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当赛金花的形象在夏衍的多幕历史讽喻剧《赛金花》里诞生以后，四十多年来，一直众说纷纭，毁誉不一，至今未有公论，是现代文学史上颇有争议的文学人物形象之一。

夏衍的剧本以清末北京名妓赛金花在“庚子事件”中的一段传说经历为主要情节线索，从不同侧面描写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上至祸国殃民的清政府执政者慈禧、李鸿章和诸王公大臣，下至部分地方官吏和甘愿为奴隶的顺民，在侵略者面前摇尾乞怜、投降求荣的丑态，对他们作了淋漓尽致的讽刺与暴露。赛金花则是以肉体博取敌人欢心而苟求性命于乱世的“奴隶里面的一个”。

赛金花原本是个烟花女子，后嫁给清末状元洪钧为妾，曾随同洪钧出洋，成为清政府出使俄国、德国、奥地利、荷兰四国的公使夫人。洪钧任满回国后病故，她便脱离洪家，重理旧业，成为名噪南北官场的妓女。

剧作家笔下的赛金花，是一个轻浮而没有节操，庸俗而没有民族观念的卖笑女子。她追求醉生梦死、放荡淫乐的生活。为此，她凭借自己的年轻美貌和聪明伶俐，巧妙周旋于一批达官贵人之间。在户部尚书兼佐北洋军务立山等人的怂恿、帮助下，她从天津跑到北京，重张艳帜，并跟礼部侍郎卢玉芳“结拜金兰”，自称“赛二爷”。当八国联军已经攻入北京城时，赛金花却在卢玉芳的官邸和一些王公大臣们饮酒作乐，唱曲调情，全然不顾国家、民族之安危。在侵略者的炮火轰击下，和她厮混的达官贵人们惊慌失措，她却镇定自若，让人把窗门全关起来， “趁火没有烧到身上的时候再乐一下”。战乱的北京，生灵涂炭，许多王爷、大臣也被赐死、开斩。赛金花由于偶然的机遇，见到了过去曾有一面之缘的联军统帅瓦德齐，便卖身投靠，获得了一个较特殊的地位和较优越的生活环境。她不仅与瓦德齐打得火热，情投意合，甚至还流露出对瓦德齐夫人的嫉妒，其情操之低下，实在令人作呕。当时联军在京粮草匮乏，处境困难，赛金花竟主动提出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她为购粮而四处奔走，成为侵略军“漂亮的军需官”。当李鸿章与瓦德齐的谈判陷入僵局时，她又受托从中斡旋，她用要满清政府替德国公使立牌坊的方式，来平息公使夫人的怒气，为“老佛爷”保住了面子，促使联军与清廷达成妥协，签订了辛丑卖国条约。这牌坊正是中华民族耻辱的象征!这条约也是国际帝国主义大规模瓜分中国的开端。虽然这卖国的罪责不应完全由赛金花来承担，但在这笔肮脏的交易中，她也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其卑污的灵魂和丑恶的行径，是应该受到鞭挞的。

由于过去一切赛金花的传记作者，都将她写成一个逾越常轨的淫娃荡妇和亡国妖孽，剧作家便企图突破这种旧套和定论，他有意表现了赛金花身上尚存的善良人性和值得同情的悲剧性遭遇.例如，在战乱中，当赛金花刚刚脱险，便欣然救下被联军误作义和团抓起来的清廷大臣程璧，以及将要被枪杀的普通妇女顾妈。对于给瓦德齐揩地板、擦痰盂的清廷官吏魏邦贤，赛金花也很怜悯、同情，在瓦德齐面前给他说好话。当瓦德齐要赛金花帮助采办军粮时，她又婉转地提出要瓦德齐阻止各国军队在北京城里的烧杀抢掠作为条件。最后，当她因一妓女服毒自尽受到牵连，被对她有偏见的封建卫道士、刑部正堂孙家鼐判为“伤风败俗，虐毙人命，着即押解回籍”时，她还把仅有的盘费分送给仆人，安排好他们的生活，表现出她的有情有义。这些描写固然丰富了赛金花的性格，使她的形象能给人留下一个较完整的印象，避免了简单化、概念化的弊病。

但是，剧作家毕竟对赛金花倾注了过多的同情，过分渲染了她的豪爽、机智、善良和识见。如在立山官邸，当孙家鼐骂她是“妖孽”时，她不仅敢当面顶撞，而且敢回骂最大的妖孽是“老佛爷”，似乎颇有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气魄。当瓦德齐接受了她的要求，表示立刻下令“要各国军队停止在北京的过分的行动”时，赛金花立即“代表北京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向瓦德齐表示“感谢”，似乎颇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当赛金花在议和谈判中斡旋成功后，又被瓦德齐等人颂扬为“中国最好的外交官”， “替中国尽了很大的责任”，似乎成为拯救民族的“英雄”。

当然，赛金花与李鸿章、魏邦贤之流处于执政地位的民族罪人和死心塌地的汉奸相比较，是有区别的。这里的区别正是全剧的讽谕要害。尽管赛金花是一个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而攀附侵略者的奴才，是一个缺乏民族意识、爱国精神和高尚情操的庸俗女人，不应给予过多的同情，但是清廷上下众生无耻得竟借重赛金花。作为一部历史剧，人们由《赛金花》中那些显宦贵胄的腐败无能和丧权辱国的丑态，自然联想到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谄媚外敌、欺压人民的种种无耻行径，激励起爱国热情，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