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幺爸，何士光于一九八○年创作的短篇小说《乡场上》的主要人物，一个觉醒了的闰土，一个站起来的阿Q。作者通过这一人物形象，表现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农村带来的深刻变化。

在西南边陲梨花屯的乡场上，大约没有谁比冯幺爸更窝囊、更无出息的了。他，四十多岁，高高大大的汉子，却是一个出了名的醉鬼，一个破了产的顶没有价值的庄稼人。这些年，只有鬼才知道他是怎样过来的。可是，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不起眼的角色却站在了两个女人中间来判断是非了。两个女人——小学教员任老大的妻子和罗二娘——因为孩子打架而争吵起来，惊动了大队曹支书，这位书记就把曾经看见孩子打架的冯幺爸叫来当面作证。本来女人斗嘴、邻里纠纷不过是最常见的事，然而由于曹支书的出场就使这件小事变得微妙而复杂了。于是冯幺爸就处在一种十分难堪的处境。他只能像往常一样嘻皮笑脸地说： “一条街上住着，吵哪样。”

显然，冯幺爸企图以打哈哈了事。他知道站在他面前的一方是罗二娘，梨花屯的“贵妇”，她男人是食品购销站的会计，她自己则是卖肉的，在这场纠纷中，曹支书又明显地偏袒着罗二娘。毫无疑问，在这种场合下， “你如果得罪了罗二娘的话，你就会发现商店里的老陈也就会对你冷冷的，于是你夜里会没有灯光，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来洗你衣裳;更不用说，在二月里，曹支书还会一笔勾掉该发给你的返销粮，使你难度春荒”。可以说，冯幺爸的为难、他的怯懦，就是这种畸形的社会现实造成的，从冯幺爸身上人们不难会看出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对广大农民心灵的严重扭曲。站在冯幺爸面前的另一方是穷教书匠任老大的老婆。此刻，任老大的女人正怯生生地望着他，似乎在恳求他，他实在又不忍心昧着良心去伤害任老大的老婆。

可是罗二娘却有恃无恐，步步紧逼： “冯幺爸，别人硬说你当时在场，全看见的呀。”曹支书更有心计地说： “吵是吵不出一个名堂来的……既然任老大家说冯幺爸在场，就让冯幺爸说，事情搞清楚了，解决起来就容易了。”话中有话，隐隐地在施加压力。冯幺爸慌了，他躲躲闪闪：“今天早上呢……我倒是在犁田。”冯幺爸确实活得太窝囊了，直不起腰板。他有女人，有六个儿女，做活路却不在意。还不到春天就缠着支书要返销粮;罗二娘请客的时候，他就去搬桌椅，然后在那儿吃一顿，他不敢得罪人，更不敢得罪梨花屯的上层。但是他的良知并未完全泯灭，他怯懦但还不至于无耻，他卑微但还不至于卑劣。

但是冯幺爸越是躲闪，罗二娘越是猖狂。在她的眼里冯幺爸在乡场上不过是一条狗，只有朝她摇尾巴的份，曹支书更是振振有词： “你真在场，就说在场，要是不在，就说不在。就是说，要向人民负责，对任老大家，你要负责，对罗二娘呢，你当然也要负责。”貌似公允，却是一种压力。但是对于冯幺爸来说，还有另一种压力，那就是来自乡场下层，他们希望他能说实话。两种压力在撕扯着冯幺爸，像他这样卑微的小人物实在难以承受得起这种巨大的无量的压力。不能再推挪了，冯幺爸采取了他最后的方法，干脆闭口不说。

罗二娘决不善罢干休。在她看来，冯幺爸的不说话实际上也意味着她理屈，因此，罗二娘扯开嗓子叫了，这回她可冒火了，而曹支书更是软硬兼施地逼冯幺爸开口。无处可退，冯幺爸不得不开口了，他豁出去了。但是一开始，他却大谈他家的变化，是的，去年他多收了几百斤粮，能吃到端午，还有几十斤糯谷能给孩子们包顿粽子，到时还能收些洋芋，还有油菜籽、麦子等……

本来是来叫冯幺爸作证的，可他却唠唠叨叨地说着些不相关的事，这更惹恼了罗二娘，她几乎破口大骂了，然而她忽略了，恰恰是这些不相关的东西的缺乏，才使得冯幺爸如此卑微，如此猥琐;同样，也恰恰是这些东西的获得才使得冯幺爸敢于向权威挑战。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已经在冯幺爸这个普通农民的身上产生了影响。今天的冯幺爸什么也不要怕了，他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的问题，而且也不用怕买不到煤油、肥皂、猪肉，也不用怕被扣返销粮了。冯幺爸经历了痛苦的内心斗争后，他“猛地转过身”，“把脚一踩，眼都红了，敞开声音吼起来”，他选择了正义，他要向罗二娘、曹支书等人挑战了。他在两人面前吼道： “老子前几年人不人鬼不鬼的，气算是受够了”， “国家这两年开放了我们庄稼人的手脚，哪个敢跟我再骂一句，我今天就不客气了。”他终于作证了，证明了是罗二娘的儿子仗势打人，还诬赖任老大的儿子。冯幺爸终于挺直了腰板，恢复了人性和人格力量。

在乡场上的人们的欢呼声中，罗二娘“你记得，你记得”的声嘶力竭的喊叫显得微不足道，而冯幺爸的吼声则继续震荡着：“只要国家的政策不像前些年那样，不三头两头的变，不再跟我们这些做庄稼的过不去，我冯幺爸有的是力量，怕哪样?”冯幺爸的形象确实表现出社会现实的进步在农民身上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支撑着冯幺爸脊梁的正是党的政策所带给他们的实际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