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名作《白先勇·台北人》原文|主题|赏析|概要

作者简介 白先勇，广西桂林人。1937年7月11日生。父亲白崇禧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他自幼受父母宠爱，在家里娇生惯养;但当他七八岁时，却染上了肺结核，被隔离在他家花园山坡上一幢小房子里。那段时间，他家的一位“火头军”讲的《说唐》，便成为他病中寂寞生活的最大安慰。这位“火头军”是他开始受中国传统小说熏陶的第一个启蒙老师。从此，他迷上了小说，在他整个小学、中学生涯中，除了学校，他还有一个小说世界。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以及巴金的《家》、《春》、《秋》等五四新文学作品都给了他影响。抗战胜利，他随父母从重庆迁居到南京、上海，解放战争后期去香港，后迁居台湾。台北建国中学毕业后，入台南的成功大学念了一年的水利系，又考进台湾大学外文系。1958年，他在台湾大学外文系读完一年级，就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紧接着又发表了《入院》和《闷雷》。1960年，他读三年级时，和同班同学王文兴、欧阳子和陈若曦等人创办了《现代文学》，他自编自写，陆续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小说。1961年，他大学毕业。1963年他到美国依阿华大学作家工作室从事创作研究。在那里，他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学的小说技巧的基本训练。1965年获硕士学位后，一直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校区任教。著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长篇小说《孽子》等。

内容概要 此集由十四个短篇小说构成，每篇都能独立存在，但它们又共有某些相同点，互相串联成一组系列。第一篇《永远的尹雪艳》，女主人公尹雪艳总也不老。尹雪艳永远是尹雪艳。但她的八字带着重煞，犯了白虎，沾上的人，轻者家败，重者人亡。尹雪艳在台北仁爱路四段的高级住宅区里购置了一座新公馆。她的新公馆很快地便成为她旧朋新知的聚会所。她从来不肯把它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新来的客人中，有一位叫徐壮图的中年男士，才四十出头，便出任一家大水泥公司的经理。他有位贤慧的太太及两个可爱的孩子。家庭美满，事业充满前途，称得上是一位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徐壮图和尹雪艳交往一阵子之后，有一天，正当他向一个工人拍起桌子喝骂的时候，那个工人突然发了狂，一把扁钻从徐壮图的前胸刺到后胸。这次徐壮图的惨死，徐太太那一边有些亲友迁怒于尹雪艳，他们没有料到尹雪艳居然会闯进徐家的灵堂，还向徐壮图的遗像鞠了三鞠躬。可是当晚，尹雪艳的公馆里又成上了牌局。第二篇《一把青》，主要是写一个名叫朱青的女人，少女时期在南京，与一年轻飞行员郭轸恋爱，但结婚没几天，郭轸便在淮海战役中出事身亡。经过这番惨痛的生离死别，去台之后的朱青，简直判若两人，心已死去，乃抱玩世态度过日子，再也没有什么事能够伤她的了。第三篇《岁除》，写的是除夕夜，赖鸣升在刘营长夫妇家吃年夜饭。他们喝酒吃饭时“话旧”，我们从他们的对话中得知，赖鸣升当了一辈子兵。因年老，已退役一年，现是荣民医院厨房的采购员，即军队里所谓的“伙夫头”。他少年时期“就挑着铁锅跟革命军打孙传芳去了”;他的生命巅峰，是抗日战争时在四川当连长的那段日子，而其后参加“台儿庄之役”，死里逃生的经历，变成今日年衰运舛的赖鸣升借以继续生存的唯一精神支柱。正因为这样，十分贫穷的他，在这除夕日，却“偏偏还要花大钱”，买酒、鸡、蜡烛，老远从台南赶到台北，为的是和刘营长夫妇——知道他许多“过去”的老相识守个岁，话话旧，重温一次那已经长逝的，却又凝成坚固的记忆。第四篇《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金兆丽当了20年舞女，以前在上海百乐门，现在在台北的夜巴黎。她和一般舞女一样，最大的梦想，就是钓得一头金龟，嫁给有钱的商人。她年轻的时候放弃了许多机会，然而年已40的她，知道不能久等，到底找了个户头，即将下嫁六十大几的富商陈发荣。这篇小说，写的就是金大班在夜巴黎的最后一夜。第二天，她就要摇身一变，成为老板娘了。第五篇《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作者用第一人称，让一个大专刚毕业正在服兵役的青年，口述他目睹的一场悲剧。他的口述主要是“倒叙”：先说结局，即他到基隆附近荒凉海滩上认尸的情形，然后回过来，从头开始，叙述他因服兵役调来台北，常去舅妈家走动，而认得了40岁的男佣王雄;王雄和舅妈的独生女丽儿，是如何的“有缘”，和风骚的下女喜妹，又如何“对峙”。丽儿入中学后，改变对王雄的态度，开始疏离他，王雄因而变得暴戾。一日，他与喜妹发生冲突，之后，他趁人不见，对喜妹肉体施暴，几乎掐死了她，从此失了踪。王雄没受过什么教育，对于自己的行为与感情，完全没有理解力、反省力。其实，他对丽儿如此痴恋的原因：他要在丽儿身上捕捉“过去”，丽儿的影象与他童年在湖南乡下定了亲的小妹仔合而为一了。他今日对丽儿的迷恋，其实正是他对“过去”的迷恋。第六篇《思旧赋》，说的是一个年迈体弱而已退休数年的老女仆顺恩嫂，拖着病体从台南来台北，回到主人李长官家探访。故事内容之大半，由顺恩嫂和另一老女仆罗伯娘的对话托出。李家是旧日的名门贵族，有过“轰轰烈烈的日子”;但现在，由于时代改变，已经衰败没落。夫人已在两年前去世。她一死，宅中两个曾经受恩的年轻仆人，便勾搭着盗了一箱玉器逃走。于是这一家，里里外外就全靠年过70的罗伯娘一个人硬撑了。李小姐因为搞上一个有太太的男人，已离弃了自己的家。长官变得多病多忧，一度闹着要出家当和尚。李少爷到外国以后，精神失常，现在回来在家里住。小说里面出现的人物，除了两个女仆，就只这个始终没说一句话的变了白痴的中年男子。第七篇《梁父吟》，小说一开始，我们看到七旬上下的翁朴园(朴公)，由五十岁左右的雷委员陪同，从王孟养的公祭典礼回到自己家中。朴公和死者王孟养同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元老; 雷委员则是王孟养的学生与多年的幕僚。朴公邀雷委员入屋内，到书房用茶，闲话时谈起辛亥年间的旧事，以及自己和王孟养过去的一段渊源。接着朴公对当天的公祭说了几句意见，他对王孟养的儿子王家骥之疏离中国人情礼俗大为不满。雷委员陪朴公下棋，是他困乏打盹，便坚持告辞。朴公送到门口，再三嘱咐雷委员多费点心，帮助照料他老师的后事。雷委员离去后，朴公在院子里耽搁一会儿，回忆半个世纪以前辛亥年间的一些佚事，最后才扶着小孙子的肩膀，祖孙二人入内共进晚餐。第八篇《孤恋花》，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法。叙述者是一个中年的酒家女，以前在上海万春楼陪客，现在在台北五月花却当起经理来，看管年轻的酒女，因而得一绰号，叫“总司令”。她是一个同性恋者，在上海的时候，和一个同在万春楼当妓女、比她年轻名叫五宝的女孩同居。后来五宝被流氓华三虐待而自杀，死前口口声声对叙述者说：“我要变鬼去找他!”十几年后，在台北五月花，叙述者结识另一酷似五宝的酒女娟娟。“总司令”又与娟娟“成家”。同居一年后，娟娟被一个“黑窝主”柯志雄缠上，任他万般施虐而不抗拒。可是到了中元节的晚上，娟娟突然用一只黑铁熨斗将柯志雄砸死。杀死柯志雄后，娟娟完全疯掉，被关在一个疯人院里。小说的结尾，“总司令”由人陪着去看娟娟。第九篇《花桥荣记》，叙述者是个早已迈入中年并可能已接近老年的米粉店老板娘。她的爷爷从前在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开一家米粉店，叫“花桥荣记”，生意兴隆，家喻户晓。后来她嫁给一个国民党军人，还当过几年营长太太，不料淮海战役，把她丈夫打得下落不明，她随军眷去了台湾，流落在台北，为了谋生，便开了一家小吃店，也叫做“花桥荣记”。光顾这家小吃店的客人，多是广西同乡，但只有卢先生来自桂林，卢先生是一家小学校的国文老师。初来饭店包饭时，年纪不过三十五六。相谈之下，叙述者得知他原是名门子弟，桂林水东门外那间培道中学，便是他爷爷办的。叙述者有意把她丈夫的侄女秀华，和他撮合成亲。不料卢先生一口回绝，说他在大陆早订过了婚的。不久，卢先生突然显得喜气洋洋，原来他在香港的表哥终于和他的未婚妻联系上。她本人已到广州，只等卢先生寄十根金条去，就能偷渡去台与他成亲。卢先生攒了15年的积蓄，刚好抵上10根金条。于是他兴奋期待，魂不守舍，日夜渴盼和罗小姐重聚。却没料到他表哥原来是个骗子，把钱吞了。重聚的美梦，连同15年的辛苦积蓄，一下子全成了泡影。这件事之后，卢先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姘上一个泼辣浪荡的洗衣妇阿春，终日沉溺于性欲之满足。他卑屈劳累自己，躬身服侍这个泼妇，跟在她屁股后头走。可是没多久，阿春就开始在卢先生房里偷人。他回去捉奸，却被奸夫一脚踢倒在地上，又被阿春把耳朵咬掉了大半个。他养伤许久。一日，他照例领着一群刚放学的小学生在街上走。由于学生喧闹嘻笑，他突然大发脾气，抓住一个小女生出气，拍她一巴掌，大叫大骂，引起街上一大风波。第二天，他伏在自己房间书桌上悄悄死了。由于卢先生还亏欠一笔饭钱，叙述者便到他租住的房间，想拿他一点东西来抵债，却意外看见他房间墙上悬着几幅照片，中间最大那幅，正是桂林水东门外的花桥。桥头站着一男一女，男的是卢先生，女的必然是那位罗姑娘。叙述者把这幅照片带回，打算把它挂在饭店，日后以便向广西同乡炫示，她爷爷开的那间花桥荣记，就在这个花桥桥头。第十篇《秋思》，主人公是上流社会的华夫人——抗战时期一位大将军的未亡人，去台后，某一天日常生活的一小切片，以及她看到秋日白菊触景生情，想起抗战胜利她先夫带领军队开进南京城时的白菊以及她丈夫死前床头上也插着几枝白菊的情景。第十一篇《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叙述者是一群年轻的同性恋者，他们如何认识了一个有来历的老头子——30年代上海明星公司的红星朱焰，大家推举他为祭春教的教主，他留恋往日在上海时的种种，今日在台北，他依旧搞同性恋。第十二篇《游园惊梦》，女主人公钱夫人，艺名蓝田玉。她现在大约40出头，以前在南京清唱出身，最擅长唱昆曲。有一次钱鹏志将军在南京得月台听到她唱《游园惊梦》，动了心，便把她娶回去做填房夫人。当时钱鹏志已经60靠边，她才冒20岁。钱夫人是个王经规矩的女人，也明白并珍惜自己的身分。可是因为“长错了一根骨头”，她痴恋上钱将军的参谋郑彦青，并和他有过一次私通。可是不久，在她替桂枝香(得月台唱戏的姐妹之一)请30岁生日酒的宴会里，她的亲妹妹月月红，终于把郑彦青抢夺了去，她因此而心碎。此后不久，大陆解放，钱将军亦病故，她去了台湾。守寡多年而已丧失青春年华与富贵的钱夫人到台湾后，远离旧日的相知朋友，独自居住在南部，今日她应邀来台北参加窦夫人(桂枝香)所开宴会。小说从钱夫人抵达窦公馆开始，到宴会解散而终结。小说主要采用钱夫人观点——由于宴会里的人物和景象，触动她对自己往事的记忆，于是在她心思中，过去逐渐渗透入“现在”。使她发生一些今昔的联想。等到几杯酒下肚，酒性模糊了理性，她就更有点分辨不清今昔，恍恍惚惚地好像把自己多年以前的旧事重新又经验了一次似的。第十三篇《冬夜》，主人公一个是在台湾某大学教英国浪漫时期文学的老教授余嵚磊，另一个则是被誉为国际历史权威的旅美学者吴柱国教授。小说写吴柱国从美国来到台湾，在一个下着冷雨的冬夜，来到余教授家，探访老友，两人谈今话旧并发抒内心的感触的情形。第十四篇《国葬》，写一个力衰体弱的老者秦义方，在一个寒冷的十二月清晨，到台北殡仪馆他旧日上司李浩然上将的灵堂，参加追悼会，结束后，他好不容易登上一辆军用卡车，跟送灵的情形。

作品鉴赏 《台北人》这十四篇小说，结成一个集子，写作技巧各异，篇幅长短不一，每篇皆可独立存在;但它们结集在一起，就成为一个系列，虽然它们的人物、故事各不相同，但主题却一再重复，这就更加突出了白先勇所探索的“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这些“台北人”，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台北人，他们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随着国民党从大陆流亡到台湾去的四川人、广西人、上海人、南京人……。其中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下级军官以及他们的家属、上流社会的夫人们、大学教授、社交界的交际花、米粉店的老板娘、退了休的女仆、低级舞女、下流社会妓女的 “总司令”，等等。这些“台北人”逃离大陆时，或是年少，或已人到中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今天在台湾若非中年人，便已垂垂老矣。他们虽然出身不同，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各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并非台北人。作者偏偏称他们为“台北人”，正是为了他们并不是台北人。他们虽然从大陆到台湾这么久了，却仍然变不成台北人，因为他们始终是身在台北，心在大陆，他们都不肯放弃过去，也无法忘掉大陆——对他们来说，过去就是大陆。时间和空间对他们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们都无法摆脱时间和空间的变化给他们带来的矛盾和痛苦。从时间上来讲，他们都有一段难以忘怀的“过去”，而这“过去”的天堂，又一去不复返了，它如今都变成了重负，直接影响到他们目前的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所以，他们都是怀旧病的患者。从空间上来讲，他们都失去了“根”。作者所以把他们称为“台北人”，而他们其实又不是，而且也很难成为台北人，这正是他们无法克服的矛盾。失掉“根”的乡愁，紧紧地啮噬着他们的灵魂。因之，他们又是思乡病的患者，失去了“过去”，失去了“根”，他们既怀旧又思乡，而又没有任何希望，于是属于他们的就只有空虚、绝望和痛苦了。且看这些“台北人”，几乎都是生活在时间和空间的矛盾之中——身在现在的台北，而心却在过去的大陆。《永远的尹雪艳》里的尹雪艳，从来不肯把她的公馆的势派降低于上海霞飞路时的排场;但她的公馆又明明是在今天台北的仁爱路，而非昔日的上海霞飞路。《花桥荣记》里的那个小饭馆，招牌虽然同是“花桥荣记”，这个台北的花桥荣记既非桂林东门外花桥头的那个花桥荣记，更没有当年在桂林时那样“响当当”了。《游园惊梦》中的钱夫人，来到台北参加窦夫人的游园宴会时，也曾使她跳过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一下子回到当年在南京梅园新村自己的公馆替桂枝香办30岁生日酒的情景;但眼前这个程参谋毕竟不是那个郑参谋，而她自己如今年华已暮，身分也大大下降，再不是南京时期那个钱将军夫人了。其实，这些“台北人”的时空观念再清楚也没有了，对他们来说，过去就是大陆，现在就是台湾;而过去和现在的界限，就是1949年祖国大陆解放，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大陆的文学创作，出现了不断重复的新的“永恒的主题”，那就是歌颂新社会、鞭挞旧社会的新旧社会对比。而白先勇则以那些“台北人”的“国破家亡”之感，写出了他们的今昔对比。也正是从他们的“今不如昔”和对永远失去的“往昔”的眷恋，从另一个方面，和祖国大陆的文学作品相反相成，通过艺术形象说明了旧社会、旧制度、旧时代、旧世界一去不复返了。白先勇认为：“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是对历代兴亡感时伤怀的追悼，从屈原的《离骚》到杜甫的《秋兴八首》，其所表现的人世沧桑的一种苍凉感，正是中国文学最高的境界，也就是《三国演义》中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的历史感。以及《红楼梦》‘好了歌’中‘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的无常感。”(白先勇： 《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五四以来中国小说的几个问题》)这既是白先勇的文学主张，也是他在《台北人》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境界和情调。他在《台北人》一书的扉页上题着“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恰恰是由于他所追求的历史感、苍凉感和无常感，使他自觉不自觉地做了他父辈——那些在40年代末离开大陆去台人员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和代言人。由于作家的形象思维占了上风，他就不得不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达到了他的艺术发现，“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6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从而形象地却又惊人地反映了大陆去台人员的社会心理和他们的流浪者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