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文献·魏晋南北朝文论研究文献·《文心雕龙》·《文心雕龙》避而不谈陶渊明的原因
《文心雕龙》评论南齐以前作家几百人，但对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却只字未提(《隐秀》篇补文有一处提到，但多数学者认为不可信)，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对此，学术界有过不同的解释。概括起来，主要有四说：一、文名不显。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论《隐秀》篇补文时说：“细检全书，品列成文，未及陶公只字，盖陶公隐居息游，当时知者已鲜。又颜谢之体，方为世重，陶公所作，与世异味。而陶集流传，始于昭明，舍人著书，乃在齐代。其时陶集尚未流传，即令入梁，曾及传本，而书成已久，不及追加。故以彭泽之闲雅绝伦，《文心》竟不及品题。”不过，这种说法也很值得推敲，因为钟嵘《诗品》已把他入中品，《文选》也收录了陶渊明的作品。如果说这两部书成于《文心雕龙》之后，陶渊明文名到梁代已渐显的话，那么在《文心雕龙》之前已有不少人提及陶渊明，如颜延之作《陶征士诔》，鲍照有《学陶彭泽体》，江淹有拟《陶征君田居》，可见在江南，陶渊明文名在晋宋时已有流传;在北方，阳休之还曾见过两种陶集的本子，可见陶渊明身后并不寂寞。二、文风异趣。杨明照《〈文心雕龙〉研究中值得商榷的几个问题》(《文史》5辑)《〈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质疑》(《文学评论丛刊》7辑)等文提出，《文心雕龙·明诗》篇有个衡量诗的标准：“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陶渊明“文取达指”、“世叹其质直”的四言、五言，可能与“雅润”、“清丽”大异其趣，因此，陶诗在南朝不为一般作家和评论家所重视。《文心雕龙》全书没有提到他，显然与当时的风尚有关。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论《隐秀》篇补文时也说：“《明诗》《时序》里都没有只字提到陶渊明，可见刘勰看不上陶诗的语言质朴，又没有认识到陶诗在质朴的语言中含有深厚的情味，根本不提，又怎么会用陶来和陆相配呢?”陶渊明不仅在文风上与当时风尚异趣，而在思想上也与当时相左。于是有学者又提出另一种解释。三、思想对立。杜道明《刘勰不提陶渊明的原因试探》(《思想战线》1989年3期) 从三方面比较了陶渊明和刘勰在思想上的对立：在哲学观方面，陶渊明反佛、道迷信之说，其中较有代表的《形·影·神》诗就是针对东晋高僧慧远宣扬的形尽神不灭论而发的。而刘勰的一生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就是《文心雕龙》也未必没有神论思想，如《原道》篇就明显地把人文的产生归之于神的显灵。在六朝那场围绕形灭神不灭的大论战中，刘勰是鲜明地站在神不灭论一边的。因此，很难设想他会对反对神不灭论的陶渊明产生兴趣。在政治观方面，陶渊明向往田园生活的恬静，而对当时社会表示了明显的憎恶与反对。刘勰的政治观和处世态度完全是另一种类型，有着明显的儒家入世思想，强调“君子处世，树德建言”，“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这可以说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也决定了他对仕进的热烈追求。他写《文心雕龙》的动机是要纠正当时的“讹滥”文风，但也不无把它当作走上仕途的敲门砖的用意，书成之后他以之干谒权贵沈约就是明证。既然陶、刘两人对社会现实和仕进的态度如此不同，刘勰在政治观上对陶渊明抱有成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再从美学观方面看，陶渊明的审美情趣更倾向于玄远放达，这种思想引导下产生的作品在刘勰看来自然就是 “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机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至于艺术形式方面的差距，两人表现则更加明显了。再结合《明诗》及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的论述可以推知，在内容上“寄言上德，托意玄珠”，在形式上倡言自然，正是玄言诗风的特点，而陶渊明恰恰被南朝人误解为一个普通的玄言诗人。刘勰本来就对玄言诗颇有贬辞，对其代表作家孙绰、许询评价也很低，因此，在刘勰心目中，陶渊明就更不值一提了。易健贤《宗教信仰的执着和偏见》(《文心同雕集》)也提出类似的看法，认为：“刘勰对陶渊明的态度，一种理性的必然，是各自在宗教信仰上的执着和偏见造成的必然结果。”陶渊明从青年时代起，在当时儒玄佛思想鼎立而三、相互攻讦的激烈思想斗争中，在佛学教义逐渐占上风的情况下，始终站在道家玄学的立场上，保持着一种与佛学教义及其领袖人物如高僧慧远格格不入的认识和批判态度。“陶渊明可能没有想到，这种认识和态度，会在他去世几十年后，在刘勰撰写 《文心雕龙》时，成为刘勰把他排斥于议论之外的最直接原因”。刘勰论及东晋作家有11人，多玄言诗人，刘勰虽不乏玄学思想，但对玄言诗的评价不高。上述11人除孙盛外，无谤佛行为，孙绰尚有媚佛言行。孙盛与“形尽神不灭”论有相左意见而已，唯陶渊明不然。“很难想象，在奉佛和反佛斗争激烈的齐梁时代，在刘勰依僧祐撰集佛教经典、在仰承上意写作《灭惑论》的同时，他怎会容忍谤佛和对他所尊敬的领袖人物的不敬言行，并把有这种态度表示的诗文纳入自己的著述中呢?”不过这种说法也有诸多矛盾之处，最主要的问题是，从《文心雕龙》全书来看，他是比较客观地评述历代文学的发展得失的，很难把它归入某党某派之争中的。如果真是如上文分析的那样，那么也与他自己在《知音》篇中确立批评原则相违背。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看来，仅从思想上、文风上分析这个问题，不易说解清楚。于是又有学者提出新解释。四、体例限制。郭预衡《〈文心雕龙〉评论作家的几个特点》(《文学评论》1963年1期)认为：“从《文心雕龙》全书所涉及的作家方面之广来考察，像陶渊明这样的作家，刘勰是不可能忽视的。其所以‘一字不提’，乃是刘勰著书自有断限的缘故。《文心雕龙》一书对于入宋的作家是极少称述的，刘勰在《才略》篇曾说：‘宋代逸才，辞翰鳞萃，世近易明，无劳甄序。’陶渊明生当晋宋之际，也就很可能被视为入宋的人物而不加‘甄序’了(《诗品》就是称陶潜为‘宋征士’的)。翻检《文心雕龙》全书，属于陶渊明以后的作家，只在《总术》篇提过颜延年，而且并非是对颜延年的作品的评论，而是反驳他关于‘文笔’的看法。又在《时序》篇概述宋代文学的时候，只是笼统地提出了‘王、袁’‘颜、谢’，以及‘何、范、张、沈’几个姓氏。当刘勰举出这些姓氏后，随即写道：‘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这也是‘世近易明，无劳甄序’的意思。由此可见，《文心雕龙》一书实在是以晋宋之际为论述的断限的。关于晋宋之际的作家，除了陶渊明之外，像谢混和汤惠休这样一些重要的诗人，刘勰也都不曾论及。由此可知，未论陶渊明，并不是刘勰对他有所冷淡，如果从这一点来判断刘勰论作家的观点和态度，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