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1月1日，在相沟中学念书的一个学生回村，捎给我一张手写的通知，是公社教育组发出的，让我第二天上午九点到相沟中心小学开会。次日我准时到了那里，在院中见到宋金珂校长，问他开什么会，他笑了笑说：“你去等着，一会儿就知道了。”说着，向一间办公室指了指。
我就去那里等。此时在那里坐着的有相沟中心小学的民办教师顾少堂和朱孔芳，有王庄的民办教师孙钦标。过了一会儿，陈庆玉也晃着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去了。他是圈子联中的民办教师，我读初中时他教数学，上课时高门大嗓，激情澎湃。
一会儿，公社教育助理刘少华和中心小学校长宋金珂来了。刘助理身体很胖，坐下后咻咻喘息片刻，而后向我们讲：“鉴于我们公社的公办教师缺额，经教育组研究，报公社党委和县教育局同意，从民办教师中选拔你们五个人担任代课教师。”
这个消息，让我惊喜。我早就知道，代课教师，就是代公办教师上课者，有工资，还有转正机会。在我们学区，就有一个刘姓女教师，代课几年后转为公办教师，风风光光地嫁给了一位年轻軍官。
果然，刘助理宣布了代课教师的待遇：初中文化程度的，每月二十一块五；高中文化程度的，每月二十四块五。我看看被选中的其他几人，不是高中毕业就是初中毕业，只有我是初中肄业。植根于心灵深处的自卑感，又像乱草中的黑蘑菇一样悄然勃发。我想，全公社有多少比我强的呀，怎么会选中我呢，肯定又是宋金珂起了作用。
近几年，我多次看望从莒南三中校长位子上退休的宋金珂，就这件事向他道谢。他摆着手说，你可别这样认为，那时候，你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我和刘少华都觉得你很出色，有培养前途。
那天，刘助理给我们分配了各自要去的岗位：顾少堂留在中小，其他四人各去一所小学负责。我被分到胡家石河小学，在宋家沟东南八里远。陈庆玉被分到张家石河小学，与我相邻。
散会后，陈庆玉告诉我，在胡家石河的孙老师前些日子出了事。我问出了什么事，他说，老孙跟那里一个女人搿伙，叫人家男人逮着了，跑出来不敢回去了。
搿伙，是通奸的意思。我想，这个老孙，早就臭名昭著，怎么还不改呢？
回家一说外出代课的事，父母欣喜不已。父亲说：“你这叫半脱产。”母亲说：“你成了工作人了。”“工作人”，是家乡人在建国初期对脱离农村外出工作者的统称。
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许多人见了我都表示祝贺。几个姑娘在街上碰见我，问我是不是真的，我点头确认后，一个姑娘说：“哎哟，你一步登天了！”
佛家讲，“天”有二十八个层次。庄户人并不知道，他们眼中的“天”，其实也分为许多层。我登上的这层“天”，离庄稼地至多有一尺高。因为我还是农村户口，还要向生产队交款买工分，一月交十二元，队里每天给我记十分。
那天，我向同事们告别，向贫管组长宋家美告别，心中依依不舍。宋家美老人一边咳嗽一边说：“我早就寻思，你这小孩在宋家沟待不长，你看，真是待不长……”
晚上，宋家壮来到我家，给我送了一个崭新的日记本，是他白天专程去相沟商店买来的。上面写着好几段临别赠言，其中一段说：“我们共同工作二年多，您对我的帮助真不小。为了服从党的需要，您就要离别我们亲爱的学校，我上何方再找一个像您这样的可靠战友？”
想想我们两年多的朝夕相处，一起学习成长的春夏秋冬，我握着他的手，泪湿眼窝。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给家里挑水。沿着一溜斜坡走下去，到河边泉子里装满两桶水，起身看看位于南岸的宋家沟小学老校，我心中突然生出深深的愧疚。我想，我刚当民办教师时，在这里教过一年的主课，将一个班从二、三年级教到三、四年级，因为懵懂无知，闹出了不少笑话，真是丢死人了。
2017年春天，我回老宋家沟与老同事在一起吃饭，拿出当年的学生名单，询问每个人的情况。三十五个学生，留在村里的占大多数，有五人已经因病去世；有六人在年轻时改变农民身份，或当了工人，或由民办教师转为了公办教师。其中杨文秋同学本该进城，也留在了农村。她是老红军的女儿，哥哥妹妹大多被国家安排了工作，她读高中时却与同学宋家旺恋爱，毕业后坚决不进城，要与心上人结婚。家里人苦劝，她坚决不听；父亲打她骂她，她都矢志不渝。三年前我回老家时得知，两人感情一直很好。宋家旺这几年从事一份职业：收孕妇尿。孕妇尿据说是好东西，有厂家雇人收来，经过提炼，能制造贵重药品。每天早晨，宋家旺跑十几个村庄去收取尿。孕妇将自己积攒出的一盆尿放在家门口，宋家旺去后，将其倒进摩托车上的塑料桶中收走。有一天我遇见了他，他单腿跨在摩托车上与我说话，言辞豪迈，仍有当年在学校当排长的风采。
吃罢早饭，我要去胡家石河报到。系好铺盖卷儿，母亲将她起早烙好的一包煎饼递给我，一脸严肃地向我道：“朝，你已经有对象了，到了胡家石河，可甭上那些识字班的钩！”
“识字班”，是沂蒙山区至滨海地区特有的一种人称。抗战时期这里是八路军根据地，村村举办妇女识字班，后来“识字班”就演变为姑娘的专称。我想，胡家石河的识字班，能有什么样的钩？见我发笑，母亲又叮嘱一句：“你记着啊！”我点点头，背上铺盖和煎饼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里真有“识字班”向我下钩，给我带来严峻考验。
在宋家沟南边，有东西向排列的四座山，是莒南县与临沭县的分界线。从山上流下的水，往北经过宋家沟等几个村庄，流入武阳河，汇入沭河，属于淮河流域。往东流的水，进入洙溪河，汇入苏北的青口河，在赣榆县入海。这条河刚刚出山时，河床都是石质，所以沿河而建的几个村庄就叫作王家石河、胡家石河、张家石河。
这条河的最上游，还有个村庄叫董家沟，我的一位远房姑姑六十年前嫁到这里。她有个侄孙1970年出生，叫董刚，三十多岁时做大蒜生意出了名，被人称作“蒜神”。他2011年担任一家大蒜电子盘老总，次年锒铛入狱，成为我那部长篇纪实文学《白老虎》的主人公。
1973年的那个秋日，我路过董家沟村边，三岁的董刚可能就在小河里捉鱼摸虾，但他那时不认识我，不会像四十多岁时那样亲亲热热地喊我“表叔”。十八岁的我沿河而下，走过王家石河，再前行一里路，就到了胡家石河。
临行前我父亲说，他认识胡家石河大队党支部书记胡照廷和副书记张传贵，让我先去找他们。
我到了胡家石河，先去大队办公室，胡照廷和张传贵都在那里。胡照廷五十多岁，面黄肌瘦，身体似乎不好。他对我客客气气，说欢迎你来俺庄教学。按老规矩，你办饭烧的草，村里给你解决，你缺了直接到林场弄。
张传贵只有三十来岁，中等身材，长着一张白生生的方脸，不像庄稼汉子。我早就听说，张传贵的父亲在费县担任供销联社主任，几个儿子都有文化。张传贵很喜欢看书，有一回看书看得太投入，一条狗突然到了跟前，他一时不能从书的意境里跳出来，吓得落下了脑子病，经常心慌、头疼。他还热爱文艺，会拉二胡，因此结识了前古城村一个擅长演唱的姑娘，二人结为夫妻。
张传贵对我很热情，说了一会儿话，提着我的铺盖，亲自将我送到学校。
学校在村前，没有院子，九间瓦房连成一排，房墙全由青白色花岗石砌成。西头是一间小屋，乱石作墙，麦穰作顶，一看就是厨房。学校前面有一片高大的梧桐树，再往前便是那条在石头上流淌的小河了。
张传贵朝最西面那间教室里喊：“二叔，赵老师来了！”屋里马上有一位矮个子中年男人蹒跚而出，一边叫着“赵老师”一边与我握手。我早就认识这位叫张连吉的老师，他外号叫“儿童团长”，因为只会教一年级，二年级就教不了，在全公社教师队伍中很有名。他个子小，但声音很大，与他面对面说话，耳膜有些受不了。我这时才知道，他是张传贵的堂叔。
这时，从东头的教室里走出了我早就认识的胡久顺老师。他三十多岁，脸色微黑，走路时腰向前躬。他笑着向我打招呼，让我到屋里去。
中间的教室门口，早已挤满了看我的小学生，一双双眼睛里满含着好奇。张连吉大声道：“赵老师来了，还不老老实实坐着！”学生们呼呼隆隆，回到一张张破桌子前或坐或站，站着的是因为没有板凳。
这是三间屋，中间用土坯垒了半截墙，东面是两间教室，西面是一间宿舍。从半截墙上的小门进去，《红灯记》上的李铁梅突然闯进我的眼睑。她高举一盏红灯，有三四米高。她是画在西墙上的，用墨线描成，褂子上的梅花则用红色点染。我问：“这是谁画的？”胡久顺指了指张传贵。张传贵笑一笑说：“用九宫格放大的，画着玩。”用九宫格将画放大，我也会这一手，但我没想到，胡家石河的支部副书记也会，就对他高看一眼。
李铁梅的大腿前面是一张床，床前靠窗是桌子椅子。张传贵将我的铺盖放在床上，让我坐下。我坐下后，往东面的土坯墙上一瞅，那儿竟然挂着一把二胡！
我喜滋滋地说：“这里还有乐器？”
张传贵说：“这是学校公用的。听说你会拉二胡，拉一下咱们听听？”说着就将二胡从钉子上摘下来，递到我的手里。
我说：“我知道你也会拉，你先拉！”
张传贵就拉了一个曲子。他的水平，在农村属于中等偏上。
我接着拉。一曲拉完，三个人都点头说，不错不错。其实我因为紧张，拉得并不好。
张传贵指着胡久顺说：“他也会拉。”我让他拉，他笑着摆手，坚决不干。
张传贵又说：“你来了，胡家石河的文艺力量就增强了，以后咱们办宣传队怎么样？”
我說：“好呀。”
张传贵坐了一会儿走了。张连吉去自己班里上课，胡久顺没走，帮我收拾房间。他指着床上铺的芦席说：“赵老师，这是给你新买的。老孙铺的那张，叫我卷巴卷巴，撂到南河烧了，那席太腻歪了！”
“腻歪”，是脏的意思。我问他，老孙在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告诉我，老孙以前在别的学校就多次出事，名声不好，到这里老实了一段时间。当过大队干部的张均武向人说：“都说老孙这人太花花，你看，到这里他不敢了。”前些日子，有一天早晨天还不明，他老婆起床去队里牵驴拉磨，他继续睡觉。睡着睡着，驴打响鼻的声音把他聒醒了。他没听见磨响，起身去看，发现驴拴在大门的门槛上，老婆不见了。等到老婆回来，问她去了哪里，老婆的回答让他怀疑。他就揍她，揍得很狠，老婆终于交代，她到老孙那里去了。男人一听，拿一把剁刀直奔学屋，老婆在后边紧追。男人到那里砍门叫骂，老孙知道奸情暴露，把门结结实实顶住。这时候，有人听见动静过来，把老张拉回家中，老孙趁机将铺盖往自行车上一捆，狼狈逃跑。
胡久顺还说，老孙跟那个女人有事，好多人早就知道。女人来到这间屋，两个人说说笑笑，有一些很不着调的话让外边的学生听到了，在村里传来传去。其实，老孙在胡家石河几年，办的这种事不只一件，有的只是没暴露而已。他说的这话，在我后来辅导夜校时得到证实。我给夜校学生布置作业，收上来第二天批阅，发现一个姑娘的作业本上，有用笔反复涂抹的一个地方。我仔细辨认了一下，发现被涂抹的是四个字——“今晚来吧”。那是老孙写的，我认得，因为学校里有他留下的许多字迹。
那时，公办教师在所住的村子犯生活错误，不是偶然事件。从外边派来的老师有文化，有阅历，言谈举止与庄户男人不同，自然得到庄户女人的青睐，有些意志不坚强的老师会一边犹豫一边笑纳。还有一些教师中的败类，不是意志不坚强，而是惯于偷腥，主动勾引。1980年我到公社党委担任组织干事，管理档案，看过一些党员教师犯错误被处理的案卷，涉事男女的交代材料细致入微，让我看得脸红心跳。
建国以后，教育界一直把作风问题当作大事来抓，每次运动都少不了这一项。1954年10月，莒南县文教科在大店召开长达20天的小学教师代表会议，会上以围攻体罚学生、闹不团结、乱搞两性关系“三大碉堡”为重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既然成为“三大碉堡”之一，两性关系自然得到高度重视，被处理的人从此身败名裂。1970年搞“一打三反”运动，追查男女关系问题也是一个重点。我听日照老教师丁立池先生讲，县里举办的学习班，曾在这个方面深挖细掘。有一天，领导让他和另一位教师去调查某某老师与村里一个女人的问题，并且交代，要趁那女人的丈夫不在家时找女人落实。丁老师离开学习班，对同领任务的老师说：“咱们回家。”那位老师不解：“不去调查，怎么向领导交代？”丁老师说：“我有办法。”他与老婆孩子团聚三天，回到县城向领导报告：那女人的丈夫三天没离家，我们没法开展调查工作！
即使严厉整治，多巴胺这种化学物质还是在一代又一代男教师的大脑里贮存并活跃着，个别人抑制不住，惹是生非。在我们公社，那些年就有声名狼藉的几位，老孙名列其中。他之前在相沟中心小学任教，与一位名声不佳的女教师发生了婚外情。“文革”开始，相沟公社开大会批斗“走资派”和“坏分子”，老孙和他的情妇被押到了台上。我当时才十二岁，也被老师带着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听到的看到的，让我浑身战栗终生难忘。我记得，老孙站在台上，他身边就是那位女教师。老孙的日记本早被缴获，这时他被逼着高声朗读：“别人都说，×××比臭豆腐还臭，俺觉得，她比油条还香……”这话引发全场哄笑，会后被广泛传播。“比油条还香”的×××，当时躬腰低头，将大滴大滴的眼泪洒到地上。
这个老孙，后来到下面的学校任教，还是改不了老毛病，时常闹出丑闻。每在一处出事，奸情败露，领导只好将他调到另一个学校。文教助理曾在教师大会上严厉谴责：“有的人，弄了一出又一出，走一处败坏一处！”
以此类人为鉴，许多人都这么讲：“当老师的，把鸭子拴住了，就没有错误可犯。”
“鸭子”，是鲁南人对男性生殖器的叫法，作为禽类的鸭子，则叫“扁嘴”。有一位民办教师，是个姑娘，她教到“鸭”这个生字，应该带领学生这样念：“鸭，鸭，鸭子的鸭。”但她实在羞于念出那个敏感词，只好这样教：“鸭，鸭，扁嘴的鸭。”这个笑话，流传至今。
1973年的那个秋夜，十八岁的我坐在老孙睡过的床边，心情相当复杂。我实在不想睡这张腻歪床，但又别无住处。后来实在困得不行，我才展开铺盖，灭灯躺下。
十四、洋头
到了胡家石河小学，我当然是接老孙教过的复式班。三、五年级，就在中间的教室里，与我的宿舍只隔半堵墙。早上起来，我去河边的泉子提来一桶水，到厨房里用锅烧开，装进暖瓶，提到宿舍。就着母亲炒的一包咸菜条，我吃下两个地瓜干煎饼，就坐在窗前备课。
我想起在宋家沟小学上课时出的丑，觉得到这里一定要上好第一堂课，我对讲课内容做了仔细研究，并考虑了应急方案。譬如说，三年级有这么一道算术题：“阿尔巴尼亚在劳动党和霍查同志领导下，医疗卫生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一九三八年只有医务人员427名，一九六九年达到8967名。一九六九年的医务人员总数相当于一九三八年的多少倍？”我怕再有学生说“俺儿把你压”，引发课堂混乱，就准备给调皮学生“上纲上线”，打好了腹稿：阿爾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霍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老朋友。毛主席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你如果胡说八道，把阿尔巴尼亚说成“俺儿把你压”，就是现行反革命，小心公安局来抓你！
备好课，学生陆续到校，有的还在宿舍与教室相通的门口伸头探脑看我。两位老师也来了，问我吃了吗，怎么吃的，十分关心。看看放在桌子上的小闹钟，时间到了七点四十五，胡久顺走出去，敲响了预备铃。这里的钟，挂在前面的梧桐树枝上，用生铁铸成，不如宋家沟的炸弹钟响亮。
再过十五分钟，三位老师各自走向自己的岗位。我的岗位最近，出了宿舍，走七八步就是讲台。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然后拿着点名册点名。二十来个学生，全都到了，我信心满满地开始上课。
按照“动静结合”的复式班教学方法，我让五年级预先温习将要讲的语文新课，给三年级讲起了算术。讲完布置作业，我念那道关于阿尔巴尼亚的算术题时，神经高度紧张，用眼睛余光观察学生，注意有没有人偷笑，有没有人说“俺儿把你压”，结果，学生听罢安安静静，埋头作题。我想，可能是胡家石河闭塞，那个笑话没有流传到这里。
那个年代，人们整天在本村干活，很少出去，信息交换慢，头脑保守，追随时代的步伐很不整齐。有这么一个例子：宋家沟小学的王玉翠老师，在裤腚上补了个又大又圆的补丁，结果在村里引起议论。那时大家以贫穷为光荣，穿得再破再烂也没人耻笑，多数人的衣服上都有补丁。裤子的屁股部分最容易破，一旦破了，就找两块方形布片补到裤腚上。再破再补，层层叠叠，像我后来见到的北京地坛。衣服上打补丁，怎么简便、怎么实用就怎么来，然而王玉翠竟然补成圆的，有人就说她贪图好看，思想出了问题，有变“修”的苗头。王玉翠很委屈，说人家县城里，公社里，好多人都这样补裤腚，我这样补就犯了错误？她坚持不改，村里一些妇女识字班向她学习，也让裤腚上的补丁变成了圆的。其实，这样补还有一个问题：与传统补法相比，补圆腚是费布料的。所以，屁股上带圆补丁的人，在宋家沟一直不多。
我初来乍到，没注意胡家石河人的裤腚补丁是方是圆，但我上课时发现，这里多数男孩的发型是不土不洋的“西瓜皮式”，十分难看。“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国男人割掉了脑后的“猪尾巴”，或留光头，或留“拿破仑式”、“华盛顿式”，后两种便被人民大众称为“洋头”。理这种“洋头”，要用西方传进来的理发推剪，俗称“推子”。如果没有推子，又要赶时髦，一些人就求助于会剃头的人，让他们用刀子把脑袋下部的毛发削光，只留下头顶的一块，上黑下白，对比强烈，被人说成“头顶一块西瓜皮”。
我从六岁开始，也留这种头，执刀者是我父亲。起初我没觉得不好，等我长了几岁，见识了纯正的“洋头”，便对自己的“西瓜皮”产生了不满。当我的脑袋再次需要修理时，我拒绝了父亲的刀子，理由是我已经成为三年级学生。父亲说，甭说三年级，就是五年级六年级也有用刀子削的。你到相沟剃，剃一回就得一毛五呀！我说，反正我不再叫你剃。父亲拗不过我，骂了我几句，艰难地找出一毛五分钱给了我。
现在想来，我最早经历的愉快行程之一，就是捏着这一毛五分钱去相沟。相沟公社下辖52个大队，只有这一家理发店。理发店的师傅姓杨，三十岁左右，虽然脸皮有点儿黄，却眉清目秀。听人说，他是外地人，是将老婆孩子撇在家里到相沟开店的。我捏着一毛五分钱推门进去，见小杨正在给人理发，就坐在旁边等候。小杨一边理发一边与人说话，一招一式都让我感到优美，觉得“洋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给人刮脸时，每刮一刀，便将刀刃上皂沫与头发渣混合而成的泥垢用左手食指抹下来，屈指一弹，那团泥垢便“嗖”地飞到墙上粘住。靠近理发椅的两面墙上，人头高的地方之下，早已有了厚厚的一层，昭示着他年深日久的功绩。终于轮到我了，我坐在那里享受着小杨的料理，幸福得直想哭。再回到村里上学，我那颗全新的脑袋就像歌里唱的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什么在亮？同学们的眼睛。看着那些亮亮的目光，我得意极了。
此后，我每个月都有这么一次相沟之旅，直到几年后小杨离开那儿。据说，小杨离开相沟的原因是出了花花事儿。有人看见，有姑娘在夜晚悄悄钻到他的店里。姑娘们喜欢他，姑娘的亲属就不喜欢他了，他们到理发店愤怒责骂，小杨师傅只好走了。这件事在全公社成为议论焦点，我听了十分伤心。我想，小杨有人喜欢是正常的，因为是他给相沟人民公社带来了“洋”气。如果我是相沟街上的大姑娘，也可能会在夜里钻理发店，尽管我那时还不明白钻到里面干啥。
小杨走后，相沟公社综合厂办起了另一家理发店，理发员是年轻的一男一女。他俩天天忙活，为相沟公社生产“洋头”，我肩上扛着的，也是他们的产品。我当上民办教师后，宋家星说，去相沟剃头费钱费工，咱去买一把公用推子。他骑车到县城买来一把，老师们相互理，还给学生理，宋家沟小学的“洋头”从此变得纯正，不再有“西瓜皮”胡乱晃悠。
胡家石河小学有这么多“西瓜皮”，我猜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小孩去不了十四里之外的相沟；二是这个村里没有推子。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那时刚刚生下十个月，还不会耍嘴皮子，他自以为有创意的“西瓜皮”三十年后才被许多中国人顶在头上。那时我看着学生想，胡家石河太落后了，我应该“从头开始”，坚决消灭这所学校的“西瓜皮”！
下课后，我和两位同事说这事，他们说，买一把推子也可以，学校有勤工俭学挣的钱，可是，买来没人会使呀。我说，我会。征得他们的同意，我借来大队的自行车，去县城买来一把，花了五块多钱。
带着推子回来，我拿一个男生开试，立即引起轰动。大群男生围上来，吵吵着要我也给他们剃头。大群女生站在外围，观看赵老师如何当“剃头匠子”。我手拿推子，举到学生头上，一下下用力推动。推子前行处，头发成块掉落，有的还夹带着碌碌爬动的虱子、白而密集的虮子，让我心生厌恶。但我想，这活儿是自己找的，再脏也得干下去。于是，我让一个个男孩旧貌换新颜，让他们摸着脑袋欢天喜地。
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我只打算消灭学校里的“西瓜皮”，没想到，村里那些青年“西瓜皮”、中年“西瓜皮”纷纷前来，都让我给他们剃头。我不好推辞，就给他们理。理罢，他们也不道谢，因为庄户人没有这个习惯，只是向我笑一笑，手摸新头走掉。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小西瓜皮”也来了。他们都是还没上学的孩子，有的让大人领着，有的让大人抱着。有一些正在吃奶的婴儿，我理着理着，他们哭了，母亲立即扯出奶子给予安慰。好在那时我年龄小，对女人乳房不敏感，照样摆弄着孩子脑袋操作推子，心不慌手不乱。
我到了胡家石河，消灭了那里的“西瓜皮”，“西瓜皮”也消灭了我的业余时间。在那里两年多，每月将学校里的几十名男生收拾一遍，村里找我理发的大人小孩不计其数。他们善于见缝插针，随时随地找我。有时候，我在课间15分钟里都要解决一两个脑袋，连撒尿都顾不上。那时我受毛泽东思想的熏陶，只想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任劳任怨。
那里的父老乡亲，嘴里不说，却会用行动表达心情。经常有这样的事情：我早晨起来，会发现门边或窗台上放了把新鲜蔬菜。那是送菜之人刚从自家园子里弄来的，菜根上有鲜土，菜叶上有露珠。
十五、大批判
2015年底，一位叫黄帅的人加我微信，把我吓了一跳。是她？当年闻名全国的那个北京小学生？接受之后看看，原来此黄帅非彼黄帅。这是个80后帅哥，山东小老乡，在《中国青年报》工作，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青年评论家。
我为何如此敏感？是因为当年有个叫黄帅的小女孩将我置于尴尬境地。
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級学生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在“编者按”中讲：“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生动地反映出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一代的革命精神面貌。”《人民日报》很快转载，一个学习黄帅“反潮流”、破“师道尊严”的风潮在全国中小学校迅速兴起。
那时我刚到胡家石河，揣了一颗虚荣心，急于树立威信，要在那里站住脚跟。我给学生理发，与他们建立感情；我认真上课，狠抓课堂纪律。山村孩子都很纯朴，大多服服帖帖，老实听话。没承想，上级号召学黄帅、破“师道尊严”，让我不知如何是好。我知道，身为胡家石河小学的教师组长，必须紧跟中央的教育革命部署，把这一精神化为学生的实际行动。然而，让学生造我的反，给我提意见，我实在难以接受。
黄帅事件，其实是全国反击“教育回潮”的又一轮冲击波。1973年6月，全国高校招生实行“推荐加考试”的做法，辽宁一位叫张铁生的考生自知录取无望，就给领导写了一封信表示不满。这封信在《辽宁日报》发表，被《人民日报》转载，张铁生被称作“反潮流”英雄，成为全国青年人的榜样。也就在这时，河北马振抚公社中学搞英语期末考试，一个叫张玉勤的女学生答不上题，在考试背后写了六句话：“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学校找她谈话，并在全校大会上不点名地批判了她，她便离开学校，到一座水库边跳桥自杀。这件事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大报小报都登载批判文章，有的指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达到惊人地步。”
五个月过去，又出了个黄帅。公社召开教师大会，讲了这事，号召各个学校反击“教育回潮”。会后，我仔细读了黄帅的几篇日记，发现那位班主任的做法确有不妥，因为黄帅给他提意见，就在班里组织对她的批判，还号召同学与她划清界限，让她没有了尊严。但是，如果学生都学黄帅，动不动就提意见，教师的尊严就真的不要了？那样一来，教师怎能管得住学生，学校还不彻底乱套？
但我想到这里，马上又批判自己：注意，你的思想已经到了错误的边缘，你在和教育革命唱反调！你要小心，你不能成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执行者！
于是，我把两位民办教师叫到一起，商量如何响应上级号召，让学生学黄帅反潮流。张连吉说：“我的学生都小，知道什么是反潮流？”胡久顺说：“反什么反？不用听着风就说雨！”我见他们都不积极，只好在自己的班里贯彻。我将报纸上的有关内容读给学生听，对“教育回潮”批判了一通，然后鼓动他们给我提意见，并惺惺作态，拿出纸笔要做纪录。然而学生不提，面面相觑表示不解。我再三鼓动：“提呀！提呀！”学生还是不提，或者低头掐指甲盖儿，或者眼望窗外，将目光投放到梧桐树上，课堂空气变得十分沉闷。我等了一会儿说：“你们不提？不提就算啦。”
虽然没在课堂上公开提意见，但事后我能感觉出来，学生对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敬重，上课时随便说话，经常让课堂成为“蛙子汪”。我想制止，但想起黄帅，只好听之任之。我布置作业，有些学生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我打算批评他们，却又想起不应该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搞“分数第一”，也就放任自流，睁一只眼闭一眼。
学黄帅“反潮流”，在全国持续了一段时间。1974年3月，莒南县教育组在高家柳沟召开全县中、小学干部会议，“批林批孔”，“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还选了一部分“造反能力强”的中学生参加，可见那股“反潮流”的潮流何等凶猛。
这些事情，让我看不惯，想不通，心理纠结，情绪郁闷。过年时，在县城工作的二叔一家回宋家沟看望我的爷爷奶奶，两个堂弟向我讲了他们学校“反潮流”的壮举。赵峰说，他们班有个老师高度近视，上课时，习惯于将教鞭挂在黑板上。这天，有的同学将他的眼镜和教鞭藏起来，在黑板上画了一支教鞭。老师上课，找不着眼镜，就去抓那支画出来的教鞭，让全班同学大笑不止。赵安班里，有一帮县直机关干部子女，整天挑老师的毛病，和老师对着干。有一天，他们一个个戴上墨镜，上课前趴在课桌上，等到女老师走进课堂，班长一喊“起立”，便齐刷刷站起，昂首挺胸。老师一看，气得要走，这帮学生跑过去拦住她，手拉手围着她又唱又跳，硬是把老师气得泪水横飞。还有一天，这伙学生不去上课，到校外找个地方给老师开追悼会，一个个程序煞有介事，又是献花圈，又是致悼词。但是，他们把“默哀三分钟”改成了“欢乐三分钟”，敲茶缸，吹口琴，狂跳乱舞。我听了之后，对堂弟的行动很不认同，也庆幸我的学生老实，没有给我这样的侮辱。我想，要是有学生找地方给我开追悼会，我还不如真的死掉，免得在世上丢人现眼。
赵安1979年考入山东大学，毕业时参军，成为空军派驻西安飞机制造厂的技术干部。若干年后，他肩扛大校军衔回来探亲，我问他还记不记得上小学时的“反潮流”，他点头笑道：“记得。那个时代，太荒唐了！”
1974年春节后，公社召开大会，学习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那个文件，转发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大批判组整理的一份资料《林彪与孔孟之道》。文件指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号召全国人民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说来惭愧，在此之前，我对“孔老二”了解甚少，从没读过《论语》，只知道他是个圣人。在我们那里，如果说某个地方落后，不够开化，就说那是“圣人不到的地方”。也有人对这位圣人不够尊重，如果讽刺某个人穷酸、拽文，就奉送他一句歇后语：“孔圣人的蛋皮——文绉绉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让我突然读到了那么多孔子孟子的言论，又是“克己复礼”，又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又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又是“有教无类”……当然，那都是“反动言论”。中央如此判定，我深信不疑。
回到学校，我向学生传达这个文件，学习报纸上的批判文章，组织高年级学生写大批判文章。这种文章，其实我也不会写，更别说学生了，我就指导他们照葫芦画瓢，大肆摘抄或者仿造。我手头至今还保留着那时的几本书，有莒南县革命委员会政治部教育组编印的《批林批孔学习材料》，有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工农兵批林批孔文选》。里面许多文章，都是我带领学生剽窃过的，如《孔孟之道就是复辟之道》《忠恕之道是吃人之道》《是“仁爱之心”还是蛇蝎之心？》《林彪的天才论与孔老二的“生而知之”》等。
有一篇文章，其中有贫管会批评学校举行高中入学考试的内容：“从孔夫子一直考，考到现在，考出社会主义了吗？中国革命是考出来的吗？是革命革来的。为什么教育不能革命，上高中非要考呢？”另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话：“分数线，分数线，是贫下中农的封锁线，地主富农的保护线，资本主义的复辟线。”我读给学生听，引发学生强烈共鸣，要求我也不要考他们。我想起上级的要求，批林批孔应联系实际，推进教育革命，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他们：“坚决不学孔老二，不让你们这些革命接班人遭受考试折磨。”学生们兴高采烈，拍手叫好。他们还对孔子与林彪心生仇恨，相互骂仗时经常喊：“你是孔老二！”“你是林秃子！”
运动不能光在课堂上搞，还要在公共场合搞大批判专栏。这是那个时代的普遍做法，我在宋家沟小学就担任专栏的设计者与制造者。我那时不只是在音乐上下功夫，也自学画画，家中墙上贴满了我的涂鸦作品。我想，批林批孔是一场毛主席发动的伟大运动，我要通过大批判专栏的形式，让胡家石河广大贫下中农都知道孔老二和林彪到底是什么货色。我和两位老师商量，出一期批林批孔专栏，让张连吉写大字报，让胡久顺帮我画漫画。他们表态：“你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放学后，我们就干了起来。我找来几篇报纸上的批判文章，改头换面，让张连吉抄写。张连吉虽然文化程度低，只会教一年级，但他的毛笔字还算可以。他将整开白纸折叠出横杠儿，一句句抄写。他是激情型的，每抄一句，都要大声念出来。将毛笔蘸一下墨汁，必须捏在手中，悬空晃上两晃才下笔。一篇文章将要抄完时，他的字会越写越大，越写越大，最后几个字大出三四倍，并且要连画三个感叹号，像飞机上扔下的三颗炸弹。我看见了发笑，他说：“就是要显示大批判的威力！”
画漫画，由我先用铅笔打稿，胡久顺用毛笔描黑。我找来报纸上的批林批孔漫画，一幅幅照着画，画完就交给胡久顺。他也有些美术才能，用毛笔将那些线条顺畅地勾勒出来。当然，漫画上的孔与林，都是形象猥琐，丑陋不堪。其中一幅，画的是“子见南子”，上面的南子搔首弄姿，极其轻佻；孔子卑躬屈膝，面带谄笑。胡久顺画完意犹未尽，拈笔笑道：“应该再画一張他俩办事的。”我说：“那怎么行？中央文件上没说他俩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我们写好画好，次日贴到学校的外墙上，立即引发围观，有学生，有村民。他们对大字报不感兴趣，对漫画看得入迷。尤其是“子见南子”那一幅，好多人看了又看，边看边笑。有一位男社员看了对我说：“没想到，圣人还会搞女人！”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装作没听见，走到屋里去了。
大队副书记张传贵也来看了，说：“赵老师画得不错，上边要求各大队也搞批林批孔，你给咱大队办公室出一个专栏吧。”我说：“你也画得很好呀，你怎么不画？”他说：“咱们一块弄。”于是，我画，他也画，再让张连吉写几张大字报，大队办公室的院门外也出现了一个批林批孔专栏，同样引来许多观众。
我在胡家石河办专栏，办了几期难以为继。为什么？因为报纸上的漫画资源有限，我又没有能力独立创作。怎么办？我决定外出寻找资源。这天骑车去县城，在书店里搜寻。寻来寻去，忽然发现了一本连环画《剥开孔圣人的画皮》。那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的，封面上两男一女代表工农兵，在口诛笔伐角落里的孔老二。里面有近百幅漫画，每一幅都配了解说文字。我如获至宝，立即买下，让我感觉像一名战士，弹尽粮绝之后突然有了供應。我回去后照着上面画，画完贴出去，自然招来了更多的观众。
这本连环画，我后来弄丢了。前几天发现，有人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叫卖，标价180元一本。看看封底照片，出版时标价为0.10元。
胡家石河小学属于古城学区，学区领导住在石崖联中。当时学区校长石振礼调到公社党委当秘书，这里只有一位教导主任负责，她叫庄会娟，是一位二十五六岁、长相漂亮的大姑娘。庄主任虽然领导一处联中、八处小学，但她很有能力，人品也好，赢得了教师们的普遍尊敬。她到各村小学检查，发现了我们办的大批判专栏，连声称赞，还让我画几幅，拿到学区专栏贴着。我答应了她，在业余时间画好，星期六到学区开例会的时候捎了过去。
没想到，下一周的周三，后古城小学的公办老师唐保书来找我，让我给他帮忙，而且必须马上画，让他带走。考虑到他身为四十多岁的前辈，跑七八里路来求助，我不好推辞，就让学生上自习，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给他画出来。每画出一张，他就将嘴努起，吹干墨迹。到手几张，认为够用的了，他卷起来道一声谢，笑眯眯地走了。
这天，庄主任又来胡家石河，说公社教育组要召开批林批孔大会，让我写一份批判稿交上，如果被选中，要在大会上发言。我说，咱们学区有那么多老师，让别人写不行吗？别人肯定比我写得好。她说，还找了另外几个老师写，稿子一同送到公社，公社让谁发言谁就发言。我只好连夜写好，送到了联中。没想到，几天后我接到开会通知，同时也接到了领导让我发言的指示。在全公社几百名教师参加的大会上，古城学区只有我一个人上台，念我七拼八凑胡乱炮制的稿子，对“孔老二的反动教育思想”予以批判。
这场运动，持续了一年多时间。我保持着昂扬的战斗姿态，写了大量批判稿，出了无数期专栏。我还提着石灰水，拿着刷子，将“批林批孔”口号写在胡家石河的街边墙壁上，每个字有一米多高，看上去杀气腾腾。因为我写批判稿出了名，大队书记让我代写，管理区干部让我代写，教师同行也让我代写。我来者不拒，为其代劳，用更不讲理的逻辑，更为粗暴的语言，让“孔老二的阴魂”不得安宁。
二十五年之后，我为了创作长篇小说《君子梦》，反映儒家文化上百年来在农村的传承流变，去曲阜参观、采访。我走进孔庙，跪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推倒后来又重新塑起的孔子像前，在心里道：夫子，小子有罪！我向您道歉，向您忏悔！
此时的我，对儒家思想有了一些理性认知。我对孔庙石碑上“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之类的话语并不能接受，对儒家文化两千年来的流弊也持批判态度，但我对儒家提倡的仁爱之心、刚正之气、担当意识、中庸之道等都是认同的。我认为，孔子一生关注世道人心，想让人性臻于至善，用心良苦，百折不挠，值得我敬仰和礼赞。
那天，从大成殿里出来，我走到杏坛边，读到了孔子后裔六十代衍圣公孔承庆写的诗《题杏坛》：“鲁城遗迹已成空，点瑟回琴想象中。独有杏坛春意早，年年花发旧时红。”
我想，孔子杏坛设教，收弟子三千，授六艺之学，树教育之道统。二十世纪初，道统戛然断绝，乃中华民族之幸？之灾？今天真该认真研究。
十六、羞于写进日记的事儿
为了写这部纪实文学，我找出了当年断断续续写的日记。青葱岁月，懵懵懂懂。字迹拙劣丑陋，恰如蚂蚁爪子碌碌爬出。我为字里行间充溢着的幼稚与无知感到脸红，也为我十年间的刻苦学习、自强不息感到欣慰。
我看完在胡家石河写的一本，发现有一件事情没有记下：1974年我企图混入大学。我的日记，内容比较具体，连一些现在我看了老脸发红的隐秘心理都记下了一些，然而，日记从头到尾，却对那件事讳莫如深，没有一个字提及。
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那件事让我特觉羞耻，不愿记入日记。
那年夏初的一天，学校前面的梧桐林绿荫深深。我正上课，学生们却纷纷向外张望。我扭头一瞅，窗外一红一绿，有两个识字班站在那里，隔着玻璃往里面看。我再仔细打量一下，哎哟，那不是我对象和她姐姐吗？她们来干什么？
那时，我虽然定了亲，但遵照当时乡俗，平时不见面，只在春节前我到她家送年礼，春节后她到我家“走婆家”。如果私下见面，那是伤风败俗的勾当。现在我对象和她姐姐突然来到我的工作地点，岂不让人笑话？所以，我心里既高兴又气恼。
我红着脸打开门，大姨子杜清英笑着说：“德发，俺姊妹俩来跟你说个事儿。”我对象杜翠娟，则羞笑着不吭声。
我将她俩领进里屋，问什么事。清英姐说：“今年的工农兵大学生又开始推荐了，你快到村里报名吧。”
翠娟紧接着说：“俺姐报了，你也报吧。”
我听了这话十分惊讶：“我哪有条件报名？上大学，我连想都不敢想！”
清英姐说话语气快，嘟嘟嘟嘟开讲：“怎么没有条件？你父亲当书记，不叫自己的孩子报叫谁报？”
我说：“即使报上也不行，我的文化水平太低。”
清英姐说：“没事。去年教育回潮，上大学是推荐加考试，张铁生交白卷反了潮流。今年肯定不会考了，只要政治条件好就行。”
我知道父亲的脾气。他当干部多年，基本上不搞以权谋私，最腐败的行为，就是陪上级来的干部吃一顿好饭。这两年，上级几次分下名额，到农村招收工人，可是父亲都让别人的孩子去。他说：“我当书记，叫自己的孩子去吃国库粮，怎么跟兄弟爷们交代？”上级也分下名额，让村里推荐工农兵大学生（包括中专学校），条件是高中或初中文化，毕业后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未婚青年。但村里没有符合条件的，从没推荐过。今年让村里推荐我，父亲能同意吗？
清英姐这时提出，让我跟她俩一起到宋家沟，当面跟我父亲谈谈，促成这事。
我想起，前年在县城开会，看到材料上讲，一个没上过学的煤矿工人被推荐到北京大学。论资历，我比不上他；论文化，我不比他差。我想，试试吧，不管成不成，这是个走出农村的机会。我点点头说：“你俩先坐着，我到外面把课上完，咱们就走。”
站上外面的讲台，学生们看我的眼神已经全变了。他们看看我，再回头看看里屋，一张张小脸上满是求知欲望。我把课草草上完，对学生说，家里有事，需要回去一趟，你们先上着自习，我下午回来。
下课后，张、胡二位老师都到了办公室。我脸皮发烫，向他们介绍了两位不速之客，并说我有事要回家一趟。他们说：“哦，那快走吧。”
我推著自行车，与姐妹俩从里屋走到外面。外面，也有一辆自行车，是她俩从小结庄姨父那里借来的。我们一起出村，小学生都追着看，让我如芒刺在背。
回宋家沟的路，先是一段上坡，我们骑不了车，只能步行。路边的大片麦子即将成熟，绿中泛黄，有一种清香的味道。
杜翠娟一出村，脸上却现出寒意：“那个小铁梅，是谁画的？”
我明白，她是看了我宿舍里的人物画，心中吃醋，就说：“张传贵画的。”
杜翠娟冷笑道：“小铁梅在你床上边，你晚上能睡着觉吗？”
这话让我难以理解，我说：“怎么不能睡？我每天都睡得安安稳稳！”
听我这样说，她不吭声了。
清英姐一边走，一边絮絮叨叨教育我，中心意思是作为一个青年人，要有远大理想，不能一辈子待在这样的小山沟里教学。我默默听着，心里却反驳道：我怎么能跟你比？我要是有你那样的高中文凭，不等你动员就去报名了。
杜清英是岳父家的老大，比翠娟大三岁。岳父常年在外工作，曾在离家一百多里的大山公社担任武装部长。我岳母身体不好，大女儿上学，二女儿只能留在家里做家务，看护幼小的弟弟。所以，翠娟只上过一段时间的耕读班。清英姐高中毕业后，在板泉公社医院当临时工，她的理想是上医学院，毕业后当大夫。可我没想到，她报了名，又来鼓动妹夫也报。后来我才得知，这是翠娟的主意。
八里路走完，进了我的家门。母亲喜出望外，急忙去菜园割来韭菜，与翠娟姐妹俩一起做馅子包饺子。包完，父亲从地里回来，清英姐向他说报名的事。父亲听了，冷笑一下，气息变粗。我明白，他不愿意让我上学。
清英姐锲而不舍，苦口婆心。父亲终于点头道：“报就报吧。”
吃罢饺子，姐妹俩告辞。我也走了，因为下午还要上课。
周末再回家，母亲悄悄告诉我，那天我们三个走后，父亲大发脾气，骂骂咧咧，将盛饺子汤的铝锅端起来，狠狠地扔到了南墙上。母亲让我看那铝锅，果然瘪进去一块。
我知道父亲的脾气，也理解他的愤怒。他本来认为，儿子当上代课老师，月月发钱，发了钱就往他手里交，这是天大的好事。等到给我盖上新屋，把媳妇娶来，他就完成了一件任务。“完任务”，家乡那些做父亲的人经常这样说。拉扯一个孩子成家，就算完成了一件任务。他完成了第一件任务，还有第二件等着他，因为我二弟只比我小一岁，让他很有压力。可没想到，儿媳妇拉着她姐突然过来，让我报名上大学，这一下子打乱了他的计划。他不但拿不到我的钱，可能还要供应我上学，这如何承受得了？
在父亲面前，我这样说：“你不用犯愁。我这样的水平，上大学根本不可能，只是报个名，叫那姊妹俩知道咱努力了。”父亲这才放下思想包袱，不再生气。
等到上级发下推荐表，父亲捎信让我回家填写。填到文化程度这一栏，写上“初中”二字，我脸红耳热，觉得是在欺骗上级：自己是个没烧透的黑泥碗，却伪装成一个花瓷瓶。在“升学志愿”一栏，我填的是“费县师专”。那是临沂地区唯一的一家师范专科院校，因为备战，建在沂蒙山区的费县。我知道，那是离我最近的大学，也是我根本不可能进入的大学。
没想到，“黑泥碗”竟然通过了公社教育组和县教育局的两级考核，大概是因为我有县级“优秀教师”称号。然而我也得知，这一年招收工农兵学员，还要举行文化考试。看来，上一年张铁生“反潮流”，并没能改变招生方式。这让我更明确地意识到，我报名上大学是多么不自量力。
考场设在莒南一中。一进校门，我就想起了两年前在这里的惨败：第二次考临沂师范音乐班，一支歌没唱完就被枪毙。这次，我不是考临沂师范，而是要考临沂师专，岂不是天大的笑话？知道自己没戏，我在大礼堂住下后郁郁寡欢。参加考试的，有几位相沟公社的民办老师，与杜清英是高中同学，他们在一起谈笑风生，我却躲到一边不敢露面。
考试分文理两科。文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则将史地换成理化。我考政治、语文，还能对付一气，考数学就惨了。卷子上的代数、几何题，在我看来全是天书。我只做了前面一道有理数计算题，再看后面，统统不懂，索性交卷离场。
再考别的，我便是马马虎虎了，因为我知道，数学这一门几乎等于零分，就足以粉碎我的痴心妄想。考完试，我骑车回家，走到县城西边发现，杜清英正在前面，让一个一块参加考试的男生用自行车带着。和她一起走的，还有别的考生。杜清英看见了我，似乎要等我靠近了说话，我的自卑感却猛烈爆发，赶紧放慢蹬车力度，让自己落在后面，直到看不见他们为止。
回到家里，父母问我考得怎样，我说了一句粗俗的歇后语：“胳肢窝里放屁——没有门儿。”父亲听了，面现喜色。母亲安慰我，考不上不要紧，反正你已经是工作人了。
我回到胡家石河继续工作。同事问我考试结果，我也用那个歇后语作答。所以，整个报考过程，我没往日记上写一个字。
后来听我老婆说，她当时问姐姐，赵德发考得怎样，姐姐说，不知道是做题做得快，还是因为别的，时间不长就见他交卷走了。
暑假里听说，杜清英接到了沂水医专的入学通知书。那是临沂地区唯一的一家医学专科院校，也是因为备战，建在沂蒙山区的沂水县。她去县教育局拿通知书时，发现我报名的照片还在那里，因为没被录取就没有用上，她给拿了回来。那张照片，老婆捎给了我。照片上的我面庞瘦削，神态很不自信，我看后心情更加黯淡。
那一年，相沟公社一共考上六个。除了杜清英，三义管理区有两名民办教师考上了大学：李守玉去了山东大学，杨献国去了费县师专。圈子村考上两个：一位老红军的女儿去了山东医学院，杜清英的一位女同学去了莒南师范。另外，西沈保村的李富豪考上了山东饮食学校，去学厨师。这些消息，成为全公社街谈巷议的话题。在大家眼里，别说那些上大学的，像李富豪这样去学厨师，也是一步登天。果然，他毕业后被分到临沂第三招待所，不久当了厨师长。后来我在莒南县委工作时去临沂开会，经常见他挺着大肚子，到饭桌上与家乡领导敬酒交谈。几年后，他到莒南工商局当了干部，将头上的厨师帽换成了大盖帽。李守玉毕业后先到临沂钢铁厂，后又从政，官至正厅级；杨献国毕业后先当教师，后来成为一名乡镇干部。杜清英毕业后被分配到临沭县韩村医院，与同学陈端财结婚后，调到蒙阴县坦埠医院。1990年，两口子调到莒南人民医院。杜清英退休后又被医院返聘，继续坐班问诊。她对我说，当年她考得很好，可以上重点大学，不想去沂水医专，可是老爹不同意。要不是报志愿报低了，她这辈子会有更大的作为。
工农兵上大学，当时也引发了一出出悲剧。在宋家沟，我母亲的一位远房堂妹已经定了亲，对象上了大学来信退婚。她跑到学校大吵大闹，晚上赖在对象的宿舍里不走，并且四处告状，最终也没能挽回婚姻。几年后，她悲悲切切，嫁给了一位农村青年。
有人问过杜翠娟，那时候你叫对象上学，就不怕他不要你？她说，没想到这一点。别人就说她傻，真傻。
十七、开门办学
我这人，睡觉很少做梦，但前些年却经常做这样的梦：我正在为某件事情忙忙碌碌，忽然想起，校田忘记种了。到那里看看，土地荒芜，杂草丛生，我站在那里尴尬万分，深深自责。遽然醒来，方知是梦，庆幸那不是真的，翻了翻身，复又入眠。
这个梦，反映了我潜意识里存留的焦虑。
我去胡家石河小学之后，上级要求各个学校都要有学农基地，也就是校田，而这里没有，就让大队划拨一块地，给我们耕种。大队书记胡兆廷不理解，说上学不就是念书识字吗，怎么还要种地？我向他讲，为了贯彻上级关于“开门办学”的指示，学习农业知识和技能，我们宋家沟小学就有校田。他听后同意，就划拨了一块，在南岭上，约有二亩。
胡家石河的南岭，到处都是一种独特的石头，一块块梯田的地堰由它堆起或叠起。我从没见过这种石头，问过陪我去看校田的张传贵，才知道它叫“白云石”。我见这些大大小小的石头很不方正，且生有斑驳石苔，黑黢黢的，又问为什么叫这名字。他搬起一块石头往另一块大石头上一摔，石头砰然碎裂，断面竟然煞白一片，真像天上的白云。我说：“真好看！”他说：“好看是好看，可这石头没有用处。它形状不规则，垒猪栏还凑合，盖屋没有用的。”
我们都不知道，构成这座大岭的白云石，在十年之后开始创造巨大财富，且夺去许多人的性命。那时，我打量着由白云石经过亿万年才风化出的那块梯田，和大队副书记商量种什么。他说，种果子（花生）吧，大队给你种子。
那年过了清明节，我与其他老师一起，带领学生把学校厕所积攒的粪肥捣细，抬着送到校田，而后又去大队要种子。书记让大队保管员打开仓库，给我们称了几十斤。我找篮子弄到学校，让学生剥壳。当时正值青黄不接，家家都缺粮食，小孩格外嘴饞。为防偷吃，我让他们围坐在一起相互监督。剥出的花生米装进麻袋，再将麻袋用绳子吊在房梁上，以防老鼠偷吃。
等到一场春雨降下，一年级继续上课，我和胡久顺老师组织高年级学生去种地。我让大队派了一位贫农出身、能讲怎么种庄稼的社员，牵着牛，扛着犁，和我们一起沿着河边往南走，走上布满白云石的岭坡。我让学生站成一片，向他们讲，孔老二宣扬“学而优则仕”，培养的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刘少奇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培养的学生脱离生产，只专不红，我们绝不能这么做。我们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实行教育改革，到“三大革命”的实践中去，扎扎实实地掌握生产知识。
接着，我让那位中年社员讲怎么种花生。他虽然有些拘谨，但还是把一些要领，如怎么撒肥、怎么搁种子等讲明白了。他讲完，我给学生做了分工，有的撒肥，有的点种，每人管一小段。那位社员套牛使犁，耕出一道墒沟，学生们就按照分工干了起来。这些活儿，用不了全体学生，我让剩余人员捡石头扔到地堰上，免得它们妨碍庄稼生长。
种花生，点种是关键，不能太密，又不能太稀。我沿着墒沟检查，看谁点得不对立即纠正。
正低头察看，有学生大喊：“报告老师，有人偷吃！”
这事性质严重。我问是谁，他说：“你看看谁的嘴鼓涌！”我去看那些负责点种的同学，他们的嘴都没有咀嚼动作。有的同学，主动张大嘴巴表示清白。有一个男生，闭嘴低头，脸色紧张。我一看就明白了，但我不想让他当众出丑，警告说：“是谁偷吃，我已经知道了，希望这位同学马上改正！”
那个男生果然不敢再吃，别人也没有敢的。
用半天时间，将花生种下。此后，我经常去校田里察看，花生出苗了没有，长势如何。等到应该除草了，又组织学生去拔草。整个夏天，拔了一次又一次。到了秋天，又带领学生一棵棵刨出来，将花生摘下，晒干。留下第二年用的种子，剩余的拿到油坊换油，拿到公社粮管所卖钱，做学校的办公经费。
花生收完，再种麦子。次年割了麦子，再种地瓜。两年间，把莒南一带的三种主要农作物都种了一遍，学生们学习了相关知识，学校的办公经费也宽裕了许多。
然而，这块梯田成了我的心事，何时种，何时管，何时收，都要记着，经常得提醒自己。“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这句农谚，更成了响在我心中的咒语。所以，误了种校田的噩梦，经常干扰我的睡眠。
那时，“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在全国喊得震天响，进而，教育部门提出了“教育学大寨”的口号，要求农村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唱着歌声去劳动，带着泥巴进课堂。”我们的校田只有二亩，不用整天伺候，那么，我就带领学生到生产队干活，经常是半天上课半天劳动。到了下午，二年级以上的学生由老师带领，分头去各个生产队。队长已经习惯了，早早安排了学生干的事情。有的队长发现了这帮不记工分不领报酬的“半劳力”，整天琢磨让学生给本队干什么活儿，非常主动。这一个跑到学校找我：“哎，赵老师，你领着小学生给俺队倒粪呗！”那一个跑到学校对我说：“哎，赵老师，俺队北岭上有块地，长了不少草，你给去薅薅呗！”我不能拒绝，点头答应，就带着学生去了。我们干的活儿，有时候是倒粪，有时候是送粪；有时候是拔草，有时候是翻地瓜秧；有时候是抗旱，有时候是复收。抗旱，是抬水浇庄稼；复收，是捡麦穗，倒地瓜，倒花生。所谓“倒”，就是拿着铁招子在已经收过的地里刨，像抓特务一样搜寻那些落网的地瓜、花生。给哪个生产队复收，所得收获就送到哪个生产队的麦场上。
本文开头曾讲，我在十四岁那年之所以辍学，是因为读初中时光干活不上课，而我到胡家石河当了教师组长，立场来了个180度大转变，不折不扣地搞起了开门办学。即使放了农忙假，我也往往不回家，依旧带着学生继续干活。
2017年初冬，我到吉林安图县走亲戚，一位表妹夫说起了当年开门办学的事情。他那时在公社中学读高中，学校整天出去干活，他干烦了，就称病不去。次数一多，被学校知道了，那天校长在大会上批评他，说他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好逸恶劳。校长讲完，让他到台上检讨，他挺着胸脯理直气壮地讲：“我是学生，不是农民！我是来学习的，不是来种地的！这样不正经上课的学校，我不上也罢！”说完，就回宿舍收拾铺盖，准备回家。班主任老师却拦住他，说他这样退学影响太坏。好说歹说，才把他留住。我说：“我没有你那样的反潮流精神，我那时一心一意带领学生干活，现在想想真是惭愧。”
我的学生虽然没像表妹夫那样有公开反对的，却有人消极怠工，干活时磨磨蹭蹭，不愿出力。有人经常请假，说家里有事，或者连个招呼也不打，到了干活时间杳如黄鹤。我在1974年10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和昨天都是召集学生五年级扒花生，只缺胡顺字。这个同学平时在学校表现很好，为什么在假期中这么反常呢？值得深思。”
我当时是怎么“深思”的，日记中没写，但我肯定认为该同学的思想出了问题，意识不到我的做法太极端——放了秋假还不让学生帮家长干活，依旧让他们从事集体劳动，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幸亏胡家石河的乡亲们宽容大度，多数家长给我面子，没把孩子拦在家里，更没有人向我当面抗议让我难堪。
开门办学，讲究“走出去、请进来”。带学生种校田是“走出去”，给生产队干活是“走出去”，我还带学生“走出去”干别的。譬如说，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我立即刻印出来，让学生到街上张贴，到各家各户张贴。譬如说，到贫下中农家中搞社会调查，通过他们的讲述，了解旧社会有多苦，新社会有多甜。
有一位老人叫甄德良，解放前给地主当长工，解放后当过大队书记。他的小儿子娶了我的一个堂姑，我在胡家石河的两年间，堂姑经常让我到她家吃饭。她公公有这么一个故事：父亲去世，他在送殡时号啕大哭，恰巧遇见公社干部来了，他擦擦眼泪说：“唉，俺不该这样，俺对不住上级。”他以为，上级要求丧事从简，哭得过分也不对。于是，有人创作了一句歇后语“甄德良哭爹——对不起上级”，在周围几个村广为流传。他老人家苦大仇深，对党忠诚，我当然要把他作为社会调查对象，在一天晚上带学生去了他家。昏暗的煤油灯下，他点上一袋烟，一边吞云吐雾，一边给我们讲过去的事情。他的牙掉光了，装着一副假牙，说笑时露出，雪白夺目。他说了这么一件事：旧社会，他家里很穷，因为急需用钱，向财主借了十块大洋。因为他不识字，财主记账时就给他记成二十。等他有了钱还账，一看是二十，加上利息就更多了，无奈，只好把仅有的一间屋卖掉，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我听了这件事很兴奋，觉得采访到了难得的阶级教育素材，当场向学生讲：“贫下中农在旧社会没有文化，一不小心就遭到地主富农暗算。我们生在新社会，在学校学文化是多么幸福，我们一定珍惜今天，好好学习！”不只是那天晚上讲，后来在学校里也经常讲。
“请进来”，我也搞过多次：请贫管组长胡兆现给学生讲政治课，请老贫农胡俊普忆苦思甜，请退伍军人张纪信讲战斗故事，请兽医胡顺田讲如何防治畜禽疾病……有一天晚上，一个秃顶老头来到学校，带着满身酒气，大幅度做着手势向我说，他可以给学生讲一场，他的革命经历，胡家石河无人能比。我答应下来，第二天对别的老师说这事，他们说，可不能叫他讲，他是个脱党分子。这人真是早早参加了革命工作，但是在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把一个地主闺女也给开辟了。领导发现了这件事，要处分他，他却脱离组织，带着地主闺女回家了。我得知他的底细后，十分后怕：要是请一个脱党分子来讲课，岂不是犯下天大的错误？不过，那人后来没再找过我，可能是酒醒之后觉得不该毛遂自荐。后来我见到他的老婆，那女人果然眉清目秀，比丈夫年轻好多。
那几年，全国各地大、中、小学都搞“开门办学”。1974年9月29日，国务院科教文组与国家财政部联合发出通知，认为“开门办学”是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对此进一步推动。我们学区、公社教育组、县教育局，层层召开“开门办学”经验交流会，我将胡家石河小学的做法写成材料，在学区和公社的会上做过介绍。
“开门办学”的做法，被1975年出品的电影《决裂》极尽推崇。电影中有一位孙教授，在课堂上大讲特讲“马尾巴的功能”，引得观众哈哈大笑。从此，那些埋头教学，只讲专业知识的老师，往往被人批评：你讲的那些，都是“马尾巴的功能”！
与“开门办学”同时进行的，还有“勤工俭学”。两件事在意义上有关联，但后者的主要目的是为学校创收。1973年秋天，县教育局召开勤工俭学会议，号召各校大搞饲养。离县城十多里的厉家官坊小学，养了好多长毛兔，县里在这里召开了勤工俭学现场会议，我也骑车去了。一进那个校园，就闻到一股浓浓的臊臭气味，原来，这里建起了一排排兔舍。每一排有三四层，每一层有许多隔开的小单间，里面住着一只只雪白的长毛兔，都瞪着通红的眼睛看我们。我只见过野兔，从没见过这种用于剪毛的漂亮兔子，有惊艳之感。
厉家官坊小学负责人在會上介绍，这种兔子产自外国，也叫安哥拉兔。引进到我国之后，剪下的毛可以出口，为国家创造宝贵的外汇。当然，在创造外汇之前，谁养这种兔子，谁会从外贸部门换来人民币。厉家官坊小学从浙江买来几十只，让学生拔草喂养，越繁殖越多，既给学生提供了劳动锻炼的机会，也给学校增加了收入。学校用这些收入，增添了好多教具，学生不用再交学杂费，课本和作业本都由学校免费发放。这样，家长主动送孩子上学，儿童入学率达到百分之百，学校被评为山东省勤工俭学先进单位。
开会回来，我想赶紧落实会议精神，也把胡家石河小学的勤工俭学活动搞起来。和同事商量，也养长毛兔，他俩一齐摇头：“咱这里没有院墙，养上兔子，还不让人家偷个屌蛋精光？”我看看学校前面，一片空旷，果然不是养长毛兔的优良环境。那么养啥呢？我想到了养猪，两位同事的态度也不积极，说养那玩意儿干什么，一天喂三回，咱哪儿有工夫？但我只想着贯彻上级指示，坚持要养，他们也就不再反对。
张连吉提供了一个重要情况：学校后面有个猪圈，是某某人的，他长期不养猪，正好借用。我们去找那人商量，说，学校用你的猪圈不是白用，猪粪都是你的。那人一听，爽快地答应了。
猪饲料要预先准备。我和书记说了这事，他不理解，说养猪可不容易。我说，再不容易也要养。见我态度坚决，他只好让村里借给学校地瓜干、花生饼和糠。学校后面是大队机房，有一间锅屋，我们在那里煮熟一锅地瓜干，拿一个花生饼泡在铁桶里，然后就去买猪。
学校那时有些公款，我和胡久顺骑车到十二里外赶集，买来两只小猪崽儿，都是黑的。绑牢四蹄，放进筐里，回来时因为路不好，车子颠簸，它们挣扎叫唤了一路。进村时有人看见，感到莫名其妙，开玩笑说：“赵老师要当猪贩子？”
把猪崽放进猪圈，它俩不习惯新环境，老想往外蹿，却因为墙高没有得逞。我想赶紧安慰它们，就去用熟地瓜干和糠调了一桶猪食，再加上泡碎的花生饼，倒进猪食槽喂给它们，它们吃饱后就老实了一些。
我喂猪的时候，村中有好多人围观，都觉得是新鲜事儿。学校西邻一位大娘笑着说，小赵，俺养猪是为了攒钱娶儿媳妇，你养猪为了什么？我说，为了叫学生学会养猪。她笑得更厉害了，说，养猪还用你教？小学生跟他娘学，一学就会！
我没法跟她理论，第二天把全校师生集合到猪圈旁边，在那里搞起了“开门办学”。我先带领他们学习最高指示：“肥料是动物的粮食，动物是人类的粮食。由此观之，大养而特养其猪，以及其它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我接着又讲养猪的重要意义，特别强调，猪全身是宝。讲到这里，张连吉老师用他的大嗓门念起了顺口溜：“小猪小猪噜噜叫，身体肥胖鼻子翘，耳朵大来眼睛小，它的全身都是宝！”学生们哈哈大笑，两头小猪听了却很不安，噜噜叫着乱窜乱跳。
我将五年级学生分成几组，让他们轮流煮猪食、喂猪。女生们普遍听话，值班时认认真真。有的男生却不耐烦，喂猪时挑它们的毛病，嫌它们挑食，嫌它们叫唤，用小石头砸，用荆条抽。两个猪崽受不了虐待，老想越狱，一次次往墙上蹿。我发现了这些问题，严厉批评肇事学生，教育他们对猪要有感情。我只要有空，便亲自带领学生去喂。
我本来对这两头猪是有感情的，但后来就没了，甚至反感、厌恶。为何？因为这两个小东西太狡猾，太难伺候了。譬如说，他们不想喝汤，光想吃干货。把半桶猪食倒进猪槽，它们插进嘴去寻寻觅觅，只找地瓜干吃，吃光之后不理糠水。我和学生改变策略，先倒进去稀的，想等他们吃光喝光再给干的，然而它们很明白，插进嘴去，发现其中没多少内涵，又抬头望着我们，眼神中满是期待。我们偏不添加，它俩就搞形式主义，插进嘴去，只是“咕噜咕噜”吹泡泡，并不真喝。没办法，我们只好妥协让步，将干货倒进去，让它们激烈抢食。
最让我头疼的，是它们老是想逃离猪圈，一天到晚蹿来蹿去，一次次想超越墙头。这样的心态，这样的生活方式，怎么能够长肉？所以，我们养它们好几个月，只见骨架变大，不见上膘变肥。要知道，猪是靠斤两换钱的，它们的体重增长不了，就等于我们的投入打了水漂。
后来，我也想开了：管它们长不长肉，反正我们学校养猪了，证明我们在搞勤工俭学，可以向上级交代了。但是，仅剩下的这一条意义，也被猪给彻底粉碎。两头猪中的其中一头，练成了功夫，有一天竟然跳出猪圈，不知去向。我带学生喂猪时看见少了一个，立即发动全校学生四处寻找，一时间，小学生遍布村里村外，叽叽喳喳，嘻嘻哈哈，像过节一般。终于，有学生在村外一条沟里找到了它，大家急忙扑向那里，围追堵截，费了半天工夫才将其擒获。
亡猪补牢，我们找来石头，将猪圈的墙垒高一些。然而它们并不死心，还是天天操练，和我们斗智斗勇。离猪圈老远，就能听到它们在里面又蹿又叫。胡久顺说：“赶紧处理了吧，找这麻烦干什么！”
我也觉得，这两头猪实在让我伤透了脑筋，就同意了他的意见。那时，胡家石河大队有集体养猪场，我们就去联系，将猪卖给那里。那里的饲养员早已知道这两头猪的武功，不想收留，经我一再央求，他们才答应下来。而后，我们把猪捉住绑起，送到那里。为了表示感谢，我们只要了个较低的价钱。算算账，养了它们几个月，不赔不赚。
养殖业不顺，勤工俭学还是要搞下去。再怎么搞呢？我们就发挥山区优势，发动学生搞采集。
一是上山刨草药。刨来丹参、黄芪、细辛、桔梗等，分门别类地晒干，卖给离学校不远的供销社门市部。我们晒草药是在学校前面的河滩上，草药五颜六色，味道浓郁，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二是采大檗罗树叶。我们那里包粽子用芦苇叶，而莒南东部以及日照的人，則喜欢用大檗罗树叶。这种树，学名槲树，叶子阔大。端午节前，常有东乡人推着车子来收购，我们就带学生去采来卖给他们，一斤得三分钱。我们很不理解，觉得包粽子就该用苇叶，那种清香味儿，那种浅绿颜色，渗进米里实在诱人。所以，无论胡家石河还是宋家沟，即使本村不种芦苇，也要到外地去采。十八年后我到日照工作，吃到槲叶包的粽子，才知道那种香味儿、那种紫色，也很别致。
三是采刺槐叶。秋天采来刺槐叶晒干，用机器粉碎成粉，装袋卖给供销社。干这事可不容易，树枝上有刺，只能用长竿绑上镰刀，高高举起斩断枝子，从落地的枝子上采。晒干后，叶子轻飘飘的没有多少分量，储存半屋子，也打不出几袋子槐叶粉。打粉过程中，师生都成了一个个绿人儿。汗水一冲，脸上红绿相间，样子狼狈。把一袋袋槐叶粉卖掉，一斤只卖几分钱。据说，槐叶粉出口日本，用作奶牛饲料添加剂。那时，中国大量出口这东西，直到1980年才停止收购。停止收购的原因，据说有两点：一是有的出口企业为增加分量，往槐叶粉中掺土掺水泥，被外国人发觉；二是采槐叶对刺槐树损伤严重，破坏林业，国家农业部就和外贸部联合下发通知，在全国停止收购刺槐叶。
一个开门办学，一个勤工俭学，再加上学黄帅反潮流，批林批孔，批“分数第一”、“智育挂帅”，学校的学习风气十分淡薄。有的老师不把上课当回课，随便糊弄，敷衍了之，动不动就让学生上自习，自己去干别的。
胡久顺老师，是一位大队干部的独生子，非常爱玩，最喜欢打猎，经常把学生扔在那里，扛着猎枪上山。大队书记批评过他，不要“砸蛤蟆钓蛙子”，但他听不进去。这年秋后，他对我说去走亲戚，结果一走就是两个月。他那个班也是复式班，二、四年级在一起，我只好给我的三、五年级讲一会儿课，布置了作业，再到他的班里替他讲。时间一长，我实在忙不过来，就向书记说这事。他摇摇头说，到哪里找他去？我再派一个人当老师吧，就派一个叫甄洪根的小伙子到学校代课。
等到胡久顺回来，甄洪根也没回去，因为学校人手的确太少，他成为在册的民办教师。这时我才得知，胡久顺这两个月不是走亲戚，而是到陇海铁路以南打猎去了。那里是苏北荒原，野兔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