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龚自珍

 

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予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

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在《病梅馆记》里议论了生活中的一件琐事：江浙一带文人画士有一种“孤癖之隐”，他们对梅花的审美趣味是以弯曲为美，以横斜为美，以稀疏为美，而认为自然生态的梅花是没有风致可言的。因此，那些卖梅的人为求重价，就对梅树进行“加工制作”，“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造成了大批矫揉造作、曲尽其态的“病梅”。龚自珍对这种病态美是大不以为然的，他为此“泣三日”，还做了一篇文章。

难道他这篇文章仅仅是说病梅吗？这暂且不提，就先说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吧，却与文章中的“病梅”有着惊人的相似。一日，在街头热闹处看见一班耍猴的，携带一个畸形人就地“演出”。那畸形人顶着颗硕大的脑袋，四肢短小干瘪，躯体扭曲，那左摇右摆、龇牙咧嘴的所谓表演，令人心悸。而一些腰圆膀壮、体魄强健的围观者却在一旁指手画脚地起哄，口中不停地嚷嚷：“怪呀！怪呀！”看了街头这一幕，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终于，我恍然大悟：那畸形儿不也就是龚自珍笔下的“病梅”么！当年龚自珍“购三百盆”，发现盆盆都是这种畸形的病梅时，曾“泣三日”，可见其哀之深、痛之切了。可是那些围观畸形人的看客，却全然是一副啧啧称赏的态度，这未免使人茫然了！这些人是什么样的感情呢？他们这种心理不也是很“怪” 么？不也是一种病态的表现么？

梅的扭曲和那个耍猴戏的人体的扭曲，是人们看得到的；可是，最可怕的还是人的心理、精神的扭曲，人性的扭曲。说它最可怕，是因为人们用肉眼看不到，因而也就安之若素，麻木不仁了。

事实上，如果处处留意，事事细想，我们随处都会发现这种“被扭曲的灵魂”的。不是么，《红楼梦》里的薛宝钗“唇不点而含丹，眉不画而横翠”，好一个鲜艳妩媚的少女啊！如果单从外表的美来选择“心上人”的话，宝姊姊堪称最佳人选了。然而贾宝玉终不爱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套陈旧的封建礼教浸透进她的骨髓，好端端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变成了一个世故、虚伪之人，一个纯洁少女的灵魂被扭曲得变形了！如此说来，薛宝钗不也就是龚自珍笔下那“病梅”么！

《儒林外史》中也有一个“被扭曲的灵魂”，这就是开口闭口讲“礼”，写出一部“礼书”的王玉辉。父母爱子女应说是一种“天性”，纯属人之常情吧，可是，当自己在家守寡的女儿准备绝食自杀以殉夫，自己妻子及亲家公婆都不同意时，这位当父亲的王老夫子竟然赞赏说：“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不必拦阻。”女儿终于饿死了，他反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俗语说“虎毒不食儿”，何况人乎！王玉辉人性的扭曲，已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书，更为我们展示了形形色色的花花世界。在这里，“功名”、“利禄”破坏了作为人的一切美好的东西，人都带上了脸谱，整个社会像一个人生的假面舞会，看起来是那么热闹，实际上一切又那么虚伪，一切又都是那么矫揉造作。在这里，正直的人只有吃苦头甚至被砍头的份儿，而吃得开的还不都是那些曲意逢迎、口是心非的巧伪人么？龚自珍感叹“梅以曲为美”，此类人为人处世又何尝不是在一个“曲”字上用功夫，显本领呢？

很明显，龚自珍写病梅自有一番深意存焉。他正是用病态的梅来象征病态的人，所以才下了那么大决心，“穷予生之光阴”，“甘受诟厉”，“誓疗之”。与此同时，他还为“疗梅”开了一张药方，这就是“纵之，顺之”，“解其棕缚”。实际上这又何尝不是为治疗畸形人格而对症下药呢？魏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就曾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龚自珍心里要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只是在他那个时代处境，他只能借议论病梅来反对封建专制思想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以表达他热烈向往的人格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的确，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试想，在龚自珍之前的明代袁宏道为什么要提出人的“性灵”问题呢？而在龚自珍之后，鲁迅又为什么要提出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的问题呢？原来古今先哲们想到一块儿去了，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