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军校刚刚开始恢复学历教育，对在职干部实行考试入学。我们这些参军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地方与大学校门无缘、来到部队直接从士兵中提干的人，都欣喜若狂，纷纷心动。我当时在驻冀某军政治机关工作，首选报考了西安政治学院的政治机关干部专业。复习考试，政治和语文这些我不怵头，这是我的强项，但数学和地理等着实令我为难。因为高中阶段学校天天搞运动，数学就没有好好学，地理课根本就没开。好在妻当时正在河北大学数学系学习，理科是她的强项。那些日子，她每天给我辅导，从正数负数、一元一次方程等基本知识补起，没少让她费劲儿，很有些“马不喝水强按头”的滋味。经过一个多月的强化训练，最终以数学57分、其他几门都在七八十分的成绩考入军校，实现了多年来想入校深造的夙愿。
到了学校一看，我们学员队可以说是几辈“同堂”。年龄最大的同学有建国前出生的，当时已经三十五六岁，头顶都开始秃了；最小的六十年代初生人，刚20岁出头，说话办事还毛手毛脚的呢！职务高的有团职，职务低的还有排职。有的早就当上了爸爸妈妈，孩子都上初中了；有的还没有谈对象，一天到晚无忧无虑的，像个快活神。真有点像地方高考恢复后七七、七八级大学生那般景象。同学中有一位来自驻塞北某军政治机关、戴着黑边眼镜、爱写诗的王刚，有感而发写了这样一首诗：其实我们的相逢本是一场误会/其实我们互称同学都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毕竟已不算年轻/这些都是年轻时就该做完的事/其实我们也有我们的骄傲/其实我们没有愧对我们平凡的名字/因为我们在军校中踏响的足音/使遥远的太阳也显得真实/其实我们都会记住我们这个集体/因为我们都不会忘记自己的历史。这首诗刊登在了当时的《解放军报》上，在同学们中间广为传诵，毕业时作了我们校友录的“卷首语”。
曾几何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把“四人帮”耽误的时光补回来。事实正是这样。我们这些年龄大些的学员，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格外珍惜。军校里开设的课程，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急需的，学习起来也就格外用心和投入。一入学我就给自己定了个目标，每门功课成绩都要争取在良好以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特别注意打好基础，掌握基本规律和基本知识。记得第一门功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在部队虽然也自学过，但仅是一知半解。到学校系统学习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哲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解决的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学好了，看问题就客观、全面、辩证，受益终身。学校对考试很重视，出题很“刁”，特别是一些判断题，一不小心就会搞错。记得哲学这门课学习结束时考试，我们班10个人，只有我和两三个同学超过了80分。尽管在我整个学习期间这门课的成绩最低，但我觉得哲学学得最好、最过瘾。既为日后的学习建立了信心，也为此后走好人生道路奠定了基石。此外，像“形式逻辑”、“世界近代史”、“中国近代史”、“汉语言文学写作”等课程，也很解渴。我们就像久旱逢喜雨的禾苗，拼命吸吮着知识的雨露。那时我们的记忆力远不如中学时代了，于是就拼命地记呀背呀，最得意的方法是同宿舍的三位同学，每天熄灯后互相提问，一直提问到有人鼾声响起。提问的声音稍大，就会被巡夜的学员队干部发现，他就在外边“笃笃”地敲门：“你们几个快点睡觉，不要说话啦！”
我们上学那会儿通讯还不发达，与家里联系主要靠书信。倘若想打电话得跑到位于市中心钟楼的电报电话大楼，到那里还要排队，电话在一个个小屋子里。那时还没有光纤通信，电话通话质量极差，扯着嗓子喊半天对方也不见得能听清楚。如果真有急事就要拍电报，一个字几分钱，要绞尽脑汁措词，一是为了简明，二是想着省钱。在我上学的第二年春天，妻要分娩了，有一次接到她难产的电报，我就到市里想打个电话，老郝陪我到大半夜，好不容易打通了，可什么也听不清，急得我直跺脚也没办法。只好第二天又拍了封电报。班里多数同學都是结过婚的，谁的爱人来信了都要通报。来信最勤的要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老郝，每周一般能收到两封，两口子像搞接力，对方收到一封信立马回信，到后来竟弄不清谁给谁先写了。几乎每天都有“鸿雁”在邮路上飞翔。这种爱的方式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常见的。一些上学前夫妻一直在一起的同学，很不习惯又过这种两地分居的日子。我们班长蒋火才就对我说过：“我老婆来信说，她一个人呆在家里，有时只能数桌子上的蚂蚁。”
我们这些同学虽然大都来自师以上机关，但在当时大家生活都很简朴。同学们一般不出去聚餐，偶尔聚一下，也是实行AA制，每人出5块钱，就是一顿美食了。不像现在遇有集训学习，轮流坐庄，饭钱也是价格不菲的了。那时彩色照片也没有普及，更别说个人有相机了。多是几个同学相约到照相馆去照相。即便外边来校园内拍照，一般也是象征性地拍上一两张。哪像现在这样举起数码相机拍个没完。饭堂里伙食不好，同学们很多都弄个电热杯，从农贸市场上买来鸡蛋，每天晚间都背着队干部煮奶粉伴鸡蛋，这就是“打牙祭”了。
别看我们平均年龄大些、军龄长些，好胜心和上进心一点也不必年轻人差。那时学院其它系队多为连队指导员学员，清一色的年轻人。但一遇比赛我们就想夺红旗。记得有一次歌咏比赛，为拿到好的名次，我们队的同学铆足了劲儿，根本用不着队干部催促，天天加班加点地练。因为我们多是机关干部出身，不乏搞文艺宣传的人才。像上海警备区的同学曾苏荣，能唱能跳，还会指挥，戴着白手套，手拿指挥棒，人往台前一站，同学们立马来了精神。南京军区的同学陈煜，入学前是前线歌舞团的专业舞蹈演员，编个歌伴舞什么的很是在行。我们在尽量多搞些花样的同时，还派出“间谍”，到别的系队探听情报，悄悄吸收他们的长处。正式比赛是在陕西省体育馆进行的。那天，全队同学军容严整，士气高昂，同心协力，发挥出色，一举拿到比赛的金杯。到现在我还对那首参赛曲目《抗日军政大学校歌》记忆犹新：“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担承……”
同学们在一起，最高兴的事情还有看演出或者比赛。学校离省体育馆近，一有赛事，我们想看又不想花钱买票。于是就用数张废旧报纸，找来毛笔刷上几个大字：“陕西队加油！”举着就往体育馆里冲，如遇看门儿的人拦住不让进，我们就理直气壮地用陕西话说：“哦们（我们）是啦啦队，给咱们陕西队去加油哩！”人家就一挥手连连说：“好好，那你们快进去吧！”这个办法屡试不爽。也难怪，那个时候连排干部一个月就挣几十块钱，一个月若看上几场球赛或演出，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了。
一晃多年过去，军校时期的那种活力，那股冲劲、钻劲、闯劲儿，都好像很遥远的事情了，有些事情回忆起来显得有点幼稚可笑。这么多年来，远大理想在心态一次次调整面前变得越来越现实具体，美好憧憬屡屡与生活中的困惑撞击变得更加脚踏实地，世事沧桑在考证我们的力量与价值的同时也把我们的年轮一圈圈攀升。但军校给了我们知识，给了我们智慧，给了我们前行的动力。军校成为我们人生中加钢淬火的重要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