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郎伟

中篇小说。作者李晓。原载于《青年文学》1988年第8期。这篇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叫王保的工人二十多年间的坎坷遭遇。一九五七年，王保二十岁，在上海大新机器厂当工人。他白天认认真真工作，晚上读夜校，学习制图和俄语。他梦想有一天能和苏联专家脸对脸聊天。有一天，车间主任来找王保，让王保参加大鸣大放，给领导提意见。王保说他没什么可放的。车间主任说王保是生产班长，上面正在号召，他应该带头。王保听了车间主任的话，回去一气写了七张大字报，他想一家伙完成任务，免得以后再加任务。在车间整风会上，王保又发了两个小时的言。他以前没上过讲台，又没有手表，东拉西扯居然讲了两个钟头。几个月后，“反右”运动一开始，王保就被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过了一阵，厂里就决定送王保去安徽白马湖农场劳教。出发那天，车间主任陪王保到厂门口，语重心长地勉励王保要好好干，下去锻炼两年再回车间，年轻人摔个跟头没关系。王保自己也这么想。临走那天晚上，王保的老父亲仿佛还有点高兴，没完没了地唠叨些乡村趣事，王保的母亲则坐在灯下一边流泪，一边为王保补衬衫。王保轻松地到了白马湖农场，但在到农场的当天晚上，王保忽然意识到他是一个犯人了，像所育的犯人一样。新犯人到了白马湖农场不久就学会了两件事。一是让家里来信时，在邮票上涂满浆糊，这样犯人们就能把浆糊连同敲在上面的邮戳一块洗去，再次利用那张邮票。二是叫家里人把香烟拆包，夹在信里寄来。一封贴一角六分邮票的信，可以夹带二十支烟。王保自从到了劳教农场后，每星期能接到母亲寄来的三封信，六十支烟。那时买烟凭烟票，王保不知母亲从哪里搞来这些烟。一九五八年外边兴起了食堂，吃饭不要钱。白马湖农场也让犯人们敞开肚子尽吃。到了年底，忽然说不能这样下去了。那天吃最后一顿敞开供应饭，王保吃了半脸盆，结果夜里胃胀痛不已，躺在床上打滚。“小矮子”架着王保在屋外走了一夜，王保才算保住一条命。一九六一年春，饭量奇大的“小矮子”终于没熬过饥荒年头，瘦成一张皮，死了。王保下放白马湖农场两年后，王保的母亲带着一个装满食物的旅行袋到安徽去看望儿子。火车行驶到卧牛关两个山谷间的铁桥时，一个小偷将王保的母亲从车厢门口推下去，王保母亲从桥上落进山谷，死于非命。农场指导员将噩耗告诉王保。当天夜里王保穿上离开上海前夕母亲为他买的新球鞋，摸黑走了二十里山路。他哭不出来，他只能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排遣心中的巨大哀痛。一九六六年，指导员打算让王保回家，他给场领导打了几次报告，场领导也表示同意。可是那一年开始了“文化革命”，王保就留在农场当了职工。王保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农场一呆就是二十二年。直到1980年，王保才回到原先的工厂，重新当了生产班长，重新进了厂足球队。他觉得自己还年轻，以前的事越过二十二年的漫长岁月与现在又联接在一起了。又过几年，满五十岁的王保在别人的撮合下，与纱厂女工，三十九岁的李秀兰结了婚。李秀兰带过来一个十一岁的孩子。结婚后，一家人回到王保的故乡——苏北。在那里，婶婶的一次装神弄鬼式的神秘举动使王保深受震动。王保决心去寻找母亲的遗骨。他费尽周折，终于在卧牛关野鬼坟找到了母亲的遗骨和一件遗物——白铜顶针箍。王保坐在返程火车上，看着山谷间的那座铁桥(从底下看那桥似乎在天上)，想着几十年来的人事沧桑，终于流下了眼泪。作者以异常冷静而略带调侃的笔调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哀婉的人生故事。整部作品贯穿着一种中国式的历史沧桑感和超脱感，感情深藏于哀痛人生的叙述之中，从容不迫，旷达潇洒。叙事上，作品采用电影蒙太奇手法，使过去与现在相互叠印、交错，以现在映照往事，用笔老到而意味深长。这篇小说荣获1987——1988年度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