宗时专置大晟府，负责朝廷音乐，由它定乐律，制乐谱，交教坊按习，并颁行天下。
宋代乐曲大盛。《宋史·乐志》说北宋时，“其急、慢曲子几千数”，数量远轶前代。有的创自教坊等官方音乐机构，有的为词人自度，也有的来自民间或外域。宋代外来音乐不如唐代之盛，但也有流行的。当时宫廷音乐会的规模非常庞大，动辄有乐工数百上千人。《邵氏闻见录》卷一记述真宗时朝廷宴乐的情形：“真宗皇帝东封西祀，礼成，海内晏然。一日，开太清楼宴亲王、宰执，用仙韶女乐数百人……乐声若出于云霄间。”又王安中《进曲宴诗序》：“臣比蒙圣恩，召赴禁殿曲宴……女乐数千，陈于殿廷南端。 ”(周��《清波杂志》卷六)
宫廷如此，中央和地方各级官署亦然，每逢重要节日和官员迎来送往，也常举行歌舞宴会。叶梦得说：“公燕合乐，每酒行一终，伶人必唱催酒，然后乐作。”(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五)当时一些达官贵人家中多养有擅长歌舞的美女，有的甚至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小乐队。如宋初驸马都尉高怀德，“声伎之妙，冠于当时，法部中精绝者，殆不过之”。又，“韩魏公(琦)在相府时，家有女乐二十余辈”①。南宋张镃，“其园池、声伎、服玩之丽甲天下”。尝举办牡丹会，家姬穿各色鲜艳服装，轮流奏歌侑觞，“酒竟，歌者、乐者，无虑数十百人，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杂作，客皆恍然如仙游也”(周密《齐东野语》卷二○)。
达官贵人如此，其余普通市民也都喜好音乐歌舞。《容斋四笔》卷一五：“近世风俗相尚，不以公私宴集，皆耍曲耍舞。”所歌的不仅是一般的曲子，还有域外传来的曲子，如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载：“先君尝言，宣和间客京师时，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另外，宋代瓦舍勾栏中的乐舞表演也很热闹。《东京梦华录》卷二：“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又卷五：“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教坊、钧容直，每遇旬休按乐，亦许人观看。”这是北宋汴京的情形，南宋临安也一样。据《武林旧事》卷六载，临安城内外有瓦舍勾栏23处。表演歌舞的甚至已形成“社会”，“姑以舞队言之，如清音、遏云……各社，不下数十”(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各社艺人，有的不下百人。
由上所述，可以想见宋代音乐之盛。宋代也许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富音乐氛围的一个时代，时代精神不在那些肃穆的郊庙雅乐，而在秦楼楚馆、瓦舍勾栏、宫廷深院中随处飘荡的燕乐新声之中。
注释
① 分别见柳永《木兰花慢》《看花回》《长寿乐》。① 参见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① 分别见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一八、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