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英美与留学日本现代作家群之比较

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构成中，留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现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作家多为留学生，无论是文学革命的发动、文学理论的创新，还是文学创作，他们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这其中最多的是留日生，如鲁迅、陈独秀、胡风、周扬、郭沫若、郁达夫、周作人、田汉、夏衍以及创造社作家群；其次是留英美生，如胡适、冰心、梁实秋、林语堂、钱锺书、闻一多、徐志摩等新月派的诗人；再次是留学法国和苏联的学生，如戴望舒、巴金、艾青、蒋光慈等等左联作家；此外，还有少部分留学德国的学生，如宗白华、冯至等。这些留学生作家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文学观念，丰富了现代文学艺术宝库。然而，由于他们所接受的政治哲学思想、文学观念、审美情趣和创作技巧等都有一些差异，这样，当他们立足于本国现实进行艺术创作时，反映生活的角度、力度、倾向性就不尽相同，于是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以及人们对他们作品的评价也出现了差异。本文仅以留日与留英美作家为例，探讨这种差异及其形成原因。

众所周知，现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作家多数曾留学日本，从20世纪30～80年代他们一直处在被推崇和重视的地位，而留学英美的作家则被冷遇乃至受批判者居多，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现代文学发展的全过程，甚至于在以后的教科书以及作家研究中也是一贯的。这种对于作家评价中曾出现的重留日而轻留英美学生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西方思潮纷纷涌入中国。一批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同时大批青年涌向国外，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当时以赴日本者为最多也最早。中国从1896年开始向日本派留学生，1903年出现了留日热，据统计，到1912年共派出留日学生39056人，这些人在国外所办的刊物达50余种，各种主要组织团体达30余个。之所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向日本派了那样多的留学生，是因为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一个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潮流迅速兴起，派遣留学生在当时被视为挽救民族危亡的途径之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开始接受西方先进的文化和技术，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经历过大致相同的社会发展形态，历史上又有过友好往来，所以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为止。除公派以外，其他原因到日本的也不少，有政治流亡者，如戊戌变法后的康有为、梁启超，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孙中山，大革命失败后的郭沫若、茅盾等等。此外，还有自费到日本学习科学知识的一批有识青年，如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作家。无论哪种情况，这些留学生到日本后学自然科学者居多，学社会科学者较少，真正学文学者更是凤毛麟角。即使是五四新文学的先驱们，开始学的也都是自然科学，陈独秀学教育，鲁迅、郭沫若学医，郁达夫学经济，成仿吾学军事，田汉学英文。新文学初期以及20年代的作家大都是半路出家搞文艺的，可见他们搞文学的目的是为了改造社会和人生，鲁迅、郭沫若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在20年代，从事新文学的人大多数都是留学生，当时两大文学社团之一的创造社几乎清一色全部由留日学生组成，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中，留日学生也占了相当大的分量。郭沫若曾自豪地宣布：“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都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也一样，此外有些从欧美回来的彗星和国内奋起的新人，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建树，总还没有前两派的势力浩大，而且多是受了前两派的影响。”郭沫若的结论虽不免有些夸张，但在当时的文坛上，留日学生在数量上取胜也是事实。创造社自不必说，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确实是“几乎清一色”的留日学生，其他像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沈尹默；太阳社的林伯修、楼适夷、冯宪章、任均等；更早一些的《新青年》的编者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等也都曾留学日本。所以，从作家的数量上看，在当时的文坛上，留日学生组成的作家确实是首屈一指的。相比较之下，留英美学生的人数就少多了，胡适、刘半农、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陈西滢、凌叔华、陈衡哲、冯沅君等可以看做是他们中有代表性的一群，但在新文学初期，影响较大的也只有胡适和刘半农。所以在作家阵容上，留英美学生是远不能与留日学生相比的，由于后者的人数多，其作品的数量相应也多，尤其是30年代的小说，大多数出自他们之手，这样影响也就广泛。

从新文学作品的内容来看，留学日本的作家与留学英美的作家的创作在政治思想、价值取向、审美标准和反映生活的角度上都存在较大差异，其作品反映的具体内容也各有侧重，于是就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及评价。例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郭沫若的《女神》曾唤醒了一代人，引起了强烈共鸣，而当时留学英美的作家作品就不具备这种宏伟的气势。由于思想认识不同，即使是主题一致的作品，其内容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同是爱国主义诗歌，郭沫若和闻一多体现的精神是不一样的，前者的爱国主义是爱一个“涅槃”，后得到新生的理想中的国家，祖国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是“年轻的女郎”、“更生的凤凰”；而后者的爱国主义则是爱一个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五千年文明古国，祖国的象征是“骚人逸士”、“东方的菊花”、“尧舜的心”。前者诅咒黑暗的现实，赞美破坏，要扫除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乃至于传统文化，从而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充满了反封建的启蒙主义思想；后者对黑暗的现实也进行了抨击，但他所怀念的却是曾经有过而现在已丧失的古代文明，其爱国主义充满了在文化侵略面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表现出浓烈的反帝意识。前者的理想是破旧立新，时代感强；后者的愿望是传统文化的复归，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了时代。很明显，在体现时代精神方面，留学英美的作家作品是有限的。

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与作家的社会地位及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一般说来，留日学生多数出身于中下层社会，艰苦的生活使得他们对下层人民的生活了解较多，思想感情上与劳苦大众较接近，因此在反映生活时他们的笔触较多伸到了下层。鲁迅小说多描写农民及下层知识分子，反映病态社会中小人物的不幸，郁达夫则以受迫害与受侮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表现对象，其他作家的创作也多描写这类人物。而留英美学生大多数出身于中上层社会，生活较优裕，对下层人民了解较少，作品的内容与当时的现实存在一定距离。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的许多作品贵族气息都较浓厚，徐志摩的诗写爱情、写理想、写风花雪月。那爱情，写得情真意切，缠绵悱恻；那理想，写得虚无缥缈，若隐若现，生动极了，但影响却限于上流社会。尽管闻一多的诗工整得让人无懈可击，徐志摩的诗美得让人流连忘返，却很难像郭沫若的诗那样引起一代人的强烈共鸣，究其根源，就在于郭沫若的作品反映了当时人们普遍的愿望和要求，道出了广大青年的心声。

除生活经历以外，当时国内的社会文化环境也使得留学英美与留学日本的学生回国后待遇各方面都不一样。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回国后很容易进入上流社会，待遇一般较优厚，几乎都有较可靠的生活保障，大都能当上大学教授，如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林语堂、胡适、钱锺书等就分别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做过教授，就连性情怪僻的朱湘也曾在安徽大学做过教授。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留日学生由于人数多且杂，加之当时政府的一些上层人物对日本文化存在偏见，所以从日本回国的知识分子，除少数影响较大者外，多数人的生活是动荡不安的，甚至于像大名鼎鼎的郭沫若和郁达夫也常被失业所困扰，其他小作家的情形更可想而知了。由于留日的多数作家处于社会中下层，生活动荡不安，也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较多的素材，使得他们的作品与中国现实贴得更近，更加平民化，这与现代文学对下层人民生活关注的内容要求是相一致的。

与现代文学启蒙和救亡的总主题相适应，其作品的思想价值高于审美价值，教育认识作用高于审美作用，这是由时代要求和现代文学的性质所决定的。20年代的反帝反封建，30年代的救亡运动都是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这样的时代特征决定了要对文学的功利作用给予特殊的重视，留日学生的许多作品顺应了这个大气候，当然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和青睐。而留英美的作家们一向较看重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梁实秋就把文学看成是基本人性的发扬和人的至性的流露，这是西方现代文论在梁实秋文学观念中的体现，也是他理论的中心。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他的理论是符合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然而在30年代那样的社会环境中提出，就显得曲高和寡、孤芳自赏，难怪会引起30年代的许多作家群起而攻之。由此也可以看出，文学脱离了时代便会在一定时期内受到冷落。

由于受教育于不同的国度，不同文化的熏陶使得留学生们的哲学思考、政治态度、思想观念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留英美的知识分子大都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其中以清华大学居多。当时的清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于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退还庚子赔款而设立，毕业于这所学校且又到美国留过学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系统教育，他们的思想观念已部分地西方化。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20世纪初已经到了一个成熟而稳定的阶段，其社会经济是繁荣的，民主政体的优越性表现得较明显，所以一些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总幻想在中国建立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他们回国之前心目中已经有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相信中国只要实行民主，走英美的路就一定有光明的前途。然而，当他们回到祖国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们的理想虽美妙，但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他们的追求往往行不通，在中国没有多少市场。当时中国的多数知识分子对英美传统较冷淡，认为这种传统所代表的一切与中国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无直接联系，而从英美回来的留学生一时又很难改变他们已形成的世界观，于是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徐志摩的诗写爱情的破灭，更多还是他理想破灭后迷茫彷徨心情的真实流露。《我有一个恋爱》恋的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梦中理想的王国。《婴儿》写诗人像盼望婴儿降生那样企盼一个新世界的诞生，他所谓的新世界正是英美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他心目中只有那样的世界才有爱——美和自由。《我不知道风》最真实地体现了诗人面对黑暗现实的迷茫心情。

同样的情况在胡适身上也表现了出来，作为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为什么当新文学阵营明显倾向于无产阶级后他就退出了呢？不是胡适改变了文学革命的初衷，而是他本身就是一个自由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胡适从1910年到1917年在美国留学七年，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哲学观点、政治思想，甚至于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都是美国式的。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也反对专制，主张对中国的问题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幻想通过改良建立一个“好政府”或“好人政府”来使中国得到改变。很明显，他的这个主张是不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的，当然行不通，所以遭到了新文学阵营的批判，并最后分道扬镳。胡适的观点反映了许多留英美知识分子的思想，是有代表性的，我们今天当然可以冷静地对其功过是非作客观的评价，但在20～30年代他的被批判却是必然的。

与此相反，在留日的知识分子中，就绝少有留英美学生那样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中大多数人虽然较激进，但功利思想明显，崇尚实干。创造社的同仁们开始追求为艺术而艺术，但很快就有了变化，多数人亲自参加了大革命，投入到实际的斗争中。到了30年代又是他们最先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一切都说明创造社提倡的为艺术而艺术只是要打破一切束缚和羁绊，与欧美文学中的唯美主义是有区别的。同时，这种主张也表现出他们思想的复杂性，与他们在日本接受的教育有很大关系。我们知道，20世纪初向西方学习形成了一个热潮，即使是留日的学生所接受的也是西方的思想，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人都是在东洋学习的西洋文学。由于以日本为媒介，也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日本近代社会的色彩，所以这与英美留学生所接受的西方思想是不完全一样的。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大规模向西方学习，在50多年时间里基本走完了欧洲几百年的道路，很快发展起来，迅速成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文学上也一样，很短时间里就经历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由于时间短，很多思想还来不及完善，也没有形成体系，显得较庞杂。而在政治上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在文艺上受到英美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东欧及苏联文学的影响，这一切不能不影响到留日学生。此外，当时的日本正处在动荡改革时期，很多东西都在探索尝试，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模式，留日学生只知道向日本学习是成功的，但学什么及怎样学就显得模糊。这反而使他们的思想少受限制，较为活跃，容易接受新东西，而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有诸多方面与日本相似，日本的许多思想距中国较近，所以易为大多数人接受，这也是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和普罗文艺移植到中国后立刻形成一个运动的原因所在。

中国传统文学中，“文以载道”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近代梁启超提倡政治小说，把小说的作用提到了能安邦兴国的高度，使得这一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更进了一步，对后世的文学运动发生过深远的影响。在现代文学史上，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矛盾一直是最主要的矛盾之一，内容进步艺术性略差的作品容易得到承认，而艺术性强内容不够激进的作品往往遭贬低。留日与留英美作家在这一点上也形成了较大反差，前者的作品被抬得很高，后者的作品被贬得很低，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原因。从文学革命运动开始，留英美学生就较注重文学的形式问题，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主要从形式上阐明了新文学应具备的样式，他的八项主张显然是受到美国意象派诗歌理论的影响而提出的，在新文学初期，在打破旧形式方面当然让人耳目一新，但当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出来以后，它的力量就显得不够了。而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则重点从文学的内容，从文学观念上提出问题，认为要建立新文学就要打破贵族文学，这种观念显然与人民大众的启蒙文学的性质是相吻合的。在创作上也是一样，留英美学生的诗歌大都讲究形式，讲究艺术性，他们对文学，特别对诗的观念与西洋诗词的理论较接近。梁实秋说过：“我们自经和外国文学发生接触之后，我们对于文学的见解完全变了，我们本来的文学可以用‘文以载道’四个字来包括无遗，现在的文学观念则是把文学当做艺术。”新月派的诗人多数留学英美，在诗歌创作上他们受英国诗人的影响较深，像济慈、哈代、拜伦、雪莱等人的表现技巧在闻一多、徐志摩、陈梦家、朱湘的诗中都较明显地流露出来。在创作上闻一多除注意诗的内容外十分讲究形式，因此他们除了宣传“以美为艺术的核心，生活是一件艺术品”的主张外，还特别看重表现手法。郭沫若则不同，他曾宣称：“旧诗我做得来，新诗我也做得来，但我两样都不大肯做，因为我感觉着旧诗是镣铐，新诗也是镣铐，我愿打破一切诗的形式写我自己能够够味的东西。”事实正是如此，郭沫若的诗不注重外在韵律和形式，强调灵感而缺少修饰，凭着一股才气而大胆宣泄，在诗词的精神上而不是形式上体现浪漫主义的特征。应该说，以闻一多和郭沫若的诗歌理论和创作为代表，体现了留英美与留日学生对现代新诗的不同贡献，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现代文学30多年的历程中，探讨文学内容往往得到赞誉，而注重形式的则要遭到非难，其结果是使得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存在距离，这个矛盾贯穿于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讨论，40年代的民族形式问题论争，其目的都在于企图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

除以上所论，30年代的文艺运动以及鲁迅在文学界的影响也使得留日学生的地位大大提高。自从1928年创造社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以来，革命文学迅速发展，到了30年代中期，左翼文艺运动几乎成为当时唯一的文艺运动，不仅作家阵容庞大，作品多，而且理论上的影响也大。他们非常重视文学的功利性，甚至提出“一切文学都是宣传”的口号，这些极“左”的理论自然受到了批判。当然，左联也有不足之处，由于受到党内几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凡是与左翼文艺理论不吻合的作家作品均在排斥之列，老舍、沈从文等一批颇有成就的作家都受到排挤。所以30年代出现的左联大规模地对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论语派等的批判也就在所难免了。尤其是鲁迅写文章参加论战，使得这种批判更具杀伤力。自从《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问世，鲁迅作为现代文学宗师的地位已奠定，30年代的左翼文化阵营视鲁迅为领袖，他的理论和意见可以左右许多作家。而实际上鲁迅又不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他写小说的目的并非为单纯的文学创作，而是要借用文学的力量来改造社会，进行思想启蒙，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采用什么样的技巧显得并不重要，所以鲁迅在艺术上并不刻意求工，一向对于过分追求艺术形式的作品不以为然。也正因为如此，30年代新月派的一些理论才遭到鲁迅的批驳，而鲁迅为文一向以尖刻老辣着称，某些偏激之处也是有的，这对后世人们对某些作家乃至于整个文学史的评价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现代文学中一些留英美作家、理论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得不到客观评价，恐怕与鲁迅当年对他们的批判也不无关系。

总之，造成留日与留英美学生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悬殊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出现这种差异并不奇怪，只要我们立足于当时的时代去考察这种文学现象，就能找到其内在原因，也才能对现代作家作品作出尽可能公正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