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节录)》原文、赏析、鉴赏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2〕;诗有别趣，非关理也〔3〕。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4〕。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5〕。诗者，吟咏情性也〔6〕。盛唐诸人惟在兴趣〔7〕，羚羊挂角〔8〕，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9〕，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10〕。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11〕，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12〕。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13〕，有所歉焉〔14〕。且其作多务使事〔15〕，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16〕，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17〕，殆以骂詈为诗〔18〕。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19〕。
〔1〕诗话为兴于宋代的一种诗歌批评形式，大都近于随笔漫话，严羽的《沧浪诗话》则是一部有系统的理论著作，对后代文艺思想产生深远影响。其书共分五章，即《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诗辨》为全书的总纲。严羽，南宋末年人，生卒年不详。字仪卿，又字丹丘，自号沧浪逋客，邵武(今属福建)人。著有《沧浪集》和《沧浪诗话》。其诗文多散佚，后人因加搜辑，合为《沧浪吟卷》三卷，卷一为《沧浪诗话》附其《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卷二、三为诸体诗词。
〔2〕“诗有别材”二句：诗歌创作另有自己独特的材料、题材，不关于引用书本上的典故。材，一本作“才”，指才能。书，一本作“学”，指学问。本文下文有反对以“才学”为诗等语，所谓“学”当主要指书本知识。
〔3〕“诗有别趣”二句：诗歌创作另有自己的情趣、韵味，不关于抽象讲说理论。
〔4〕“然非”二句：然而如果不是博览群书、精研理论以提高思想艺术修养，也不可能达到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穷，极尽，指透彻钻研。
〔5〕“所谓”二句：那些不走直接说理的路子、不停留在语言迹象上的诗歌，是最上等的。言筌，语本《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筌，鱼笱，后因称在言词上留下迹象为“言筌”。
〔6〕吟咏情性：语本《诗大序》，强调诗歌的抒情作用。
〔7〕盛唐：唐诗最繁盛时期。严羽《沧浪诗话·诗体》称“以时而论”有“初唐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在“盛唐体”下自注云：“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景云为唐睿宗年号，开元、天宝为唐玄宗年号，合约为公元715至755年一段历史时期。其时著名诗人有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岑参、高适等。兴趣：严羽吸取南朝梁钟嵘、唐皎然、司空图等诗说而创造的论诗命题，大致是指诗歌的兴感、情趣、韵味、形象等艺术特征。
〔8〕羚羊挂角：传说羚羊夜眠防患，以角悬树，足不着地，无迹可寻。见《埤雅·释兽》。《传灯寻》卷十六：“我若东道西道，你则寻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你向何处摸。”这里比喻诗歌的意象高妙，没有雕琢痕迹。
〔9〕凑泊：凑合，拼凑。宋陆游《跋吕成叔和东坡尖叉韵雪诗》：“字字工妙，无牵强凑泊之病。”一说“凑泊”为凑近泊止的意思，“不可凑泊”即不可捉摸。
〔10〕“如空中之音”五句：都有所本。《宾退录》载张芸叟评王安石诗云：“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寻绎，不可得矣。”《五灯会元》：“应物现形，如水中月。”“水月镜象，岂有生灭。”钟嵘《诗品序》：“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相，佛家语，指事物的外观形象。
〔11〕近代诸公：主要指宋代苏轼、黄庭坚开创的江西派诗人。解会：理解、领会。本章下文有云：“至东坡(苏轼号)、山谷(黄庭坚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
〔12〕“遂以”三句：主要指苏轼及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派诗歌创作中锻炼文字、逞使才气学问、直接发表议论的倾向。黄庭坚《论作诗文》云：“词意高胜，要以学问中来尔。”南宋初张戒《岁寒堂诗话》已云：诗“坏于苏黄”，“子瞻(苏轼字)以议论作诗，鲁直(黄庭坚字)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当为严羽之论的前驱。
〔13〕一唱三叹：语本《荀子·礼论》：“清庙之歌，一倡而三叹。”谓一人歌唱，三人相和。后多用以形容音乐、诗文优美，富有余味，令人咏叹不已。倡，发声先唱，领唱。
〔14〕歉：不足，欠缺。
〔15〕务：勉力从事。使事：引用典故。
〔16〕“用字”二句：黄庭坚作诗注重用语的来历、出处，《答洪驹父书》云：“老杜(指杜甫)作诗，退之(韩愈字)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张戒《岁寒堂诗话》云：“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
〔17〕乖：违背，不合。
〔18〕以骂詈(li)为诗：当主要指苏轼的诗风。苏轼某些政治讽刺诗有强烈批判精神，曾因此而获罪，几乎被处死，两次被长期贬谪。黄庭坚是苏轼的学生，但对苏氏这种诗风也有所批评。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云：“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其《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云：“诗者人之情理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其发为讪谤侵陵，引颈以承戈，披颈而受矢，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说的也当指苏轼。这说明黄庭坚在苏诗批判现实道路上的退却。严羽论诗虽不满江西诗派，但在反对“骂詈为诗”这点上正与黄说同调。当然严羽之论中更有从艺术角度考虑的因素。詈，也是骂的意思。
〔19〕厄(e)：苦难。
这里选录的是《诗辨》中的一段精彩之论，所谓“别材”、“别趣”、“兴趣”云云，主要是揭示诗歌创作与一般学术论著、理论著作间有着不同的创作规律，也接触到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区别问题。其大意是说，诗歌应是抒情的语言艺术，应本诸真实感受，而通过一唱三叹的吟咏的方式抒写出来，做到景象优美，意境深远，富有韵味。这可说是严羽吸取前人诗说的基础上对诗歌理论批评发展的特殊贡献。由此，他推举盛唐之诗为体现这些审美特征的典范，并从而批评了宋代苏轼、黄庭坚及江西派的诗中以“文字”、“学问”、“议论”、“骂詈”为诗而损害诗之艺术形象的弊病。评语也颇生动而有形象性。然而严说中也有其片面性与局限性。诗歌中的散文化、议论化在唐代李白、杜甫之作中已启其端，在白居易、韩愈诗中有所发展，至宋代苏轼、黄庭坚更由此开辟了诗歌表现艺术的广阔境界。清代叶燮《原诗》云：“如苏轼之诗，其境界皆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嘻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出。此韩愈后之一大变也，而盛极矣。”创造新变而出现某些败笔，自也有之;但拘守唐诗中含蓄蕴藉之一格而完全排斥宋诗的新创，必然成为固步自封和限制诗歌的现实性与战斗性的框套。应该说，诗道广大，“江山代有才人出”。唐、宋之诗，如春华秋实，各有其美，读者在通读《中国古代文学名篇选读》时自能亲自品味，而严羽的评论，不失为一种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