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名作《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原文|主题|赏析|概要

作者简介 李国文，原籍江苏省盐城县，1930年8月24日生于上海。1947年入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攻读理论编剧专业。1949年投奔革命到北京，进华北革命大学学习。1950年至1953年间先后任天津铁路文工团和入朝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文工团创作组长。1954年到中国铁路总工会宣传部任文艺编辑。1957年7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反对官僚主义的短篇小说《改选》，引起一定反响。但不久就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铁路工地参加劳动，此后长期搁笔。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重新提笔写作，发表了《车到分水岭》、《空谷幽兰》等有影响的短篇小说。1978年调到中国铁路文工团任创作员。发表在1980年3月号《人民文学》上的《月蚀》，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于1982年获首届茅盾文学奖。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危楼纪事》获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6年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担任《小说选刊》主编，至1989年底该刊停刊。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内容概要 1977年初春，老干部于而龙回到他战争年代生活过的石湖，想查出30年前开黑枪打死他的前妻、石湖支队指导员芦花的那个叛徒。50年前，于而龙的名字叫“二龙”，娘带着他和哥哥大龙在石湖上打鱼为生。有一年发大水，一个人贩子押着一船瘦弱的女孩子去上海做包身工。一个女孩为救被扔进水里的同伴跳进汹涌的大水，抱着一捆芦苇昏了过去。二龙娘打捞那捆芦苇当柴烧，无意中发现了那女孩，将她救活，并收养了她，准备将来给大龙做媳妇。那女孩被拐卖多次，不知父母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姓名，因为芦苇救了她，她就取名芦花。后来娘病死了，芦花和大龙、二龙为安葬母亲借了王敬堂家的钱。王敬堂是三王庄的大户，他的二儿子王纬宇在北平上大学。1937年寒冷的早春，王纬宇回到家乡和县城商会会长的女儿订亲。这门亲事是王纬宇的哥哥王经宇为了攀附商会会长一手包办的。按当地风俗，送订亲聘礼必须有一条石湖出产的名贵的红荷包鲤引路，才吉祥。但当时天寒地冻，石湖被冰封死，弄不到红荷包鲤。王经宇给二龙许愿：如果能交上一条5斤重以上的红荷包鲤，所欠租金全免。于是二龙兄弟俩不顾芦花的阻拦来到湖上，砸开厚厚的冰，二龙喝下掺了砒霜的酒，让哥哥用绳子拴住他的腰，钻进了冰窟。大荷包鲤摸上来了，二龙躺在冰上，吐血昏死过去，芦花哭得死去活来。没想到大龙送鱼去时，王经宇翻脸不认帐，要按斤给钱，还反咬一口，说大龙讹诈行凶，将大龙捆起来送往陈庄治罪，又派家丁强抬大龙家的船抵债，把芦花打得死去活来。突然间家破人亡，走投无路，芦花只好去寻死。正在这时一位名叫赵亮的红军从江西来到这里，劝阻了芦花的自杀，又救活了二龙。他把芦花、二龙和贫苦渔民组织起来，夺了王敬堂家的枪，建立了自己的武装，投身抗日斗争，成了日寇闻风丧胆的石湖支队。二龙当了石湖支队队长，取名于而龙。大龙为报仇雪恨先是投奔了大土匪麻皮阿六，后来参加石湖支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王纬宇与哥哥不合，为了自己将来能升官发财，他参加了石湖支队，还挖父亲的坟以示决裂，用自己的血写了入党申请书。因为他认为共产党一定能胜利。而他哥哥王经宇却投靠了日本人。芦花做了于而龙的妻子，担任石湖支队指导员，在残酷的战斗中练得智勇双全，开枪杀敌百发百中。她从来不相信王纬宇这个人。事实上王纬宇也确实经不起考验，每当斗争进入困难时期，他都灰心丧气，忧心忡忡，想拉队伍去投奔他哥哥，甚至偷偷给敌人送情报，为自己找退路。对于容貌美丽、杀敌不眨眼的芦花，他又嫉恨又害怕。抗日战争胜利后，王经宇又投靠国民党。1948年初，他配合国民党军队围剿石湖支队，使石湖支队陷入困境。队员们隐藏在湖中的沙洲上，队长于而龙身负重伤，生命垂危。在这种情况下，王纬宇认为自己当年把前途寄托在石湖支队上是个错误，追悔莫及，准备出卖石湖支队，为自己换条生路。大年三十夜里，他独自离开沙洲来到湖边的陈庄，和刚守寡的四姐幽会，让痴恋着他的四姐去县城给王经宇送密信。正巧这天夜里芦花为救于而龙划船进城买药，遇到四姐，截获了那封密信，使石湖支队免遭覆灭，并且利用信上的特殊暗号混进王经宇家，割下王经宇的头，带着四姐赶回陈庄，严厉斥责投机革命的叛徒。王纬宇气急败坏，偷偷划着芦花的小船回到沙洲。芦花以为王纬宇逃到敌人那边去报信了，急忙让四姐的哥哥老晚划船送她回沙洲告急。船到沙洲她上岸没走几步，一个到湖里来侦察的特务发现了她，喊叫着追上来。芦花回身一枪将特务打死，但躲在苇丛里的王纬宇钻了出来，对着芦花的后背开了枪。于而龙和支队的战士们听到枪声赶来，芦花已死。王纬宇的解释是：特务先开枪击中芦花，芦花带伤击毙特务，然后才牺牲。从此，王纬宇的叛变和芦花的死就成了无人知晓的秘密。但划船的老晚透过苇丛看到了这一切。解放战争末期，石湖支队随大军南下，二龙当了骑兵团长，屡建战功，建国后又到北京领导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军事实验场。王纬宇先在南方做领导工作，因为生活作风问题来北京投奔当年的老上级于而龙，当了于而龙的副手。一个偶然的机会，于而龙的朋友、当年在石湖战斗过的诗人劳辛回石湖，听一位摇船老人说芦花是被人开黑枪打死的，但老人说了一半就不敢说了。劳辛不知道那摇船老人就是老晚。于而龙把此事向组织作了汇报，并准备亲自回石湖调查，但工作太忙，王纬宇又从中作梗，未能成行。“文革”开始，于而龙身陷囹圄，而惯于见风使舵的王纬宇却平步青云，操纵造反派把实验场搞得乌烟瘴气，还想置于而龙于死地。一位老将军保护了于而龙。王纬宇还回到石湖，唆使不明真相、单纯幼稚的青年人叶珊带人扒了芦花的坟。虽然四姐偷偷告诉他叶珊是他们1948年初那次幽会怀下的女儿，但好色成性的王纬宇还是将美丽的叶珊诱奸了。他安慰自己说四姐讲的是假话。他操纵石湖地方领导，千方百计阻挠于而龙回乡，组织上派来的调查组就是受他们限制，没见到老晚。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于而龙的冤案得以平反，他想趁尚未重新安排工作这段时间回石湖，王纬宇又从中作梗。一直拖到今年春天，他才趁王纬宇忙于准备出国考察的机会，回到离别30年的石湖。故乡的变化使他欣慰，但当年为革命事业作出巨大牺牲的石湖百姓仍过着贫困的生活，又使他这个革命者感到惭愧。受王纬宇操纵的县委副书记想用高规格的接待把他与群众隔离开，但他独自划船进了湖，查访那个摇船人。不幸的是他找到老晚家的时候老晚刚刚死去。但老晚临死时把藏在心中30年的秘密详细告诉了四姐，并留下物证。四姐终于看穿了阴险卑鄙的王纬宇，准备把一切告诉于而龙。身在北京的王纬宇意识到自己面临着巨大危险，放弃出国机会赶来石湖，在沙洲上将四姐杀害，匆匆离去。但于而龙终于追上了他，对他发出愤怒的吼声：“杀人犯!”

作品鉴赏 这部长篇小说展示给读者的首先是宏大的规模和一系列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它以近60万字的篇幅描绘了2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侧面：30年代石湖地区贫困渔民的生活状况与婚丧嫁娶风俗，抗日战争中于而龙领导的石湖支队和大久保指挥的日本军队艰苦卓绝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石湖支队的艰难处境，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劳动热情，“文革”中的种种颠倒与荒谬，等等。在展示丰富多采、波澜壮阔的历史生活画面的同时，小说塑造了一系列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同是革命者，勇猛善战、刚毅、耿直的于而龙和稳重、机智而又风趣的老红军赵亮不同，善良、克尽职守的老林哥与沉默而又固执的大龙不同，那个美丽、坚强、对敌人无比残酷、对二龙和贫苦百姓无比爱戴的石湖支队女指导员芦花给人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同样是知识分子，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刚正不阿的郑老夫子和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廖思源，各自展示了不同的精神风貌。那个风度翩翩、能说会道、左右逢源、阴险卑鄙的王纬宇，乃至手持屠刀却讲文明礼貌的日本军官大久保，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小说作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把描绘社会生活、塑造人物形象与对生活本质的揭示统一起来，从而使小说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成为历史教科书。王纬宇的命运是耐人寻味的。他自私、阴险、没有道德，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参加革命，却长期春风得意，30年后才被揭穿;高歌愚昧而又疯狂，却平步青云，大权在握。这类形象的塑造包含着作家对共产党命运的思考。这种思考在小说中有时表现得很明显，例如这样一段描写：“文革”中一位老骑兵对于而龙哭诉：“说句不客气的话，今天的这个共产党和我昨天认识的那个共产党不一样，要不，就是有一个好人的共产党，还有一个坏人的共产党”。但这并不是说作家对党失去了信心，作家痛心的是党的被腐蚀、被扭曲。作品塑造赵亮、芦花、于而龙、将军等一系列共产党员形象，就是在召唤“老布尔什维克”的归来，表达对真正的共产党的坚定信心。小说还写到：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支援革命的老林嫂现在对县委副书记非常冷漠，甚至发出“现在鬼子再来老百姓就不会掩护村干部了”的叹息;曾经冒死救了于而龙性命的老船夫和许多在战争年代把亲人献给革命的乡亲，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1952年满腔热情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廖思源，在屡受打击之后又起了出国的念头。这类描写包含着作家对某种不幸的历史循环的悲衰：当年的革命者变成了统治者，忘记了养育自己的人民。从艺术上看，这部长篇小说的独创性主要体现在那种时空交错的结构方式。它叙述的故事在时间跨度上超过半个世纪，在空间上是以相距遥远的南方的石湖和北京的实验场为主。但作家并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叙述。小说在对芦花的死作了“序幕”式的描写之后，笔锋一转，写30年后的初春于而龙来到石湖的第一个早晨，划着船去找芦花的墓和那位知道秘密的摇船老人。从这里开始，随着于而龙飘忽不定的思绪和变化着的行踪，一幕幕往事被穿插进来。两天之后于而龙对王纬宇发出一声怒吼，小说就结束了。这种结构方式主要是受电影蒙太奇手法和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影响。把这种手法运用到规模宏大的长篇小说创作上，是一种大胆的尝试，而这种尝试获得了很大成功。这种结构方式既深化了作品的思想性，又赋予作品以特殊的魅力。它把历史与现实交织起来，使二者发生联系，形成对比。许多富于启示意义的见解正是通过这种联系和对比体现出来的。例如小说第五章写到廖思源在“文革”结束，重获自由的时候忍痛离开祖国到美国寻找自己的女儿，接着写下去的是1947年石湖支队陷入困境时郑老夫子死也不肯离开石湖，坚决与石湖支队同生死共患难。不同时代的两位爱国家爱民族的知识分子，面对同一个政党为什么作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假如按时间顺序来叙述，这两件相隔30年的事情就不可能产生如此强烈的对比效果。从读者这方面来说，这种结构方式在小说中造成了许多悬念，增强了小说的情节性和吸引力。比如小说开头写芦花被一个黑影开枪打死，便嘎然而止，然后转入30年后于而龙的查访。这是小说的总悬念，这个悬念直到小说结束才解开。而这个大悬念中，又有许多小悬念存在着。如第二章写到于而龙等18名队员在蟒河边陷入大久保军队的包围就止笔，转而去写“文革”中造反派对于而龙的攻击。这样，于而龙等如何冲出大久保的重围又作为悬念抓住读者。小说因此增添了许多魅力。由于小说是以于而龙的行踪、回忆和联想为线索组织情节的，所以虽然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被打破，但仍显得条理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