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约论》的产生

◆ 卢 梭

从一七五六年四月九日起，我便永远离开城市，不再住城市了，因为我并不把我后来在巴黎、伦敦或其他城市的短期逗留（老是路过的，老是违愿的）当作居住。埃品涅夫人乘着她的四轮马车来，把我们三人一起接去，她的佃户来搬我的行李，于是当天我便安顿下来。我发觉我的小小幽居布置和陈设得很朴素，又整洁又雅致。那亲自照料这设备的手使我感到它的无价宝，而在一间我的女友挑选好的专为我砌的房子作客，使我感到无限愉快。

天气虽很冷，而且还有雪，大地已开始生长；紫罗兰和迎春花已露面，树木也开始绽芽；我初到的那天夜里就听到夜莺的新歌，歌声几乎从我的窗口发出，就在那接连住宅的树林里。小睡了一会醒来，我忘了已经移居，自以为还在格连纽街上，这歌声使我突然欢喜得跳起来，兴奋地喊道：“终于一切都如愿了！”我第一个念头就是畅怀接受四周田园景物的印象。我并不考虑去安排室内的生活，而只开始去计划我的散步，因而我住宅四周的每一小径、每一树丛、每一幽林、每一角落，第一天我便踏遍了。我越仔细端详这可爱的幽居，越觉得它惬我心意。这孤寂而不荒野的处所使我仿佛置身于世界的尽头。它具有一些城市附近很难找到的动人心魂的美；一个突然迁到这里来的人绝不会相信他离巴黎只有四里路。

接连几天纵情颠倒于田野的风光后，我想起要整理我的废纸和分配工作时间了，和以往一样，我把上午定为抄乐谱的时间，而下午则用来散步，手里拿着一个小白本子和一支铅笔；因为，既然我一向只能在光天下运思和写作，我并不想去改变我的工作方法；那座几乎就在我们前的蒙摩兰西树林今后将成为我的书斋；我已视为当然的事了。有几部已经开头的著作，我拿来一一检阅过。我的计划是相当辉煌的；但在城市的喧闹里，一直进行得很慢。我打算在外务较少的时候加倍勤奋去写。我相信应当达到我的预期。对于一个常常生病，常常周旋于斜佛列特、埃品涅、乌泊纳、蒙摩兰西的邸第之间，常常给一些好奇的无业游民所烦扰，而且有半天工夫全用来抄乐谱的人，如果大家计算一下我在“隐庐”和蒙摩兰西度过的六年间所写的书；我深信他们会发觉，如果在这期间我浪费时间，那一定不是浪费在游手好闲里。

在我已经动手的许多作品中，那为我熟悉了多年，我最感兴趣，我要毕生从事，并且，据我的私见，将成为我的荣誉和印鉴的，是我的《政治纲领》。我第一次想到写这部书是在十三、四年前，那时我在威尼斯，有机会注意到这个众口交誉的政府的缺点，后来，对伦理学的历史研究把我的见解更扩大了许多。我观察到无论什么根本上都与政治有关，而且不管从哪方面着眼，任何一个民族的性质都只能如它的政府所塑造的；因此，那个关于尽可能做到的最优越政府的大问题只等于这个问题：什么是那最适宜于把它的人民养成最善良、最明智、最贤德，总之，按照这字的最广义而言，最优越的政府的性质呢？我自以为看出这问题密切联系着另一个即使与它不同的问题：那本质地最密切倚靠法律的政府是怎样的呢？接着就是：什么是法律？以及一系列同样重要的问题。我晓得这一切会把我引向许多伟大的真理，有利于人类的幸福，但尤其是对我的祖国有利，因为根据我最近在国内游历所见，我发觉他们对于法律和自由并没有一个我认为相当正确和相当清楚的概念：我认为把这些正确的观念这样来间接提供给他们，最能照顾到那些议员们的自尊心，使他们不致因为我看得比他们稍微远些而见怪。

我着手写这部书已有五六年了，但进度并不大。这类的书需要深思、闲暇和安静。而且，我写这部书，正如俗话说的，全凭运气。我又不想把我的计划告诉任何人，连狄德罗也不告诉。我害怕这计划对我执笔的时代和国度都会显得太胆大了，我的朋友们的畏惧会妨碍它的实现，我还不晓得能否及时写好并在我生时发表。我很想能够无拘无束地把我的题材尽量发挥；由于我生性不爱讽刺，又永不求它的实施，我确信，只要立场公正，就无可非议。无疑地，我想充分利用我天赋的思想权；但是，在永远尊重那我在它治下的政府，从不违抗它的法律，并非常小心戒惧去避免侵犯别人的权限的同时，我也不愿意因害怕而放弃我这权利。

我甚至承认，作为一个居留法国的外国人，我自以为我的地位有利于敢说真理；我很清楚，既然我按照原来的计划，继续打算不经批准就不在国内印任何东西，那末，无论关于我的言论或关于它们在什么地方发表，我都没有对任何人解释的义务。甚至在日内瓦也没有那么自由，因为在那里，无论我的书在什么地方出版，法官们都有权对它的内容吹毛求疵。这考虑是我对埃品涅夫人的邀请让步，并放弃卜居日内瓦的一个大原因。我感觉到，象我在《爱弥儿》一书中所说的，除非是阴谋家，一个人想把他一些著作献给他祖国的利益，是不该在自己国内撰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