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小说简介|剧情介绍|鉴赏

陆士谔著，十二回，宣统二年 (1910)改良小说社刊。封面题“理想小说绘图新中国”。

小说写宣统二年正月初一，陆士谔一觉醒来，只听“发财”、“恭喜” 之声盈耳，外边不是牌局，就是骰局，心头闷闷，独自鸣了会酒，醺然睡去。忽然梦见好友李友琴女士前来唤醒，邀其同出游玩，发现世界已换了个样子，原来已经是宣统四十三年正月十五，恰是立宪四十年后之新中国了。

《新中国》通过李友琴陪同陆士谔在上海的游历，细致描绘了新中国的崭新面貌。头一个深刻印象是： 马路中站岗的英捕、印捕皆已不见，外国人亦十分谦和，“并不似从前掉头不顾，一味的横冲直撞了”，昔日不许中国人越雷池一步的跑马厅，已变成人人可进的新上海舞台。第二个印象是路政市政建设之善：下雨有“雨街”可走，电车都改在地道中行驶，飞驰不绝，大铁桥横跨黄浦江上，浦东已兴旺得与上海差不多了。再深一层调查，见裁判所已极完备，裁判官、律师皆为中国人，所判均极公平，惹得陆士谔发议论道：“可恨李伯元这短命鬼早死掉了，没有瞧见现在的官员! 不然也堵他的嘴，省得他说白道黑——他那《官场现形记》把吾国官员骂得太觉刻毒了。”李友琴反诘道： “我笑你但能责人，不知责己耳。你的 《风流道台》、《官场新笑柄》，比了 《官场现形记》如何?”陆士谔无言以对。至南洋公学，监督介绍学校共设二十六个专科，二万六千多学生，欧美日本都派有留学生。学生毕业以后，每年有二千名应聘出洋当教员，汉文汉语都成了世界的公文公语。二人又参观兴华针钉厂，见总帐房都是女子，厂中机器更有鬼斧神工之妙，产品胜欧货远甚。而中国之海军纪律严明，军力已居全球第一。恰逢立宪四十年大祝典，全世界二十多国会议设立弭兵会并万国裁判衙门，弭兵会会长就举了中国大皇帝，万国裁判衙门的正裁判官公举了中国前任外务部尚书、国际学会法学博士夏永昌先生。陆士谔赞叹道： “这真是盛极了，文明到这般地步，要再进化，恐怕也不能够了!”

这篇小说所写繁荣富强的原因，就在于立宪。第二回借新上海舞台观新剧十本，“回顾”了作者意想中历史发展的进程。十本戏中，一至四本是已逝的过去，五本是正在进行的现在，而六至十本是期望中的未来。小说正面写了第五本 《请开国会》的演出： 预备立宪公会会长国必强与请开国会的各省代表约于明日连骑北上，上海各团体特假张园设筵公饯，国必强言：“代表入都，关系吾国存亡。”可见小说是将立宪视作关系拯民救国、转弱为强的大事的。陆士谔对立宪的肯定有两个要点：第一，立宪的实质，就是要求全国的人，“没一个不在宪法范围之内”;第二，立宪的实行，要靠自下而上的推动。立宪在陆士谔那里，只是实现民主、自由、平等的手段，完全服从于强国富民这一总目标。所以，如果撇开革命与立宪的手段的区别，就其所追求的目标而言，陆士谔的新中国梦，其最重要的有二： 一是空想社会主义，一是所谓世界大同。

先说陆士谔的社会主义。小说写李友琴解释人力车绝迹的原因道：“现在新发明的事业不知要有多少，常因人手少了做不开，出着很优的薪水招人还恐招不拢，不象从前人浮于事，失业的人成千累万，所以这种苦力事情人家都抢着去做，只要图着口饭吃就是了。”这就引起陆士谔关于欧洲初行机器，工人因此失业，闹到工厂把机器拆掉，为什么我国畅行机器，人手反倒缺起来了的疑问，李友琴答道：

这是创业的人心理不同，所以收效也各两样了： 欧洲人创业纯是利己主义，只要一个子享着利益，别人饿熬、冻熬，都不干他事，所以要激起均贫富党来; 我国人创业纯是利群主义，福则同福，祸则同祸，差不多已行着社会主义了，怎么还会有均贫富风潮?

李友琴还进一步指出：“私利并不是真利。一人专利，万人失业，那失去的人必不肯就此罢手，必要与专利的人算帐，那专利的人必定不肯，被许多失业人常来缠扰，势必至于筹守御之策，用防御之人，那时候开消必大; 开消大了，取利也不能厚，一样的不能享受厚利，徒多一层取人怨恨，又何苦呢!”陆士谔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了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特别强调中国利群主义的价值，其主导面是积极的。他没有简单地提废除财产，废除货币，而是主张银行储蓄; 陆士谔也没有简单地提废除婚姻，而是主张妇女广泛就业，以为女子心性灵敏，治繁理剧之才胜于男子，所不及者不过体魄之健强、举动之活泼，所以男女应有合理的分工。

陆士谔十分强调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本质。海军提督周戎一说：“讲起兵力来，我国的海陆两军杀出去，那一国挡的住?就是混一全球也容易的很。但是，我国人最喜平和的，只要保住自己疆土，不再有什么奢望了。”陆士谔认为：“兵凶战危，每打一回仗，伤掉几许人命?丧失几许财产?那本是最野蛮的事情。”他主张弭兵，各国都把兵备废掉，将海陆军军饷、军械制造费这两款省下来，以减轻国民的负担，用于造福人民。他并且设想“异日世界各国，或者嫌那国界种界不便，由各大小邦自愿合并成功一个世界国”，并预言： “这乃是全世界人的公意，你看各宗教所讲的天国咧，极乐世界咧，那一个不是大同主意?可知，人家总嫌纷扰的烦琐了。”

陆士谔的大同观其实皆源于康有为“今欲至大同，先自弭兵会倡之，次以联盟国纬之，继以公议会导之，次第以赴，盖有必至大同之一日焉”之说。康有为以为，“民权自下而上为大同之先驱”，他在回顾欧美历史时，将“立宪遍行，共和大盛”相并提，以为 “故民权之起，宪法之兴，合群均产之悦，皆为大同之先声也。若立宪，君主既已无权，亦与民主等耳，他日君衔亦必徐徐尽废而归于大同耳。”康有为的大同说，构成了当时先进中国人的理想，而立宪、共和，似乎皆为实现大同之可行的途径。

1897年，梁启超反驳所谓民主“西方有胚胎而东方无起点”论，自信地说：“盖地球之运，将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得尊，亦非震旦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将举五洲而悉惟民之从，从吾中国亦必能独立而不变，此亦事理之无如何者也。”陆士谔对四十年以后的中国充满了向往之情。小说在一场春梦醒来之后写道：

……我遂把梦里头事细细告知了女士。女士笑道：“这是你痴心梦想久了，所以才做这奇梦。”我道： “休说是梦，到那时真有这景象也未可知。”女士道： “我与你都在青年，瞧下去自会知道的。”我道：“我把这梦记载一下，以为异日之凭证。”女士就瞧着我一句句的写，写至上灯时候，方才完毕。

这种描写，十分真切地传达出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极好的心态。他们在正视危亡现状的同时，又十分执着地相信： “天下事是人力做得来的”，而“用人力可以弄坏的东西，一定还用人力可以弄好转来。”陆士谔一句句的记下自己痴心梦想的奇梦，希望日后能够得到印证，这种发自内心的基于救国拯民的强烈责任感的高度热情，是异常感人的。

小说充满了理想色彩，其中写上海的市政建设，就有雨街，隧道等，雨街设在店铺的后背，上有琉璃瓦覆盖，通光而不透雨，晴闭雨开，地上洁净无尘，没点子水渍;尤其是隧道电车的开通，更令人叹为观止：“上海地狭人稠，行驶电车往往有碰撞行人车辆等事，自外人创设公司至今，这种案子何止数百十件：有被辗毙的，有被辗成残废的;无识的人至把电车视为一种无穷的灾祸”。自从电车公司收回中国自办以后，便决定开筑隧道。隧道电车竟然穿过黄浦江底直通浦东，而浦东地方已经兴旺的与上海差不多了，中国国家银行分行就开在浦东——联系到今天上海对浦东的开发，怎能不感叹陆士谔的美好憧憬的合理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