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乡记·〔清〕管同》原文|译文|注释|赏析

〔清〕管同

 

饿乡,天下之穷处也。其去中国不知几何里。其土荡然,自稻、粱、麦、菽、牛、羊、鸡、彘、鱼、鳖、瓜、果,一切生人之物,无一有焉。凡欲至者,必先屏去食饮,如导引辟谷者然。始极苦,不可耐;强前行,多者不十里已可至;至则豁然开朗,如别有天地。省经营,绝思虑,不待奔走干谒,而子女之呼号,妻妾之交谪,人世讥骂笑侮、轻薄揶揄之态,无至吾前者,徜然自适而已。

然世以其始至之难也,平居每万方图维,以蕲勿至;不幸而几至,辄自悔为人动。故非违世乖俗、廉耻礼义之士,不得至是乡;非强忍坚定守死善道之君子,虽至是乡,辄不幸中道而反。昔周之初,武王伐纣,伯夷、叔齐耻食其粟,由首阳山以去,至饿乡。饿乡之有人,自是始。其后春秋时,晋有灵辄,行三日,几至之矣,终为贼臣赵盾所阻,反感盾恩,为所用。而齐有饿民,却黔敖嗟来之食,翩然至是乡,虽曾子叹其微,而论者以为贤辄远矣。孔子之徒,颜、曾为大贤,原宪为次,三子者皆几至是乡,而犹未达。及至战国,於陵仲子立意矫俗,希为是乡人,行三日,卒废然而反,孟子讥之。自战国秦汉后,教化不行,风俗颓败,绅先生之属,以是乡为畏途,相戒不入。而凶年饥馑,祸乱迭作,自王公贵人,下逮田野士庶,遭变故而误入是乡者,往往而是。梁武皇帝,天子也;赵武灵王、汉赵幽王,藩国王也;条侯周亚夫,将且相也;邓通,中大夫尚主者也。此其人皆尊崇富厚,志得意满,无意于是乡,而其终卒入焉,岂非天哉!岂非天哉!然岂与夷、齐以下,立志自入者同乎哉!故曰:“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惟汉龚胜、唐司空图、宋谢枋得之伦,立志忠义,先后至是乡。夷、齐辈得之,盖相视而笑,称莫逆交云。

呜呼!饿乡何乡也?何其难至也若是?予穷于世久矣,将往游焉,考始末而为之记。

 

——《因寄轩文集》

 

在看到“饿乡记”这个题目时,读者首先可能产生的一个疑问就是:“饿乡”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在读了本文第一段的描述后,便会恍然明白:原来“饿乡”在这里其实就是“绝食而死”的形象化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在作者的心目中,现实世界中的一切矛盾和丑恶现象在“饿乡”中全都不存在,那是一个让人“徜然自适”的理想之所在,这就为文章最后表明作者自己的态度埋下了伏笔。

在接下来的一大段叙述中,作者博引史事,向人们介绍了历史上各个时期人们在对去不去“饿乡”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和行动。作者把所叙的人物分成了四种类型:一种是千方百计,以求不去饿乡的(“平居每万方图维,以蕲勿至”),这种人所在多有,无需例举;一种是差不多要去了饿乡而终未能到达的,像春秋时几近饿死、而终为“贼臣”赵盾所救的鲁国的灵辄,像孔子的三大弟子颜渊、曾参和原宪等,便是其例;一种是不想入饿乡却因“遭变故”而误入的,如南朝梁武帝因侯景之乱饿死皇宫,战国时在内乱中被围困于沙丘宫而饿死的赵武灵王,及汉代被吕后幽禁绝食而死的赵幽王刘友等人;最后一种是真正“立志自入”饿乡的,在历史上,前有不食周粟而死的伯夷叔父首开其端,后有汉龚胜、唐司空图和宋榭枋得(三人皆因不同新朝合作绝食而亡)等人追随而至。在作者看来,这四种人中,前面两种人固然不是“违世乖俗、廉耻礼义之士”和“强忍坚定守死善道之君子”;即是第三种人,也全然不能和那些立志自入“饿乡”的人同日而语;只有最后一种人,才是真正的“立志忠义”之士。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看法和认识,作者在文章最后表明自己也想往“饿乡”一游,可以说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很明显,在这里,作者以“饿乡”为寓,实际上是表明了自己的处世之道,即作为一个“立志忠义”之士,必须坚守节操,宁可穷饿而死,也不能希图苟活,混同流俗。应该看到,管同的散文中涉及社会思想和政治方面的议论,多提倡封建伦理道德,本文中所谓的“立志忠义”、“强忍坚定守死善道”云云,也都带有较浓厚的儒家正统思想的气息;但值得指出的是,作者之所以要在这里为人们描绘出一个理想王国——“饿乡”,其实正是基于现实社会的黑暗和丑恶。文章最后说自己“穷于世久矣”,也流露出作者对自己身世的感慨。整篇文章虽然用笔曲折,但却不能尽藏其揭露和批判现实社会的锋芒。

本文采用记叙的形式来进行议论,一方面博引史事,通过叙述历史来表明自己的看法,这样就使议论不流于空洞;另一方面作者又运用了寓言式的体裁,把“守志死节”这样一个抽象概念幻化为贯穿全篇的寓言境界——“饿乡”,这就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形象性。此外,行文流畅,笔力健朗,也表现了作者散文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