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苏轼与刘安世
苏轼与刘安世有一段曲折的交往。苏轼好仗义勇为，有时难免出现偏差过失，刘安世必以典故对他约束。苏轼恼怒刘安世的制约，而刘安世不满苏轼恃才变乱典常;苏轼以《尚书》“立贤无方”作为自己行为的依据，刘安世则强调其前提是贤者，不可滥用于一切人。数年后，两人分别从贬地归，遇于途中，开始互相了解。刘安世称苏轼改掉了浮华豪习，苏轼赞刘安世为铁石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刘器之与东坡元祐初同朝，东坡勇于为义，或失之过，则器之必约以典故。东坡至发怒曰：‘何处把上曳得一“刘正言”来，知得许多典故。’或以告器之，则曰：‘子瞻固所畏也，若恃其才，欲变乱典常，则不可。’又朝中有语云：‘闽蜀同风，腹中有虫。’以二字各从虫也。东坡在广坐作色曰：‘书称“立贤无方”，何得乃尔!’器之曰：‘某初不闻其语，然“立贤无方”，须是贤者乃可，若中人以下，多系土地风俗，安得不为土习风移?’东坡默然。至元符末，东坡、器之各归自岭海，相遇于道，始交欢。器之语人云：‘浮华豪习尽去，非昔日子瞻也。’东坡则云：‘器之铁石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