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玄宗作御注与邢昺作疏
唐以前，帝王为《孝经》作注者就已不少，如东晋孝武帝作《总章馆孝经讲义》、晋元帝作《孝经传》，梁武帝和梁简文帝均有《孝经义疏》，而唐玄宗为《孝经》所作的御注影响最大。
唐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年），皇帝诏示群儒集议，以质定今、古文《孝经》。刘知几等人请行古文《孝经》及“孔传”，而司马贞等人力主以今文《孝经》及“郑注”为宗，指摘古文《孝经》中《闺门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又割裂旧文，妄加“子曰”，且“孔传”又系伪作。唐玄宗乃以今文《孝经》为本，定经文为十八章，又参会了韦昭、王肃、虞翻、刘邵、刘炫、陆澄等六家之注，为《孝经》作御注。唐玄宗在《孝经序》中说：
近观《孝经》旧注，踳驳尤甚。至于迹相祖述，殆且百家；业擅专门，犹将十室。希升堂者，必自开户牖，攀逸驾者，必骋殊轨辙，是以道隐小成，言隐浮伪，且传以通经为义，义以必当为主，至当归一，精义无二，安得不剪其繁芜，而撮其枢要也。韦昭、王肃，先儒之领袖，虞翻、刘邵，抑又次焉，刘炫明安国之本，陆澄讥康成之注，在理或当，何必求人？今故特举六家之异同，会五经之旨趣，约文敷畅，义则昭然，分注错经，理亦条贯，写之琬琰，庶有补于将来。且夫子谈经，志取垂训，虽五孝之用则别，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数句，一句之内，意有兼明，具载则文烦，略之又义阙，今存于疏，用广发挥。
后来的“《孝经》起序”的成语，即指“具载则文烦，略之又义阙”的说法，喻遇事左右为难。
唐玄宗自作御注后，又令儒臣元行冲作义疏，御注与义疏并行于世，立于学官。唐玄宗时所定的今文本《孝经》还刻于石上，该石刻后来保存在西安旧府学中（今存于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中），即世称之《石台孝经》。
唐玄宗以皇帝的身份为《孝经》作御注，其权威性和影响力自不待言。御注既行，今文《孝经》“郑注”与古文《孝经》“孔传”两家学说都趋于式微。唐末五代之乱后，“郑注”佚亡，刘炫的伪“孔传”也佚亡了。
到北宋真宗（公元998至1022年在位）时，经学家邢昺为《孝经注》作疏，他不信刘炫等人的伪“孔传”，仍然以今文《孝经》为正本，以唐玄宗的御注和元行冲的旧疏为底本，作《孝经正义》，疏述《孝经注》较详尽确切，也保存了许多汉代等论述《孝经》的资料。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时，即取唐玄宗作注、邢昺作疏的今文本《孝经》，流传至今，成为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