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中日甲午战争是一段令人永难忘怀的悲壮历史。由希侬、叶楠、陈颍、李雄飞所著电影剧本《甲午风云》，对这一复杂的历史事件进行了高度的艺术概括，成功地塑造了中国第一代海军的卓越代表——邓世昌的英雄形象。

剧作家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从多侧面精心勾画了邓世昌的精神风貌和个性特征。作为北洋海军副将、 “致远”舰管带，邓世昌无论在海防建设的指导思想上，或海军作战的战略、战役指挥方针上，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各种军事会议上，他都力陈主见，慷慨陈词;在激烈海战中，他又指挥若定，灵活作战，充分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干。作为一个爱兵护民的将领，邓世昌深受士兵的拥护和老百姓的爱戴，王国成等官兵和他生死与共，血洒海疆;沿海渔民对他十分信赖、大力支持，都体现出这种血肉关系和鱼水深情。

同时，剧作家又突出了邓世昌的爱国热情，强调了他忠勇兼备、性情刚烈、不畏强权、刚直不阿的主导性格。在庆功宴上，他不徇私情，以凛然正气，揭露方伯谦临阵脱逃的丑恶行径;在天津请战时，他不畏强敌，甘冒“犯上”之嫌，当着李鸿章的面，痛斥帝国主义分子;在黄海之战中，他毅然悬挂帅旗吸引敌人炮火，在弹尽之时，下令高速撞击日舰“吉野”号，与敌人同归于尽。

由于剧作家十分重视发挥剧作的视觉造型功能，故善于通过对一些场面的精心选择和细致描绘，来进一步强化邓世昌的个性色彩。无论是他与方伯谦不讲情面的对质，还是他与英国公使罗皮尔针锋相对的舌战，在紧张的气氛渲染、以及对人物神态和情绪的刻画中，邓世昌的形象格外鲜明。尤其是最后英勇献身的场面十分悲壮：在“致远”舰弹尽援绝的危急关头，邓世昌站在举向云天的炮身下，背对滚滚的战火浓烟，率领全舰官兵庄严宣誓：为国捐躯!在“致远”舰和敌“吉野”号旗舰撞击、爆炸的火光中，邓世昌的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他那“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崇高精神品德，感人至深，令人难忘。

剧作家在塑造邓世昌的性格时，也没有仅仅局限于对现实关系的外部联系和人的外在活动的描写上，同时还注重从剖析人物的内在矛盾入手，深入揭示其丰富的内心世界，把人物真实的内心活动转化为可见的视觉造型。例如，当邓世昌到天津请战时，奉命在二堂等候，隔着屏风听到李鸿章等人的投降言论，激起了他心中的满腔愤怒，不由自主地击落了桌子上的杯子，惊动了李鸿章。当两次冒死请战不但未能获准，反而受到处分，邓世昌只好在家里弹琵琶抒发报国无门的悲愤、痛苦的心情。大东沟海战中，面对强悍、凶残的敌人，邓世昌心里燃起了复仇的怒火，他一甩辫子，亲自掌握舵盘向敌舰发起攻击。显然，这种以动作写心态，以可见的视觉造型来揭示邓世昌内心活动的方法，使其形象更加丰满传神。

另外，剧作家还注意从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入手，把不同的性格加以艺术对比，以此使邓世昌的个性特征更加鲜明突出。作为主战派的代表人物，邓世昌强烈的爱国热情、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同方伯谦等投降派惧敌媚外、自私猥琐、偷生怕死的卑劣行径形成了明显对照。这种对照始终贯穿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构成了矛盾冲突的副线，不仅加强了人物性格的深度，而且丰富了剧作的艺术结构，使之具有更多的艺术容量。

作为一个艺术典型，剧作家在塑造邓世昌的形象时，既注意保持历史上真人真事的原有面貌，不随意杜撰;又根据剧情的需要，对历史素材作了必要的选择、提炼和加工，一方面突出了邓世昌没有“奴颜”与“媚骨”的基本性格色调，并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予以细致刻划;另一方面又着重描写普通渔民和爱国士兵对邓世昌思想发展的影响，揭示其性格形成的土壤。通过这样的艺术概括和深化，邓世昌的形象就更具典型意义。

当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邓世昌在思想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对此，剧作家并没有完全回避或故意粉饰，而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在艺术处理中较好地把握了分寸，使其形象更具历史感和真实感。

邓世昌的银幕形象，通过导演林农和演员李默然精心的再创造，更深化了这个形象大义凛然、浩气长存的品性。当后人反思中日甲午战争这段沉痛、悲壮的历史时，不会忘记邓世昌的历史功绩;他那为国捐躯的英雄壮举，也成为人民大众在反抗侵略、保卫祖国的斗争中学习、仿效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