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尹昌龙
中篇小说。作者蒋子龙。发表于《花城》1986年第5期。是蒋子龙的系列小说《饥饿综合症》中的一篇。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的手法,叙述了“我”在被收审前后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体验。“我”,陈公琦,是解放前一个钟表店小经理的儿子,“文革”中成了“狗崽子”下乡劳动。回城后,开始当司机,以后又担任了城北机械厂的生产科长。因为工作积极能干,尤其是管理上表现得很出色,使机械厂起死回生。但不懂生产、玩弄权术的厂长朱刚越来越觉得“我”是竞选厂长的对手,于是,想方设法排挤“我”。因为“我”提拔的采购员贪污脏款,“我”也受到了控告。工商局的干部雷彪在受贿之后,漠视法律和人权,在打击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的运动中,把“我”带进了收审站。在收审站里,“我”不仅肉体上受过摧残,更重要的是精神上受尽了折磨,“我”盼望着自己的“案情”能水落石出,“我”在焦灼和愤懑、希望和绝望中度过了两个多月,最后,在雷彪的操纵下,“我”还是被逮捕入狱了。作者通过这桩错案及其背后的阴影,揭露了我们社会中依然存在着的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威胁。在收审站,面对一帮野蛮、粗暴的犯人,“我”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我”对人生的积极、乐观转向了憎恨和无望。“我”感受到在饥饿和名利面前,人的文明和尊严沦丧之后的残酷和无耻。“我”清楚地感觉到人性中恶的因素的集结、膨胀和繁衍,感受到邪恶对善良的阴森森的笼罩,也体会到命运的无定和社会的无情。通过“我”的经历和体验,作者传达出一些关于人生和生存的哲理。作者把社会阴影主要集中在朱刚、雷彪和刘青萍一伙人的身上,写出了他们的无赖、专横和恶毒,同时,在江科长、刘义和哑巴身上展现出人的正直、善良和真诚,寄寓了作者对社会和人的期望。小说在结构上以“我”的经历为故事的主要情节。作者先从“我”被收审写起,一边写“我”进了收审站以后的遭遇和心情,一边通过“我”的追忆和回想展现“我”以前的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事件,避免了叙述上的呆板和单调。小说的语言质朴、流畅,饱含深切的感受和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