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胡为乎株林?
从夏南兮?
匪适株林，
从夏南兮!
(林、南，侵部。)
驾我乘马，
说于株野!
乘我乘驹，
朝食于株!
(马、野，鱼部。驹、株，侯部。)
〔译文〕
“国君带着孔宁、仪行父三人要去株林吗?是去夏南家吗?”“不是到株林去，不是去夏南家。”
他们驾着我的车，到株林那里住下来。他们乘着我的车，到株林那个地方吃早饭。
〔评介〕
《毛序》说：“株林，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息焉。”夏姬美丽而淫荡，是陈国大夫夏御叔之妻，夏征舒(字子南，又称夏南)之母。夏御叔死后，夏姬与陈灵公、孔宁、仪行父三人私通，在朝廷上三人公开拿夏姬给的内衣开玩笑;在夏家饮酒时，陈灵公对仪行父说：“征舒长得像你。”仪行父回答说：“也像君王。”夏征舒听到后，感到难堪，就杀死了陈灵公。(事见《左传》宣公九年、十年)《序》说与《左传》记载相符，自古迄今对此诗均无异议。
诗两章，章四句，借用为陈灵公驾车人的身份，直陈其事，以幽默讽刺的口吻揭露和鞭挞了陈灵公等人荒淫无耻的丑行。本来，陈灵公与大夫孔宁、仪行父三人，与夏姬私通宣淫，这种无耻的丑恶行为，他们自己都公开宣扬，毫不隐讳，应该说是尽人皆知的事情。至于君臣三人常去株邑，常住于株邑，常食于株邑，当然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了。那么如果作为给陈灵公赶车的人，则更清楚其中底细，一驾车就要往株林走，他是一清二楚的，根本不会有什么疑问。但是，在第一章中，却故作疑问，故作虚伪的回答，先提出：“国君带着孔宁、仪行父三人要去株林吗?是去夏南家吗?”这是明知而故问。“从夏南”，就是直说到夏南家，到夏南家，就是找夏姬，找夏姬的目的就是宣淫，这是很明确的，疑问的提出，而不明言，本已是揶揄嘲讽。接下来的回答，“不是去株林，不是去夏南家。”这是故作托辞，是不敢正面回答的虚伪的搪塞之辞。这一问一答，是优孟衣冠式的忸怩作态，是有意装出来的欲盖弥彰，意在嘲讽挖苦，是寓深刻揭露于幽默之中。朱熹提出所谓“盖淫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从其子言之，诗人之忠厚如此”(《诗集传》)是一种错误的解释。实际上，夏姬之夫已死，夏南已为大夫，当然原来夏家为夏御叔家，而现在的夏家就是夏南家。诗人在此，无所谓“不可言”，更谈不上什么“忠厚如此”，那样解释，只能削弱作品的战斗性。对此，姚际恒批评说：“彼夫死从子，夏姬在子家，言夏姬者必言夏南，此定理也。讵以是见诗人之忠厚哉?”(《诗经通论》)这一驳斥当然是正确的。正是这样，诗人在第二章中就把老底揭出来了。原来他们坐着我的马车，到了株邑之野就住下来，他们坐着我的马车，就是为了到株地去吃早饭。这一章好像是对第一章的补充说明，也就是用事实来证明前章后两句回答的虚假。用揭老底来泄露真情，不更具有讽刺意味么?
寓揭露、嘲讽于幽默之中，是本诗的最大的特色。对陈灵公君臣荒淫无耻的丑恶行径，本来诗人是深恶痛绝的，诗人要揭露它，但却不直斥其事，有如《雅诗》之《正月》、《桑柔》。要讽刺它，却不用嬉笑怒骂，如《魏风》之《硕鼠》、《鄘风》之《相鼠》。而是设为问答，故弄玄虚，并以泄真情，掀老底的方式表达出来，揶揄之情毕现，幽默而极富风趣，就仿佛一个相声演员在表演相声一样。
本诗两章，既不用《诗经》常用的循回复沓的重章迭唱，也不用一般的平铺直叙的赋体，而在诗句中设为问答，有交代有说明，句式上不仅长短时有错落，而且用词上同一内容的地名也采用不同的说法，如“株林”、“株野”、“株”，力求变化，不取雷同，从而使表情达意，曲尽其妙。这也就使其成为《诗经》中独具特色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