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唐演义全传》解说与赏析

鸳湖渔叟

《三国志演义》作为中国长篇历史演义的开山之作，以其成功的艺术实践，提示了讲史小说创作的若干基本规律。高儒说它“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百川书志》)，可以说是对这种规律较好的概括。就中有两个要点：一是虚与实的问题，二是雅与俗的问题。向为学者关注的，主要是虚实问题，鲁迅指出：“讲史之体，在历叙史实而杂以虚辞”;“然据旧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辞复易滋混淆，故明谢肇淛既以为‘太实则近腐’，清章学诚又病其‘七实三虚惑乱观者’也。” (《中国小说史略》)《三国志演义》之“七实三虚”，不论前人如何褒贬不一，因其确实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完美统一，已俨乎为历史演义的正宗。而后一个对于讲史小说创作极有关系的雅俗问题，相对说来是被轻忽了。

以隋唐历史为题材的小说来说，在旧题罗贯中编辑的《隋唐两朝志传》之后，《唐书志传》和《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等先后问世，形成了隋唐小说的两大支派。《唐书志传》固然也是“以通俗为义”的“喻俗书”，且“其事实时采谲狂，于正史或不尽合” (三台馆山人《叙唐书演义序》)，但却打出了“按鉴演义”的旗号，又于每一卷开首即醒目地标出“起自××年，迄于××年，首尾共×年事实”，标榜其内容确系忠于正史、绝少杜撰。《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则完全不受通鉴编年的束缚，放开手脚地以隋炀帝、秦叔宝等人物为中心组织情节，具有前者不可比拟的艺术魅力，而这种魅力，主要不是来源于正史，而是来源于“小说”(如《迷楼》、《海山》、《开河》诸记)。这两类作品，一以编年体为范式，一以纪传体为楷模，在虚实的取向上不尽相合，但他们的作者，一般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对于正史或已经形成文字的 “小说”，也都有较深的揣摩之功，故而在艺术趣味上，都比较倾向于“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换句话说，他们的“俗”，主要是主张白话之通俗，为的是使作品取得“易观易入”的社会效果，对于美学情趣上的“俗”，所谓“瞽传诙谐之气”，则是加以排斥的，他们追求的是高雅的气度和韵味，以使小说跻入正统文学之林。

然而，当通俗小说在市井间兴起的时候，“惟周劝惩，兼善戏谑”(袁无涯《水浒全书发凡》)却是它们所要追求的主要目标。劝惩，是市井细民的自我教育，而戏谑，则是市井细民的自我娱乐。能代表这一宗旨的隋唐系统的讲史小说，则是《说唐》。从成书过程看，《说唐》是比较晚出的一种，现存最早版本为乾隆年间崇德书院大字本 《说唐全传》六十八回。(《说唐》修订本前言)各版本多署“鸳湖渔叟校订”，亦有版本署“姑苏如莲居士编次，岩野山人校正”。)此书开头部分，包括开卷诗，蹈袭《隋史遗文》的痕迹非常明显。不过，据《隋史遗文》第3回“楂树岗唐公遇盗”回后总评说，“旧本中有太子自扮盗魁，阻劫唐公，为唐公所识。小说亦无不可，予以为如此衅隙，歇后三十年君臣何以为面目?故更之。”而《说唐》第4回“临潼山秦琼救驾”中，恰恰就有写杨广自扮盗魁来阻劫李渊，为秦琼打退的内容，可见《说唐》保留了相当多的旧本的成分，实际上就是宋元以来有关隋唐的说话长期流传的产物。正因为这样，表现在美学趣味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俗”字，是地地道道的俗文学。郑振铎在五十年前就说过：“‘俗文学’ 的第一个特质是大众的。她是出生于民间，为民众所写作，且为民众而生存的。她是民众所嗜好，所喜悦的;她是投合了最大多数的民众之口味的。故亦谓之平民文学。其内容，不歌颂皇室，不抒写文人学士们的谈穷诉苦的心绪，不讲论国制朝章，她所讲的是民间的英雄，是民间少男少女的恋情，是民众所喜听的故事，是民间的大多数人的心情所寄托的。”(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一章)具体说来，《说唐》虽属于讲史系列，但它要演说的，不是什么生产关系的变易，也不是朝章国制的沿革，甚至也不是经国安邦的教训，它所要演说的，只不过是平民百姓心目中的隋唐英雄谱，用来娱心，并杂以惩劝而已。

《说唐》之所以堪称平民的隋唐英雄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读过《说唐》的人，莫不津津乐道于隋唐“十八条好汉”，年少者且以熟记自第一条好汉至第十八条好汉的姓名、身份、兵器而炫耀。英雄的排名，为此书平添了无限的趣味。从小说史看，给所写英雄排出名次，乃出于《说唐》的首创。在《三国演义》中，骁将如云，人才辐凑，“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但并没有因此将吕布排为第一条好汉;关云长闻马超武艺过人，要入川来与之比试高低，孔明致书曰：“以亮度之：孟起虽勇烈过人，亦乃黥布彭越之徒耳，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到底也没有比出谁强谁弱。他如张飞、赵云、黄忠、张辽、典韦、许褚、徐盛、甘宁、太史慈等，虽皆冲锋陷阵，骁锐莫当，但就武艺而言，终不及排好名次的十八条好汉之易入人心，揩拭不去。

《说唐》之为英雄排名，似脱胎于《水浒》之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乃同一营垒内部之排列，且主要取决于本人的社会地位和在山寨中的作用，而《说唐》中十八条好汉，则完全不计较其人的出身、身份、地位甚至政治倾向，唯一权衡的标尺就是武艺的高下，各条好汉之间，那怕只差一个级次，也有着绝对悬殊的差距。如第二条好汉宇文成都，尽管“身高一丈，腰大十围，虎目龙眉，使一柄流金铛，重二百斤”，还能力举五千零四十八斤的秦鼎，可是一旦遇上“年方十二岁，生得尖嘴缩腮，面如病鬼，骨瘦如柴”的第一条好汉李元霸，就必定震得双手流血，甚至被他提过马来，望空一抛，接住以后，将两脚一撕，分为两半。李元霸的两柄铁锤打遍天下，竟无人当得半锤，第三条好汉裴元庆因为能够连接三锤，即被叹为好汉，饶他去了。在《三国演义》中许褚裸衣斗马超，“斗了一百余合，胜负不分。马匹困乏，各回军中换了马匹，又出阵前，又斗一百余合，不分胜负” 的情况，在《说唐》的诸条好汉之间，是绝少出现的。个别的例外是写宇文成都之为裴元庆所败，小说为此创造了诸多先决的条件： 先写雄阔海(第四条好汉)、伍云召(第五条好汉)、伍天锡(第六条好汉)三杰围攻宇文成都。自辰时战起，直战至午后，“三人虽勇，到底招架成都不住，……回马就走。成都不舍，在后追来”，然后方写裴元庆手执双锤，杀下山来。从早晨直战至午后，腹中饥饿的宇文成都，遇上了生力军的裴元庆，自然难免力不能胜，大败而回了。为了突出众好汉的本领，《说唐》还在许多细节描写上下了功夫。如写秦琼与李元霸战，八十斤虎头枪被李元霸一锤打脱，抛去有数十步远，犹如弯弓一般，李元霸将手一勒就直了，倒长了一寸;又如裴元庆年纪甚小，单雄信到了面前还看不见他，可是当裴元庆用双锤夹住枣木槊，单雄信用尽平生之力乱扯，竟如猢狲摇石柱，裴元庆稳坐马上，动也不动一动。这些描写，都能给读者以深刻印象。《说唐》之排除其他因素，以武艺为排名的唯一标准，有点类似近代体育竞赛之排列名次，大约是同与商品经济有较密切关系的平民们重视商品自身的质量的社会心理有关。

《说唐》的十八条好汉，中有五名(第十二条、十三条、十四条、十五条、十七条)空缺，这种现象或许是作者一时的疏忽，或许是在写作中碰到难以安排的苦衷。比如，兵部尚书邱瑞，武艺高强，与秦琼大战四十余合，不分胜负，又一齐扯下马来，叔宝扯断了邱瑞甲带，邱瑞扯落了叔宝盔缨，按说二人武艺不相上下，秦琼排名十六，邱瑞至少应居第十七，但书中竟然未予标明。又如尉迟恭与秦琼交手，“三鞭换两锏”，武艺亦在伯仲之间，而后在御果园救驾，又遇第十八条好汉单雄信，单鞭夺槊，大胜之，则尉迟恭至少应居雄信之前，为第十七条好汉，这恰又同邱瑞相矛盾，于是只好忽略不计。他如王伯当，“一枝画戟，神出鬼没，论他箭法，百发百中”，第十条好汉魏文通尚且被他射死，则王伯当武艺高强可知，但小说竟也没有给他安排一个名次。推想起来，大约秦琼为第十六条好汉、单雄信为第十八条好汉，都是旧本早已排定的，以秦叔宝之才德，单雄信之威信，同辈人中似无人上之，所以王伯当、程咬金、史大奈、李如奈、齐国远诸人，都只好摒于十八人之外了。

《说唐》虽然排定了十八条好汉，但它对于英雄的臧否，并不以其名次为转移。替隋炀帝作帮凶的第二条好汉宇文成都、第八条好汉杨林，自不必论，即便是属于造反者营垒的人物，小说也各各有不同的评骘。第一条好汉李元霸，《说唐》对他的神力有极夸张的渲染，但对他的作为，却不甚欣赏。他撕死宇文成都，还是违背师父紫阳真人的教训，武举场外撕死伍天锡，更是出于逞勇斗狠的个人意气。尤为不堪的是，为抢夺传国玉玺，竟将一同征讨反贼宇文化及的十八路反王一百八十万人马打得七零八落，还要众王写下降表跪献，连嫡亲母舅窦建德也不例外。小说写李元霸的结局道：“……只见风云四起，细雨霏霏，少顷雷光闪烁，霹雳交加，大雨倾盆而降，那雷声只在元霸头上响、如打下来的光景。元霸大怒，把锤指天大叫道：‘天，你为何这般可恶，照我的头上响?’ 就把锤往空中一撩，抬头一看，那四百斤重的锤坠落下来，扑的一声，正中在元霸脸上，翻身跌下马来。” 李元霸是第一条好汉，在人世间已无人可以制服，然终于丧在自己的铁锤之下。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任何好汉都不能例外，由此传达出了一种道德的评价。在武艺最高的好汉当中，写得最可爱的是裴元庆，他的连接李元霸之三锤，他的勇胜宇文成都，都十分传神。一个小小的个儿，手拿斗大两柄铁锤，人问手中的锤敢是木头的，元庆道：“我这两柄锤，只要上阵打人，你管我是木头的不是!”回答得也甚可人。而他之被奸佞所逼，怒投瓦岗，并英勇丧身于火雷阵中，更能呼唤起读者的钦仰之情;雄阔海也是一位真好汉，他两臂有千斤神力，曾经双拳伏两虎，名闻四方。当杨林设计骗众反王齐上扬州比武，埋放火炮要将众反王炸死的紧要关头，雄阔海用双手托住城门的千斤闸，让十八家反王与各路英雄尽皆走脱，而雄阔海因跑了一日一夜，肚子饥饿，身子已乏，又托了半日的千斤闸，头一晕，手一松，压死城下。雄阔海之舍身忘死，精神境界是极为崇高的。

隋唐之交，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以十八条好汉的活动作为这段历史的主体，将隋唐的历史演绎为一群好汉的集体大纪传，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谱，是《说唐》作为讲史小说处理史实与虚构的基本特点。与《三国演义》不同，它不是以群雄逐鹿的十八路反王、六十四处烟尘为主角，而是以一群武艺超群的好汉为主角，因为作者无心去重现历史，他所需要的是编织动人心魄的英雄故事。要说这是英雄史观，那也是平民的英雄史观。十八条好汉之中，出身高贵的与出身低微的，身居高位的与屈沉底层的，平居杂陈，就反映出时代的特点与平民的心态。第一条好汉李元霸，是李渊之子，被隋炀帝封为赵王;第二条好汉宇文成都，是宇文化及之子，被隋文帝封为无敌大将军;第三条好汉裴元庆，是山马关总兵裴仁基之子;第五条好汉伍云召，是太师伍建章之子，官封侯爵;第七条好罗成，是燕山靖边侯罗艺之子;第八条好汉杨林，是隋文帝亲叔，官封靠山王。这些赫赫凛凛的人物之被推崇为好汉，反映了平民对于门第名望相当浓重的倾慕艳羡之心。而第四条好汉雄阔海，为太行山大王;第六条好汉伍天锡，为沱罗寨大王;第十八条好汉单雄信，“专好交结豪杰，处处闻名，收买亡命，做的是没本营生，各处劫来货物，尽要坐分一半”，混迹草莽的好汉，在平民心目中，更能博得亲切的感情。本书的主人公秦琼，就其出身来说，是“累代将门”，他是北齐武卫大将军秦彝之孙，亲率护卫秦旭之子，门第显赫，但秦琼本人的身份却只是济南府中一名捕快，且“尽知天下响马的出没去处”，与草莽英雄有较广泛的社会联系，正是由子秦琼处于二者的交接点上，他才成为平民心目中最完美的英雄。这种英雄谱，完全是平民所嗜好、所喜悦的，是投合了最大多数平民的口味的。

第二，上面已经提到，在《说唐》中，众好汉事业的成败利钝，并不同他的武艺高下成正比，可见武勇不是最根本的成功之道。那么，顶要紧的是什么呢?这就是义气。以义气为区分英雄贤不肖的内在标准，是《说唐》平民性的又一个特点。秦琼在好汉中排名十六，他曾和李元霸、宇文成都、裴元庆、魏文通、尚师徒交过手，都败下阵来，小说还是推他为主人公，百般予以彰扬。《说唐》为了抬高秦琼，在这两点上改变了《隋史遗文》的写法，一是把他的家境写得比较富裕，说他虽然自幼丧父，幸亏蒙中还有积蓄，所以不仅能凭武艺打抱不平，还能依恃家财济困扶危，结识好汉，博得“小孟尝”的美称(在《水浒》中，宋江、晁盖、柴进，都有“仗义疏财”的美德);一是把秦琼的武艺写得更为出色，说他的箭法乃是王伯当所传，原有百步穿杨之功，所以在教场上能够箭射双雕，“若据小说上说，罗成暗助一箭非也。并无此事，抑且岂有此理”。这里的“小说”，就是指的《隋史遗文》。当然，《说唐》更强调的是一个义字。义，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樊虎劝秦琼出来充当捕快，他拒绝道：“我想身不役官为贵。……奈何充当捕快，听人使唤，拿得贼是他的功，起得赃是他的钱。至于尽心竭力，拿着贼盗，他暗地得钱卖放了，反坐了个诬良的罪名。若一味掇臀捧屁，狐假虎威，诈害良民，这便是畜生所为。”不愿助纣为虐，诈害良民，这才真正是符合平民心意的英雄本色。秦琼进长安公干，与王伯当、李如珪等同来看灯，李靖预言有祸，劝他即回山东。秦琼暗想：“我如今公事完了，怎么好说遇着高人，说我面上部位不好，我就要先回去?这不是大丈夫气概。宁可有祸，不可失了朋友之约。”乃至闻见宇文化及强暴宣淫之事，“叔宝听了，竟忘李靖之言，恨恨不平，就动了打的念头”。《说唐》虽然写了秦琼楂树岗无意救下李渊，并因此终身得李氏一门的感戴，但比较起来，有心救琬儿，打死宇文公子，却是更得平民之心的豪举。后来为了缉拿劫王杠的响马，秦琼被县官比板，程咬金因此说出他与尤俊达就是劫王杠之人，要他绑了去见官，秦琼道：“弟虽卤莽，那情理二字，亦略知一二，怎肯背义忘恩，拿去见官?”取出捕批牌票，一劈两半，就在灯上连批文一齐烧了。众人齐道：“好朋友，这个才是好汉!”在隋唐的十八条好汉中，不要说宇文成都、杨林没有这样的“义”;李元霸何尝有这样的“义”呢?这才是秦琼深得平民赞佩的关键所在。

在这个“义”的基础上，构成了贾柳店三十九人歃血之盟。众英雄的“结义”是推翻大隋暴政、开创大唐基业的道义和实力的基本前提。当程咬金、尤俊达再劫王杠，为杨林所囚，贾柳店三十五位好汉接秦琼来信，徐茂公道：“要这二人出狱，必大反山东，方能济事。” 众人道：“若能救出两个朋友出狱，我们大家就反何妨。”造反这样的大事，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救出朋友，可见义是多么可贵。为义而发难，又以义来检验每一个好汉，并以此对其作出最终的评价。罗成参加了贾柳店的结义，但他的姓名已为徐茂公所涂抹，而当他得知杨林围攻瓦岗，摆下一字长蛇阵的消息，就毫不迟疑地假借行香，瞒了父亲，私自前来，以“秦叔银”假名大破杨林;其后，东岭关守将杨义臣摆铜旗阵以拒瓦岗，罗艺派罗成前去保守铜旗，罗成却听从其母“明保铜旗，暗助西魏”的嘱咐，破了此阵。凡此种种“全义”的行为，都为小说所赞许。相反，作为瓦岗首领的李密，却气量浅狭，不能容人。为私放秦王事，将徐茂公、魏徵二人赶出，又将秦琼、罗成、程咬金三人削去官职，金墉关七骠八猛、十二骑见李密如此作为，渐渐分散，兵势大衰，终至覆亡。李密的失败，乃在于他背弃了“义”。

一个复杂的人物是单雄信，他是草莽英雄的领袖，凡是绿林中人，他只一枝箭去，无不听命。他对于秦琼的一片情义，是脍炙人口的佳话。可是单雄信性格中的火花，却在他拒降被杀一节迸发得尤有光彩。拒降并不只为其兄被李渊所误伤，因此结下宿怨，更主要是他不忘王世充的知遇之感，是受义的驱使。小说写王世充亦为一英雄，甚至以“真命天子”许之。单雄信被世充妹青英公主彩球掷中，招为驸马，大受信任。当王世充势危力蹶之际，单雄信明知独力难成，还是独自来踹唐营，一人拚死，万夫辟易，令人心惊胆寒。被擒之后，秦王再三劝降，单雄信道：“若要俺降顺，除非西方日出!”这掷地作金石声的言辞，表明平民心底，绝不存以成败论英雄的势利之心。同样，对于为李密仗义而死的王伯当，小说也是同样奉上一掬辛悲之泪的。大唐是《说唐》所要肯定的正统，但小说仍让程咬金在秦王哭祭罗成亡灵时大哭道：“呵呀，我那罗兄弟呵，唐家是没良心的，太平时不用我们，如今又不知那里杀来，又同牛鼻道人在此猫哭老鼠假慈悲，想来骗我们前去与他争天下、夺地方!”程咬金为义而哭罗成，在他看来，“义”是远远重于“忠”的。

第三，《说唐》是以戏谑为其美学趣味的。“以文为戏”，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悠久的传统。《诗经·淇澳》就有“善戏谑兮，不为虐兮”之句，“谑而不虐”，是以文为戏的美学准则。然而如郑笺所云：“君子之德，有张有弛，故不常矜庄而时戏谑”，还只是将这种戏谑视为君子用以调剂“矜庄”而偶一为之的补充。在文人创作的明清小说中，戏谑笔墨，层出不穷，有的且达到很高的境界，但总的来说还是着眼于戏谑之喻也，劝世功效之超胜于矜庄一端的。如陈元之《西游记序》说：“彼以为浊世不可以庄语也，故委蛇以浮世;委蛇不可以为教也，故微言以中道理;道之言不可以入俗也，故浪谑笑虐以恣肆;笑谑不可以见世也，故流连比类以明意。”吴趼人《西晋演义序》也说：“余畴曩最喜奇言，盖以为正规不如谲谏，庄语不知谐词之易入也。”都是说的这种意思(参见方胜《论“以文为戏”——明清小说理论研究札记》)。而来自民间的《说唐》，其中的戏谑虽然同样有劝惩之命意，但主要是由于这种游戏笔墨，更符合他们对历史的理解，更适合他们对审美的要求。《说唐》的作者，并不懂得高层的、处于隐蔽状态中的政治斗争，他们往往将神秘大幕背后的政治活动，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象，以十分幼稚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写杨广亲自扮作强人，率宇文化及埋伏临潼山下劫杀李渊，被秦琼一锏打在肩上，负痛逃走，而完全不顾杨广以太子之尊，决不会荒谬至此;又如写杨林见天下大半俱属反王，定下计策，发十八道圣旨，会齐天下反王齐上扬州演武，抢得状元者，立他为反头儿。这个计策本来儿戏不如，识破极易，而各路反王居然纷纷而来，自相残杀，致雄阔海、伍云召、伍天锡等著名好汉以及段达、彭虎、暴天虎、甄翟儿、铁木金、左雄、金德明等反王骁将，俱无谓地死于场中;罗成连挑四十二将下马，夺得状元，也是毫无价值。在细节处理上，亦多此类笔墨，如裴元庆随父上殿见驾，炀帝一心下棋，不曾听得，裴元庆大怒，一把扯住陪棋的国丈张大宾，举起抛下，皮都抓下一大块来;秦琼与尚师徒交战，也是以战为戏，凭其马快出身的窜纵之法，骗得尚师徒下马步战，秦琼趁机跳上他的神马呼雷豹逃走。这些写法，几乎很少考虑实际上的可能性，只是图个快心而已。

在人物描写上，这种意趣表现得更为突出。在完全以正笔写出的主人公秦琼与罗成身上，也不免带有戏谑的成分：先是写二人互传武艺，都私瞒了一路，后来与杨林对阵，罗成反身一枪，将杨林挑下马来，秦琼道：“兄弟，好回马枪呵!”秦琼扭身一锏，将殷岳打下马来，罗成道：“哥哥，好杀手锏呵!”二人大笑，笑谑之中，包含了善意的批评和世相的刻露。程咬金是《说唐》中最招人喜爱的人物，小说以戏谑的笔法，写这充满戏谑情趣的人物，其人其事，都堪称全书的戏胆。程咬金是在谐谑的气氛中登场的。他因卖私盐拘禁在监，时逢大赦，犯人纷纷出去，独程咬金呆坐不动，禁子来催，竟被他撩开五指打去，直到众牢头请他喝了酒肉，赔了衣服，才肯出来：这一违悖常理的举止，显示了程咬金的无赖秉性。尔后，小说又以欣赏的笔调写他当裙子、夺毛竹、赖酒钱种种行径之后，很快就让他同尤俊达相搭识。和《隋史遗文》之竭力形容程咬金之穷极无赖不同，《说唐》突出的是程咬金的天真烂漫：说好是做生意，吃过早饭，就催动身，尤俊达推说日里招人耳目，到晚方可出门，程咬金信了;临行，尤俊达要他披挂好以防盗贼，程咬金也信了;及至到明白是去做强盗的勾当，尤俊达又说这是头一遭，初犯是可以免罪的，程咬金也信了。程咬金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被拉下了水。要说程咬金没一点心计，也不尽然，尤俊达临阵问他要“讨帐”还是“观风”?程咬金不晓此道行中哑谜，自作聪明，以为“讨帐一定是杀人劫财，观风一定是坐着观风”，便选择了观风，谁知恰恰被推上了行劫的头阵。有趣的是，当得知秦琼缉访无踪，被县官比板之事，程咬金大声说出他就是劫王杠之人时，还说：“不妨，我是初犯，就到官也无甚大事。”真可让人开颜一笑。

程咬金在戏谑中被推上了政治舞台：他被徐茂公作弄着下了地穴，祸中得福，意外地得了金璞头、黄龙袍、碧玉带、无忧履，胡里胡涂地当了瓦岗义军的首领。不过程咬金却有自知之明，说：“我在此做皇帝，不过混混而已”，故称“混世魔王”，而年号叫做“长久元年”，颇有滑稽意味。程咬金虽然无大才干，但无私心杂念，不妒贤嫉能，信任徐茂公、秦琼一班人，先后说退尚师徒、唐璧两路兵马，致令杨林丧师，魏文通毙命，邱瑞、裴仁基归顺，瓦岗寨声威大震，程咬金容人用人，功不可没，更出乎常情的是，正当瓦岗寨形势大好的时候，做了三年皇帝的程咬金，忽然想让位了：“……程咬金这日临朝，对众人道：‘我这皇帝做得辛苦，绝早要起来，夜深还不睡，何苦如此! 如今不做皇帝了!’就把头上金冠除下，身上龙袍脱落，走下来叫道：‘那个愿做的上去，我让他吧!’”“皇帝人人做，明年到我家”。侧重点本在后半句，然而程咬金却嫌皇帝做得太辛苦、不自在，要让给他人，戏谑之中，显出了程咬金天真澄彻的赤子之心。

程咬金也有不少毛病，他好搬弄口舌，在秦母寿宴上挑唆罗成与单雄信相争，弄出一场是非，而这种是非纠葛，却满足了平民娱乐的需要。他又一再被徐茂公作弄，或被赶出营，或抱病出阵，或去承担莫名其妙的使命，但程咬金是个难得的福将，居然都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从而博得平民之一笑。

郑振铎在1931年说：“《说唐传》的叙述虽多粗鄙可笑处，而其情景的敷设，却甚为动人，若叔宝的卖马，雄信的拒降，皆为极不朽的气概凛然的章段，足以与《水浒传》并驾齐驱的。英雄传奇恐怕也就这一部《说唐传》而已，可惜不曾有人表彰过，遂致不得登于文坛，为骚人学士所称颂。”(《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宋元明小说的演进》)反映了平民的历史观、道德观、审美观的《说唐》，是一定可以长久传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