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到西安

想不起来我第一次到西安是做什么，连时间也不能太确切地记得了，只记得那次去了乾陵。提着一个小包，衣衫褴褛，一介书生，一个人，到火车站，上了一辆正要去乾陵的旅游大巴车。早年间的一次游历，这些年里时常被我在记忆中翻寻着。

从陕北高原上下来，从小在黄土高坡上打草、放牛，出门便是群山如涛，而站到乾陵塬下，忽然感受到了另一种气象——大地的辽远、苍茫。雄浑、壮阔的山梁上升起的烟岚，给乾陵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从司马神道上至半坡，便有凌云之感，有身前的云霭，有历史的烟云。华表、翼马、鸵鸟、仗马和牵马人、直阁将军、无字碑、述圣纪碑、六十一蕃臣像和石狮，一派肃穆，沿着这千年前的神情，瞬间就抵达了历史的深处。

乾陵修建于盛唐时期，从公元684年开始动工，所有营建工程经历了武则天、中宗至睿宗执政初期才全部竣工，历时长达57年之久。陵园地面建筑，仿唐长安城格局建造，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一千四百多年的风雨，消磨了多少宫阙楼阁，一个女人的名字却在史书上不断地被擦亮。

心狠，毒辣，真的是她本意所在？知人善任，提倡有识之士自荐，大唐一往无前，之后便出现了“开元盛世”。由一个宫女成为一位女皇，驾驭群臣、一统天下，干了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主宰了四十六年的江山，却在自我评价上留下了一张白纸。

她死后，归息于梁山的泥土之下，梁山上就映现出一个女人，北峰高形似女人的头，南二峰低一些是其胸乳；头枕梁山，脚蹬渭水，一个女人静卧在天地之间。梁山这片山塬上，暴君？明主？风流女皇？所有的迷、所有悬念，所有的烟云，包括时间，全集于那一座无字碑。

出入陕北高原

贾平凹曾赠我语：“马语生在陕北，长在陕北，写出真正的陕北味道和精神，为陕北立传。”

我的根这辈子深深地扎在了陕北。

出入高原，是我一生的路。

好多的人下西安，都是坐飞机。特别那些老板们，曾听过，神木一个年轻的煤老板，到了咸阳下了飞机，脚步不用踩地，用花轿抬到早就等在外面的一辆林肯上，直接开到酒店。还有煤老板周末下西安会情人，遇高速路上塞车，他把大奔撂下另想办法走了。

机票大几百元，一介书生，我每次下西安都是坐火车。这是陕北人的大道，也是一条历史的大道。

一次次我的目光在陕北高原这千山万岭间游弋，去寻觅那些宫殿、城址、兵站、关隘、烽燧的遗址；有时候我的神思也穿越时空，抵达历史的深处，在秦直道上盘桓，捡拾着散落在路上的牛马的蹄印，还有男子、女子和儿童的脚印。多少的道路都是沿河谷选线，独秦直道从山脊和高地上走过，被誉为世界高速公路之祖。出了金锁关，秦汉王朝的大军常常突然就出现在匈奴骑兵面前——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常常默默望着窗外，那一面山坡，或一棵树，也可能是一孔废弃的土窑、一条河流、人家院畔上的一畦菜、飞过山岭的那行大雁，或山梁上走路的一个人，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凝望这沧桑、厚重的陕北，我觉得我的文字还很浅薄，我只知道，我的血管里流淌着来自他们的血液。我的生命、故事，是他们的延续，我用哭笑和奔走书写下的文字，是我生命的歌，也是陕北史诗的一部分。

站在陕北高原上，一介书生，常常打量着西安，天如果清澈一些的话，目光还可以越过秦岭。

去西安上学

小的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和同伴们一样，到我们那个县城里去上初中。初一读完的暑假里，在寺河畔的石坡上放羊，大石沟对面一个走路的人，向这面喊话，要我们给马启郎家捎个话，说他去神木城上学的事没办成。要给捎话的那个马启郎就是我，至此我彻底断了去城市上学的梦想。

到了我的子女这一代，孩子要到西安去上学。

西安有多大，我并不知道，只记得太乙路那个地方，领着孩子在西铁一中办完报名手续，出来在街道上吃饭。一行葱绿、高大的梧桐树下，我们找到了一个小饭店。从榆林走的时候，一位女同事说，这一离开，这一辈子女儿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就很少了，她就不是你们家的了。当时女儿才十五岁。

菜上来了，我忽然哭开了，不止是眼泪，抽泣，哽咽，全然不顾四旁坐着的其他客人，持续二三十分钟，方制止了。一个女人的一句话，让我在西安的古城里那样汹涌地哭了一场，在那条桐荫蔽日的街道上的小饭店，给同在那一小饭店吃饭的其他客人留下永远的谜。

下午，女儿就去教室上课去了。

我去给她买书架。走到南二环西部家具城那个半坡上，在一个小铺子里找到了那种角铁组合、用镙丝固定的简易书架，不太厚的角铁条打包了两捆，一手提一捆。毕竟是铁条，怎说也是一个书架，我又没有虎背熊腰，几乎走几十步，就得放到地上歇一站，路不是很远，沿途始终看不见三轮车过来，就硬着往回走。鼻涕都掉下来了，没得手擦，两只手腕被坠得困麻了，憋着一口气往前赶，走一会儿裤带都松开了，不得不站下来往起提一提裤子，重新紧一下裤带。

走到女儿的宿舍，把材料铺了一地，开始组装，整整一个下午，旁边也没有人帮扶，也有装反的时候，把半食品袋镙丝钉和镙帽用完的时候，书架就装起来了。想来这书生与书架还是心有灵犀的。

黄土高坡上，炎炎烈日下，父亲拉着架子车，去小镇中学给我交口粮。爬坡的时候，那只空架子车就够往山梁上拉的了，装着几口袋粮，不到四十岁的父亲，手腕抓着车辕，脚掌蹬入黄土，还是被架子车拽得不住地打滑，肩上套着绳子，为了让绳套更多地使上劲，他的头快要弯到上方的坡地上……多年后，我在西安的街道上重走着父亲在故乡山路上走过的路。

火车站台上，公交车站牌下，红绿灯十字前，扛着大包小包，躬身疾步穿行，想来不止我一个，可怜天下父母心，有多少的父母为子女这样奔波着啊！

随后一个人到了大雁塔。我十六岁初中毕业前没有离开故乡的大山，少年的时候，好多的时光用于打草、放牛，除小学课本，很少能读到其他读物，只有一部《西游记》是村里一个老先生留下来的，那时过春节，家家去老先生家写春联，我们小孩子家给老先生压纸、磨墨，才能借得看《西游记》，想不起来读了多少遍。玄奘西天路上取经，九死一生，历尽磨难，这正是我们这个家，特别是女儿，今后所需要的精神和境界。落日已沉到了西天的楼群下，暮色中，一介书生，仰头默对着大雁塔。

读贾平凹散文

也是我在三边教书的时候，费尽周折，向学校弄到一孔窑洞，便是我全部的家了。将一个书架靠窗子下的脚地一横，与窗户和墙壁隔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就成我的书房与写字间了。就是在这样一个只能放一把简易木椅子、坐下一个人的书房里，伴青灯与窗户的月光，读我的书。其中反复在读的一本书是《贾平凹散文自选集》。

书中《一位作家》中有这样一段：天天在写，月月在写，人变得“形如饿鬼”了。但稿子一篇一篇源源不断地寄出去了，又一篇一篇源源不断地退回来了。编辑不复信，总是一张铅印退稿条，有时还填个姓名，有时则名姓也不填……

多少次，也坐在那棵老槐树前的花园墙栏上读，不止是散文好，而是一个年轻人在其中找到了力量与方向！贾老师在《我的台阶与台阶上的我》一文中这样述说：从夏天起，病就常常上身，感冒几乎从没有停止，迟早的晚上鼻子总是不顺通。我警告着自己：笔不能停下来。当痔疮发炎的时候，我跪在椅子上写，趴在床上写；当妻子坐月子的时候，我坐在烘尿布的炉子边写……

一天妻子和我吵闹一场，她向来只是觉得自己是委屈的，我出去转了一圈回来时，她将我那本《贾平凹散文自选集》一溜一溜地撕了个破碎。架子上搁了那么多书，她独独选了这一本。之后不多久我去榆林出差，在榆林老街上一个叫“现代人书屋”的小书店里突然看到这本书，欣喜至极，很快买了一本。背着个包子，走出店门了，却又停了好一会儿，我想再买一本。可那时的工资实在太少啊，余外再没有一分钱的收入，有时为50元钱，还要向别人借。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情绪化，我还是转身返回书店，将那本《贾平凹散文自选集》又买了一本。

一个县城里的小学教师，那时绝对是没有机会见到贾平凹的。当时一边读着贾老师的文章，一边默默地想象着他在陕北高原上走过时的身影，几年前，他居然还来过我所生活的三边啊！他在这本自选集的《走三边》一文中这样写：在陕北远行，三千里路，云升云降，月圆月缺，旅途是辛苦的。当黄昏里，一个人独独地走在沟壑山梁上，东来西往的风扯锯般地吹；当月在中天，只身儿卧在小店床下听柴扉外蛐蛐儿忽鸣忽噤，便要翻那本边塞古诗了……

一生以文字为生涯，是什么注定了我这样的人生与命运？也许就是那些青春期读的书吧：《草叶集》、《人生》、《平凡的世界》、《绿化树》……是它们，感染着我的生活的情绪，影响了我选择道路和方向的思维。其中也有很重要的一本是《贾平凹散文自选集》。

后来去西安，数次拜访贾平凹老师，以聆听大师的教诲。有几回还被留在他研究院的单元楼里共进午餐，吃饭前，王立志抱来一摞贾老师的书，上面都夹着纸条儿，说都是要贾老师签名的。待贾老师把那些书签完，我把我的作品集给贾老师双手捧上，这时贾老师说，给我签个名吧，我的第一反应让我说出一句话：我不会写字。贾老师说，留个纪念嘛！说着就把他刚签名的笔给我递过来了，没有退路，我接过笔双手抖得厉害，在我书的扉页上写下：敬请贾平凹老师指正……这是一个文学青年多么引以为自豪的“事件”！可我从来没敢在人面前提起过，那样一下会让人笑掉大牙，第一次写在这里，是想向世人讲述大师的胸襟。

陈忠实的墨宝

我有两幅陈忠实老师的墨宝。

以给报纸副刊题词的名义，我去西安时找陈忠实老师。1998年春天，我被招到报社工作，就在我进来工作一段时间后，报社还要招人，并要我们几个先进来的也要参与统招考试。那场考试，我名落孙山。之所以能先进来，是因为我当时的一些小文章已引起了关注。当时主持宣传部工作的王世雄部长与报社总编一块吃饭，王部长说马语文章写得不错啊！外人都能看得清，认为报社就应招用文章写得好的人。独报社不是这样认为，首先在报社这样的地方始终搞不清谁的文章写得好，其次是报社不必以文章用人，大概历来都是这样的。两个人在争论时，王部长特别举出了我此前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白花祭英灵》，是我写路遥的。那年陕北11月17日就下起了大雪，正好是路遥的忌日。我在文中写了这一情节，并命了这样一个题目。总编说这是生造，陕北阳历的这个时候就不可能下雪。王部长反驳，文学作品中还有六月飞雪的呢。后来陕北五月飞雪、八月大雪也不鲜见。那次没按常规来，我就那么留在了报社。后来还编了副刊。正是这样，才有了接触陈忠实老师的机会。

通过朋友联系，说陈忠实主席去了北京，第二天下午才能回到西安，约定要我第二天打电话。

第二天是个星期六，天又下雨，我这个电话打还是不打？一个人走在西安的街道上，一世界水迹斑斑，街道两边的梧桐叶在秋雨中飒飒飘落，走几步就得用手抹去头发和脸上的冰凉的雨水……我要急着回陕北啊，那时坐火车，车票很不好买。我鼓起勇气给陈主席打过去电话，电话打通了，陈老说他正在车上，听不清，要我再过一会儿打。时间实在不早了，过了一会儿我壮着胆子再次拨通了陈老的电话，这回陈老让我把我的手机号给他留下，他写好后通知我来取。

下午，天就要黑了，在我把回陕北的一切准备都已做好，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陈老的电话过来了，让我晚上八到九点，到他办公室取字。

站在83号所在的建国路上，从青砖拱筑的作协的大门向里望，陕西作协大院静悄悄，一片黑寂。站在楼台的一个拐角，点上一支烟，我在等陈老，没有月光，烟头一明一灭。忽然，听见前面黑的道路上有人走过来了。并大声咳嗽、吐痰。门房的老人不是刚给我说过，陈主席今天感冒了，不来了。听走动声，过来的肯定是一个老头。果然是陈老过来了，我慌忙迎上前与陈老握手致谢。到了办公室，他将他在自己家里提前写好的我要的《榆林日报》文艺副刊刊头字“信天游”及文化版另一个栏目“陕北民歌手”字幅展于办公桌上，要我看行不行。

点燃一支雪茄，陈老与我热情交谈，详细询问了我们报纸的情况及榆林文学作者队伍的创作情况。当我拿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学批评家李建军先生主编的《纪念路遥》一书，里面收了我的《白花祭英灵》那篇散文，是我特别珍爱的一本书，想请陈老在这本书的扉页上给我写几句鼓励的话时，他欣然拿起笔按我嘱写下这句：“一棵槐树，寒风吹落了它的叶子，冰雪冻伤了它的心，然后给了它春天。”那是我二十几岁在三边教书时遇见的一棵大树，校园西墙边上的一棵老槐树，虬曲的树干有一搂粗，高大浓郁的树冠有半个篮球场地那么大。从初春枯黑的枝杈间的幼芽，到春深时那无数的小白花，到炎炎烈日下那浓绿的树冠，到每年秋风一起时那一片片飘零的黄叶，晨昏昼夕，风霜雨雪，五六年里的许多时候，一个人站在教学楼前水泥平台上，花园墙上，读我的书，也读老槐树。1997年去人民文学杂志社培训，大家都请编辑老师题词留念，李敬泽老师问给我写一句什么话，举目遥远的三边高原，小学校里那棵万花吐芳的老槐树，我让李老师在我的笔记本里写了上面写到的那句我自己的诗。

后来到西安，陈老还给我写了一幅字：“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至今还在我办公室身背后的墙壁上挂着，来人一进屋首先就看那幅字，楼道里背阴那个黑暗的小办公室，独那幅字光焰灿然，照亮整个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