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的内容·先秦两汉文学思想·先秦文学思想·道家文学思想
如果说儒家文学思想偏重于功能和实用,其重心主要落实在主题和内容上,那么道家则着重文学的内部规律,其着眼点在艺术创造的主体修养、创作过程和审美特性。这种观点对中国文学民族传统特点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巨大。
1.崇尚自然,反对人为。
“道”是道家哲学的核心。老子认为它“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道是万物之本,又有其自身规律,人应当服从它,而不是用主观力量去改变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遂成为道家思想的精髓。在此基础上,老子提出其最高审美境界,即“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王弼对此解释道:“听之不闻名曰希,不可得闻之音也。有声则有分,有分则不宫而商矣。分则不能统众,故有声者,非大音也。”“大音”不可得闻,遂可促使你去想象全部最美的声音,这就是至美的境界,也就是“道”的境界。这种对没有任何人为痕迹的境界的提倡,也就成了后世意境理论的先声。
庄子同老子一样强调天道的自然无为,明确提出“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庄子·秋水》)。他反对用人的主观意志任意作为,因为这违背自然的内在规律。庄子用诗意的语言描绘艺术的至境,“无乐之乐”、“解衣盘礴”、“言意之表”即成为我国古代音乐、绘画、文学最高艺术境界的代名词。
那么,如何达到这种天然的艺术境界呢?老子认为应当“涤除玄览”,即作为创作主体和审美主体,必须保持“致虚极,守静笃”的心理状态,忘记自我和周围一切,方能洞察宇宙,体味道境之妙。庄子则提出“虚境”说。达到虚境所经由的途径便是“心斋”和“坐忘”。“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废弃感官的作用,忘记自身的存在,抛弃一切智识,方可达到与道合而为一,由内心静观其变化。“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庄子·天道》)。水清静便能明澈照见须眉,人心静则能洞察万物。庄子在这里强调了审美创作和审美观照所需要的自由澄澈的心境,以此方能进入“物化”的境界,一旦不知是庄周化蝶抑或蝶化庄周,审美创作自然就能达到造化神工了。
既然要“妙道自然”,当然不需要人为的方法,而是重在“神遇”。《达生》篇匠庆在总结自己削木的技艺时,谈到“斋以静心”,静待“以天合天”时刻的到来,即是“神遇”的绝妙写照。然而“神遇”毕竟玄妙,可遇而不可求,庄子用他诗意的语言讲述了一系列故事,从中暗示除此之外还有另一通途,那就是“真积力久”①。也就是说,要经过大量认识和经验的积累。无论是吕梁丈夫蹈水,还是庖丁解牛,抑或佝偻者承蜩,其技艺的出神入化都是经过多年的精心修炼。火候不到,万事皆非;火候一到,自然入妙。后者一旦来临,神化虚静的到来也就顺理成章了。
2.“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
可以说,老庄对语言表达有限性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善言不辩,辩言不善。”对语言的有效性持一种否定态度,极力主张“不言之教”,这同儒家的重言教思想形成强烈反差。庄子则进一步提出:“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庄子·齐物论》)认为人们所要传达的意义往往被华丽的文辞遮蔽。同时他还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道》)语言的可贵之处在于意义,而意义有所指向,然而意义所指向的却往往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能够看到这一点,可以说,实在是庄子的早慧。面对言语的困境,庄子一方面宣称“无言”、“绝言”、“忘言”,一方面又洋洋洒洒不惜作滔滔之论,似乎有意显示出语言宿命下执著的抵抗。在庄子及其后学看来,语言只是一种表达思想的符号而已,是暗示人们领会“意”的工具,“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强调不能拘泥和执著于工具的“言”而忘却了“得意”的目的。至于如何“得意忘言”,庄子并未明言,然而其著作中大量运用“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庄子·天下》)的寓言就是一个极好的解说。庄子寓言章法散漫、变化无穷的言说方式,其目的就在于试图借助比喻、象征、暗示等方法,跳宕性地勾起读者的想象和联想,从有限的文字中领会无限的言外之意。
“得意忘言”说对后世文学理论及创作产生深刻影响,皎然的“但见性情,不睹文字”(《诗式·重意诗例》),司空图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二十四诗品·含蓄》),以及严羽所说的“不落言筌”等(《沧浪诗话·诗辨》),都是这一思想的正常延伸和发挥。
注释
① 参见罗根泽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