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与宗教、哲学·宗教对元代文学的影响·释道的文人化和文人的禅道化
元代宗教的繁盛，以佛、道两教为最著。而元代的佛徒道士，大多是儒士。
先说道教。北方的全真教，其著名教士大多是通达经史、喜文善赋的文士。他们创教之初，就想 “援儒释为辅佐，使其教不孤立”。他们要人读的书不限于道教经典，而是《易》《诗》《书》《道德》《孝经》，多儒家经典。著名的全真道士大都“能以服膺儒教为业”，“发源《语》《孟》，渐于伊洛之学，方且探三圣书而问津焉”①。全真教士李道谦说得更清楚：“全真教徒大抵均习儒书，以孝悌为先。虽倡三教合一，然实为儒者道德性命之学。”(《终南祖庭仙真内传》卷上)他们的修持方法是“息心养性”、“除情去欲”，而不搞符箓、烧炼、祭蘸一类愚昧迷信神秘的活动。他们这种宗旨，又为当时士人所接受和欢迎。因此在蒙古灭金战争的大劫难中，佛寺、道观成为中原士人的避难所。尤其投奔全真教为最多，使全真教成为当时影响最大、与文人关系最为密切的宗教。因此对文学的影响也就非常之大。宋亡后的南方，士人入道虽不如北方之盛，但也为数不少。郑元祐《遂昌山樵杂录》就说：“宋亡，故官及中贵往往为道士。”著名道士多是“寄迹道家，游心儒术”②。道士中的著名诗人就有张雨、马臻等。不管南方北方，许多道士都具有儒者色彩。
佛教的情况如何? 战乱之际，文人入佛的没有入道的多，但下面的数字可以说明，元代佛寺中的文化人状况。台湾学者王德毅等人所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收僧人(番僧若干人不计)416人，见于《元诗选》初、二、三集的有16人，见于《元诗选癸集》的有130人，未收入《元诗选》及《元诗选癸集》而确知其为诗人的22人，另外以书画著称的21人，几项相加，将近总人数的一半。这其中，有诗文集的26人，书29种;有佛学著作的15人，书15种，其他1人，1种。面对这样的数字，如果说他们是一批身居佛寺的士子，恐怕不算过分。宋元之际僧人多能诗，当时戴表元认为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文教益衰，诗律滥觞，于是其徒始有弃其空空之说而以能诗鸣于世者”;其二是“盖兵乱已极，衣冠之流，铅椠之士，逃于其类而为之，非佛氏之为教或当然也”③。正是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促成了佛教的文人化。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元代文人对佛、道思想的普遍认同。早在北宋，受“三教合流”的影响，文人禅学化、释道文人化已成突出倾向。但在宋代，学者排佛老的很多，如欧阳修、李觏、张载、程颢、程颐等等。元代学者却几乎无人公开排佛老。这自然有社会政治的客观原因，因为元朝有兼容各宗教的国策，排佛老显然不合时宜。但也应该看到，元代文人主观上对佛道思想普遍认同。程钜夫就说：“孔、释之道，为教虽异，而欲安上治民、崇善闭邪则同。”①“三教同源”、“三教归一”，已经成为儒、释、道一致的口号。元代的重要文人，尤其是南方文人，大多与僧道有着密切的交往。文士顾瑛竟这样为自己画像：“儒衣僧帽道人鞋。”(《自画像》)这在那个时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说，文人禅道化、释道文人化，已经成为元代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
注释
① 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八《皇极道院铭》。② 吴澄《吴文正集》卷五八《题吴真人封赠祖父诰命后》。③ 《剡源集》卷九《珣上人删诗序》。① 《雪楼集》卷九《秦国文靖公神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