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与《玩偶之家》比较论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作品，五四前后传入中国，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尤其是《玩偶之家》，几乎影响了中国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唤起了他们的个性解放意识和反抗精神，主人公娜拉在当时成为中国知识界最熟悉的人物。

茅盾和熊佛西曾分别从思想界和戏剧界两个领域论述了易卜生戏剧对中国的影响。茅盾在1925年说：“易卜生和我国近年来震动全国的‘新文化运动’是有一种非同等闲的关系，六七年前，《新青年》出《易卜生专号》曾把这位北欧大文学家作为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传统思想等新运动的象征。那时候，易卜生这个名儿萦绕于青年心胸中，传述于青年口中，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思和列宁。”熊佛西则从戏剧影响的角度说道：“五四运动以后，易卜生对于中国的新思想、新戏剧的影响甚大，他对于中国文艺界的影响不亚于托尔斯泰、高尔基，尤其对于戏剧界的影响至深。我敢说：今日从事戏剧工作的人，几乎无人不或多或少受他的影响。”《玩偶之家》从1918年到1948年就有九个不同的译本。近一个世纪以来，娜拉的形象一直活跃在中国的舞台上，并对中国的观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易卜生剧作的影响下，五四文坛上出现了大批“娜拉”式的人物。鲁迅先生写于1925年10月的小说《伤逝》是这类作品中思想倾向最接近的一篇。

《玩偶之家》和《伤逝》产生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却有着大致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而作品所表现的内容也是一脉相承的。《玩偶之家》的结尾，随着娜垃的出走，留给了社会一个近百年来探索的命题，即“娜拉走后怎么办”。《伤逝》可以说是接着《玩偶之家》往下写的，它几乎是《玩偶之家》在中国的续集。在《伤逝》的开始，女主人公已经完成了女性个性解放的关键一步：为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开了封建家庭，作品重点写的是子君出走以后的情景。所以，可以说，易卜生探索的终点正是鲁迅寻找的起点。

毋庸置疑，两部作品所描写的都是个性解放和妇女地位的问题，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当娜拉明白她在自己家庭中只不过是一个玩偶时，她毅然离开了家，向丈夫（也可以说向社会）提出了挑战，“我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而子君则是在完成了娜拉所做的一切，争得了婚姻自由以后仍处在悲剧的结局中。《玩偶之家》告诉我们，人不是玩偶，人要有做人的价值，作品描写的是人的精神反叛。《伤逝》则暗示我们：经济制度不改变，妇女地位不提高，则个性解放不能获得彻底的成功，很明显，两部作品都揭示了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妇女的地位问题。

恩格斯说过：“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因为“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可见，娜拉和子君的悲剧，实际上是整整一代未解放的妇女的悲剧。

娜拉表面是一个未经世故的青年妇女，她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美丽活泼，一贯被丈夫宠着、爱着，丈夫海尔茂对她的称呼是：唱歌的小鸟、小松鼠、小宝贝，她自己也感到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幸福里。娜拉对丈夫的爱情是真挚的，为了挽救丈夫的性命，她瞒着他向人借了一笔款子，同时想给病危的父亲省却烦恼，又冒名签了字，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不合人情的法律逼得她走投无路。更令她痛心的是，真相大白以后，她最需要丈夫和她同舟共济，承担危机的时刻，她却发现自己为之作出牺牲的丈夫竟是一个虚伪卑劣的市侩。她终于觉醒了过来，认识到自己结婚前不过是父亲的玩偶，婚后却成了丈夫的玩偶，从来就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于是她决心离开丈夫和孩子，摆脱玩偶一般的地位。于是她对丈夫海尔茂严正地宣称：“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娜拉和海尔茂决裂了，离开了她以前一直以为温暖的家，以此作为对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传统观念的反叛。

剧本表现了作者对妇女命运的极大关切，提出了妇女解放的社会问题，所以，有人把《玩偶之家》比作“妇女独立的宣言书”。作品揭露了资产阶级婚姻的虚伪，也揭露了资产阶级外表繁荣幸福与内部丑恶腐朽之间的尖锐矛盾。

在资产阶级家庭里，妇女虽然在表面上像男人一样有自由的权利和平等的地位，在这一点上比封建家庭显然是一个大的进步，因为封建社会的妇女甚至在表面上也没有自由和平等的地位。可是由于经济大权仍然掌握在男人的手里，所以，在实质上妇女始终是男人的玩物甚至奴隶。易卜生在《玩偶之家》的早期创作札记中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说：“有两种精神法律，两种良心，一种是男人用的，一种是女人用的。他们互不了解，但是女人在实际中被按照男人的法则来评判，仿佛她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男人……”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这个社会完全是一个男人的社会，法律是男人写的，起诉和法官都是男人，他们从男人的立场出发，判断女人的行为方式，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女人不可能忠实于自己。”“剧中的妻子伪造签名，而且这是她的骄傲，因为她是出于对丈夫的爱，为救他的命而这样做的。这个男人却以平常人的全部正直站在法律的土地上，用男人的目光来看待这件事。”

很明显，易卜生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是持否定态度的，剧中的丈夫海尔茂就是这个社会中的一个代表。按照当时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法律观念，海尔茂是一个标准的好人，他仪表堂堂，有教养，有风度，新近登上银行经理的宝座，又做过律师，懂法律，他似乎很爱妻子，愿意为她花钱，讨她喜欢，逗她玩，以致娜拉也错误地认为丈夫是爱她的，天真地以为出了任何事，她的丈夫都会出来承担责任，用他宽阔的肩膀挑起一切重担。然而娜拉对她丈夫的了解太少了，海尔茂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他从来都是把妻子看做玩偶，不让她有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要求妻子对他绝对服从，从未想过夫妻之间还需要更深刻的真诚感情的联系。平时，他常对娜拉说：“娜拉，你知道不知道，我常常盼望有桩危险的事情威协你，好让我拼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可是，当伪造签字的事暴露出来后，他却骂娜拉是伪君子、犯罪的人、下贱女人，不许她接近自己的女儿。可见，他们夫妇之间的关系，只是以男子的名誉、地位为中心的利害关系，实际上没有爱情可言。娜拉爱丈夫爱到完全可以牺牲自己，而海尔茂在表面上爱他的妻子却不愿牺牲半点名誉。这种虚伪的夫妻关系，在平时仿佛还很愉快和幸福，但一到紧要关头，潜伏在内部的矛盾就会暴露出来，使海尔茂原形毕露，丑态百出，而娜拉才如梦初醒，终于明白自己在家庭中只是丈夫的一个大孩子，是供丈夫消遣的玩物，从来没有争得做人的权利，于是她离开了这个家。

易卜生在1870年曾说过：“重要的是人的精神反叛。”这也是他谱写娜拉性格的基调，反叛什么呢？反叛笼罩着资产阶级金钱关系的全部虚伪，自私与精神上的桎梏。易卜生的一生都在致力于人的精神反叛的倡导，他自觉地以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为思想武器，站在没落时期资产阶级政治的对立面，用他的精神反叛去争取早期资产阶级的历史复归，回到这个阶级上升时期的那个样子，对资产阶级现存的秩序进行了尖锐而猛烈的抨击。为了实现他的精神的反叛，他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性格完整而高尚的人物，并满怀深情地把希望寄托于理想化了的人物身上，而娜拉就是这一类人物的代表。易卜生看到娜拉过去只不过是处于玩偶的地位，最后让她由精神反叛而出走。戏到这里也就完了，至于以后的事，读者无从知道，而作者也不一定知道，所以，有人形容易卜生的剧作是一个伟大的问号，这是很有道理的。普列汉诺夫说：“易卜生的情形的最深的悲剧在于：这个性格上无比完整的人，比所有的人都更重视彻底性的人，却注定了永远在矛盾中迷惑。”娜拉就是一个在矛盾中迷惑的人物。尽管如此，易卜生提出的社会问题仍然是十分尖锐而深刻的，这也是他能成为世界屈指可数的思想家及大戏剧家的原因。

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不无深情地安排了一个林丹太太的形象，用意是颇深的。相对娜拉而言，林丹太太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保持了自己“人的价值”的妇女形象。她有工作，可以养活自己，所以她也就有独立的人格。在她身上，作者寄寓了理想的资产阶级的人性，同时也暗示了娜拉出走以后的命运。但是，娜拉和林丹的经历不一样，她不可能一个人到社会上去闯荡。娜拉走的时候只怀着一颗觉醒的心，此外别无准备，所以娜拉的未来仍是一个谜。

鲁迅的《伤逝》正是从解剖这个谜开始的。早在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演中就说到了娜拉出走后的命运问题。很明显，鲁迅并不是在单纯地探讨易卜生的戏剧，而是针对中国妇女的命运而言的。鲁迅说：“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是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膀，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这段话是从理论上来阐述“娜拉们”离家出走后的命运的，而《伤逝》则是用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来回答了“娜拉”走后怎么办的问题。

《伤逝》写于1925年10月，它描写的是一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爱情悲剧。写这类题材作品的在当时不只鲁迅一人。早在1923年2月，许钦文的小说《博物先生》就描写了主人公史子逸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和林女士自由恋爱并几经波折后自由结婚，但婚后却因不满意而终于分离的故事。1923年3月，罗声留在《浅草》季刊上发表了独幕剧《新婚者》，写一对青年自由恋爱，在众人羡慕的眼光中自由结婚了，但几个月后，却因经济等问题而产生了隔阂，互相埋怨，处于一筹莫展的困境之中。同年三月，周全平的小说《他的忏悔》表现“他”抛弃了父母包办婚姻的妻子，和自己追求的对象结了婚，但婚后不久，“他”夫人却嫌“他”不吸引人，和“他”离了婚。这些作品，都比较早地接触到了婚后爱情自行消退这一内容。《伤逝》也属这类作品，但却比上述作品高了一筹，它的深刻之处在于作品真实地揭示了子君和涓生悲剧的社会原因。

娜拉和子君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娜拉的时代在挪威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小资产阶级，而子君所处的时代要比娜拉黑暗得多。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她们在经济上都没有自主权，只能依靠男人，所以，她们也不可能有真正独立的人格。

子君在反抗旧家庭束缚、争取恋爱婚姻自由上是非常勇敢、坚决和果断的，她无畏于路人的“探索讥笑、猥亵的眼光”，毅然和专制的家庭决裂，并且“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干涉我的权利”。“这是觉醒者的呼声，是反抗斗争中闪跃出来的火光，以至于使涓生感到有说不出的喜悦，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的那样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到辉煌的曙色的。”此时的子君也是骄傲的，她为自己的理想而骄傲，为自己的行动而骄傲。娜拉走出家门以后，对于她个人的命运，人们不能具体预测。但从生活的一般逻辑来看，我们可以在子君和娜拉之间找到某种连接点。

“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子君在反抗旧家庭、争取个性解放这一点上是较为自觉的。但是她毕竟是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所以，她和涓生自由结合了，但又很快分开了，最后以子君的牺牲结束了这场悲剧。

对于《伤逝》悲剧的原因，探讨者颇多，都说出了造成他们悲剧的某一方面的原因。那么，造成他们爱情悲剧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显然根源来自整个社会制度，具体到子君和涓生的家庭中，就表现为妇女在经济上没有自主权。在他们这个自由恋爱结合的小家庭里，子君不可避免地是涓生的附属品。从表面上看，他们二人似乎在思想上、人格上是平等的，他们在一起谈论雪莱、泰戈尔、易卜生，一起出入。在这一点上，子君比娜拉的境况还要好一些，海尔茂甚至不让娜拉有独立的思想，但实际上他们的地位不可能是平等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妇女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深受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捆缚，比一般受压迫的男子的命运更加悲惨。从社会地位上来说，她们只是“非”人的男子的奴隶和愧儡。子君的命运也不例外，她从封建家庭走出来，进入的是一个成天为吃饭而操劳的家庭，在地位上、经济上不能不依靠于这个家庭的男子，并未获得独立的人的权利，实现彻底的个性解放。有些论者看不到这一事实，认为子君婚后变得浅薄庸俗起来，整天只知道喂阿随，饲油鸡，没有远大的理想与生活情趣，这样才使他们分开的，甚至连涓生也认为是子君捶住了他的衣角使他不能奋飞了。把这些都归罪于子君是不公平的。我们知道，在社会的物质生活没有达到极大的丰富之前，繁重的家务劳动是任何一个家庭都不可避免的，而妇女经济不独立，则这种劳动全部压在妇女身上。我们可以把子君想得高尚一些，让她不做男人的附属品，让她保持当初冲破旧家庭时的那种勇敢坚强，让她继续与涓生谈论某某大作家，但在谈论了以后，他们仍要吃喝住行，仍要每天过具体的与柴米油盐打交道的生活，而这生活费又从哪里来呢？子君所处的社会，并不给妇女以谋生的权利和机会，在当时，涓生尚且要经常失业，何况子君呢？所以，《伤逝》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子君的命运，是未解放妇女的共同命运。

涓生不是海尔茂那样虚伪、自私的市侩，但是，当他们的小家庭陷入困境之中时，他却错误地把一切责任推到了子君的身上，认为是子君捶住了他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所以对子君宣布“我已经不爱你了”，使子君在无爱的人间走完了她的道路，抑郁而死。这说明，涓生当时对社会的认识也是模糊的，也说明他个性、思想解放得不彻底，在对待妇女的问题上，他也是站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一边的。

在《伤逝》中，涓生和子君没有一个公开出场的对立面，但是他们失败了。他们的对立面是整个封建社会，是整个封建意识形态，这是他们无法战胜的最强大的敌人。《伤逝》的悲剧告诉我们，社会制度不变更，妇女在经济上不独立，则真正的婚姻自由、个性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鲁迅所说：“所以为娜拉计……高雅的说吧，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妇女要解放，必须“第一，在家要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

至此，我们可以认为，《玩偶之家》和《伤逝》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妇女要真正获得人格的独立和个性的解放，争得做人的权利，就必须有不依附于男子的自主权——经济上的自主权，即独立的经济地位。就是说，两部作品所提出的社会问题，基本上是妇女问题，更明确一点说是妇女的经济地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