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惠敏，刘心武于一九七七年创作的小说《班主任》中的女配角，但她的典型意义却远远超过了该小说的主人公班主任.谢惠敏，真诚而善良，但更愚昧而偏执。作者通过这一人物形象深刻地揭示了“四人帮”的愚民政策给年轻一代所造成的心灵创伤是如何的严重，而疗治它又是多么的重要。

谢惠敏，某中学初三(8)班的团支部书记.她，长长的个子，直直的腰板，显得很健壮。但她对于任何球类活动都不感兴趣，以至于那位准备培养她当篮球运动员的教练颇感失望。的确，她除了随着大伙看看电影，唱唱每个阶段的流行歌曲外，似乎别无所好.她功课平平，作业有时完不成，所谓的社会工作占去了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十年动乱”扼杀个性的社会只能制造没有个性、不会思考的畸形儿。当然，谢惠敏并不乏纯朴和真诚。在学农结束返校的路上，她硬是把—个男生摘下的麦穗送回到队里去，问题并不在于一枝小小的麦穗，而在于这位仅仅只有三个月团龄的支部书记正在用她的纯洁而高尚的热情维护着“绝不能让贫下中农损失一粒麦子”的信念。她的身上有着多么可贵的闪光的素质。她那在泥泞的大道上奔走的身影常常浮现在班主任的记忆的屏幕上。

谢惠敏更幼稚单纯。她出身于劳动者家庭。她的父母经常嘱咐她及弟妹：要听领导的话，要认真听广播，看报纸，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尊重师长。谢惠敏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自然是受益非浅，具备着劳动者后代的素质。但是这种素质有着许多缺陷，而在“四人帮”为所欲为的动乱年代里，它更会使人陷于盲从和轻信，进而形成愚昧和偏执。在“四人帮”的愚民政策下，谢惠敏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固然，谢惠敏单纯而真诚，没有阴谋，更无野心，她对“四人帮”爪牙同她的谈话并不能心领神会，亦不乐意充当什么典型。但是她的反对团组织爬山活动，她的反对穿短袖衬衫，她的反对穿带褶的裙子，正显露了她的一种深受愚弄的“内伤”。不是吗，当她把“批宋江”作为团活动的头等大事，当她把短袖衬衫和花裙子都归结为“资产阶级作风”时，实际上，谢惠敏是把许多美好的事物当作了丑恶的东西，而把许多丑恶的东西当作了美好的事物。多么可怕而残酷的“黑色烙印”。

围绕着是否接纳刚被劳教释放的小流氓宋宝琦，初三(3)班掀起了阵阵波澜，班主任和谢惠敏之间也产生了深刻的分歧。谢惠敏是愿意接纳宋宝琦的，并且作好了同他斗争的精神准备。敢于同违犯人民利益的言行作斗争似乎是谢惠敏的长处，这深得班主任的激赏。但是在对待宋宝琦的某一流氓活动“罪证”时，班主任和谢惠敏的冲突就开始了，那是一本被撕去了封面的有男女恋爱插图的长篇小说《牛虻》。班主任检视着书，颇为感慨地轻轻地“啊”了一声，而谢惠敏一见就惊叫了起来：“哎呀，真黄，明天得狠批这本书。”当班主任说“这本《牛虻》可不是黄书”时，谢惠敏几乎难以相信，她的两撇眉毛险些飞出脑门，瞪圆了双眼望着班主任张老师，激烈地反问： “怎么?不是黄书?!这号书不是黄书是什么?”我们的团支部书记可爱、可怜、可叹、可悲。她单纯地崇信一切用铅字新排印出来的东西，以致在她的心中形成了这样的一种铁的逻辑，那就是，凡不是书店出售的，图书馆外借的书，全都是黑书，黄书，而外国的黄书又一律要比中国的黄书更黄。正是根据这一思维定势，所以她要没收好友的《青春之歌》，她要反对同学们读《表》，甚至于对喜欢《牛虻》的班主任、她所尊敬的张老师也表示了怀疑。就如何对待书的问题而言，她倒和那位凡在《牛虻》插图上有女主角琼玛的一律都给添上胡子的小流氓宋宝琦有着惊人的相似。他同样也是把《牛虻》一书当作黄色书的，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一而已，一个是禁看，一个是想看。 “四人帮”的专制统治和愚民政策造成了怎样的学生、怎样的畸形儿。

然而，人们往往重视宋宝琦一类的畸形儿，而对谢惠敏一类被扭曲的心灵则注意不够，总认为他们本质纯正，可以放心。其实如果他们不能觉醒、不能转变，甚至进一步恶性发展，那就比小流氓更具危害性、破坏性。因此，疗救谢惠敏似的畸形儿更具重要性。小说结尾的时候，班主任张老师站在春夜的微风中沉思着，想再去找一下谢惠敏，同她谈谈《牛虻》，谈谈其它更多的东西。他仿佛在心里呼唤，不能再这样愚昧下去了。因此，可以说，谢惠敏形象的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最先向人们提出了启蒙的要求和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