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大动荡、大碰撞和大整合的世纪，两千多年来形成的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百年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风雨激荡。其中涉及对《孝经》、孝论的研究、解说，对传统孝道的分析、评判。它对学术界、尤其是思想界的影响，不应该被忽视或低估。本章就20世纪关于《孝经》、孝道的研究、评判问题，作一次史的考察和质的辨析，这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精神文明，倡立新伦理道德，亦有其借鉴作用。
一、世纪之初的《孝经》研究
孝，是儒家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儒家经典如《论语》、《礼记》、《孟子》等，都有许多关于孝的论述。《孝经》则集中阐述了作为家庭伦理的孝道，以及作为社会国家伦理的孝治的思想。从经文的表述看，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言“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从篇幅上看，《孝经》是“十三经”中“最小”的一部，但它在历史上曾具有很高的地位，产生过广泛深远的影响。汉人推尊它，说：“《孝经》者，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 《孝经纬》，传为郑玄所作）“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郑玄《六艺论》）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清代仍是“正统之说”、“权威之见”。其间，虽然在作者、今古文本的差异、传授源流的辨析等问题上，《孝经》研究者有过不同的观点，但对其根本宗旨和基本内容却罕有异辞。
近代研究《孝经》的著作有：简朝亮的《孝经集注述疏》一卷（附《问答》一卷），曹元弼的《孝经学》七卷、《孝经郑氏解》一卷，唐文治的《孝经新读本》一卷，马通伯的《孝经谊诂》一卷，廖平的《孝经学凡例》，邬时庆的《孝经通论》，陈柱的《孝经要义》等。这些著作，基本上以相关问题的考证，经文义理的阐发为主要内容，可视为西汉以来传统《孝经》研究的尾声。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社会的变化，民族的危机，刺激着近代知识分子，引发了要求变革的思潮，它首先表现为固有思想的非正统流派的复活，如龚自珍、魏源等开始用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讥讽时政，进行改革的理论宣传。康有为在变法维新运动前期，刊行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借助今文经学，把孔子改塑成托古改制的“大教主”，在学术界、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其“明古文之伪经”，动摇了古文经学的正统地位，开近代疑经疑古之风。
就《孝经》研究来说，曾由朱熹提出的“《孝经》乃齐鲁间陋儒所纂”之说，及清代姚际恒认为“《孝经》……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也”的观点又被提出来了。梁启超曾坚决地否定孔子手著《孝经》的旧说。他在《经籍解题及其读法》中说：“《孝经》自汉以来，已与《论语》平视，今且列为 ‘十三经’之一，其传孔子 ‘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以为孔子手著，即此两种。其实此二语出自纬书，纯属汉人附会。‘经’之名，孔子时并未曾有，专就命名论，已是征其妄。其书发端云：‘仲尼居，曾子侍’，安有孔子著书，而作此称谓耶！”自近代以来，各派学者，不论其对传统孝道所持观点所作评判如何，已基本上不信《孝经》为孔圣所著的说法，如吴虞在《经疑》一文中引朱熹、姚际恒之说而疑《孝经》。不同时期的新儒家对《孝经》作者及形成过程作辨析时，多取“汉人辑缀而成”之说，但《孝经》反映了儒家思想观念的事实则是基本上被认同的。
世纪之交的前后十年，封建王朝日薄西山，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空前高涨。在“孝道评判”问题上，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的“国粹派”对传统伦理思想进行研究、分析和评判。以章太炎、刘师培、黄节、邓实、马叙伦诸人为代表的“国粹派”，“多是一些具有传统学术根柢的知识分子，不仅主张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汲取精灵，以增强排满革命宣传的魅力，而且强调在效法西方改革中国政治的同时，必须立足于复兴中国固有文化。”“他们追求中国社会的民主化，但更关切传统文化的命运，孜孜以复兴中国文化自任。”“国粹派”援引西方的自由、平等学说，特别是借助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这一思想武器，批判了后儒由孝道比附、推衍出的纲常名教的旧伦理道德，提出了改良社会伦理、家庭伦理的构想。刘师培的《伦理学教科书》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刘师培、黄节、马叙伦等人从维护“孔学之真”，反对经歪曲的“伪儒学”的思想立场出发，指出上古圣人所揭示的“五伦”关系，仅为对待之词，并无尊卑之义。“三纲”之说始见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马融以“三纲”说释《论语》。后来，宋儒高谈义理，尤其是程、朱，以“三纲”立教，其学说实际上辅翼了专制政体，也丧失了孝道的真意。但“国粹派”强调，传统的家庭伦理，固然弊端横生，却当主改良，不容言废除。刘师培说：“于一族不能和睦，又安望其能合群？于亲属不能施恩，又安望其能博爱？”这种思考，实际上正是儒家“修齐治平”思路的体现。他们还提出了改良传统伦理的构想，其第一项，即针对“孝道”提出了“父子平等”的主张，宣称：“欲新家庭伦理，必自父子平等始。”黄节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皆天所生也，托父母气而生耳，父不得专也。”即以自然人性论作为“父子平等”说的基础。父母养育子女未尝无恩，子女应有回报之责，但二者既同属人类，从根本上说，彼此就应该是平等的，而不应当有尊长卑幼之分。
刘师培还对孔子所言“孝”的涵义进行了分析、解说：
为人子当有孝亲之责。所谓孝，服劳奉养仅是其狭义，更重要的还在于“爱利亲之谓孝”，即“非徒顺亲”才有益于亲；父之言合于公理固当从，不合则须“正亲之过”，孔子言而无改于父之道，乃指父道之善者而言，非可概论也。
刘师培的这些解说，反映了他在积极意义上理解“孝”之涵义并加以肯定的思想倾向。
清末民初的“国粹派”对以“三纲名教”为显性表现的旧伦理道德的流弊进行指斥、批判，提出改良社会伦理、家庭伦理的构想，这是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所作的努力之一。其进步意义应予以肯定，但是，他们在理论中抽象地使用自由、平等、人权、人性等概念，对共和社会的理想化想象，都显出了幼稚和虚幻。而且，他们提倡回归“真孔”，又不敢对“真孔”进行一分为二的辩证，因而在理论上也时有勉强之处。
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清末民初，“国粹派”学说及其他各种“新说”在打破权威信条、使孔子及儒家经典世俗化、历史化、近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必不可少的思想铺垫。例如将吴虞的“非孝”、“反礼”言论，视为承续“国粹派”对“三纲”说批判之推进、深入，应该是可以成立的（虽然二者在本质上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