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从孩子的照相说起》散文全文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但是,现在却有了一个孩子,虽然能不能养大也很难说,然而目下总算已经颇能说些话,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了。不过不会说还好,一会说,就使我觉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敌人。

他有时对于我很不满,有一回,当面对我说:“我做起爸爸来,还要好……”甚而至于颇近于“反动”,曾经给我一个严厉的批评道:“这种爸爸,什么爸爸?!”

我不相信他的话。做儿子时,以将来的好父亲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儿子的时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况且我自以为也不算怎么坏的父亲,虽然有时也要骂,甚至于打,其实是爱他的。所以他健康,活泼,顽皮,毫没有被压迫得瘟头瘟脑。如果真的是一个“什么爸爸”,他还敢当面发这样反动的宣言么?

但那健康和活泼,有时却也使他吃亏,九一八事件后,就被同胞误认为日本孩子,骂了好几回,还挨过一次打——自然是并不重的。这里还要加一句说的听的,都不十分舒服的话:近一年多以来,这样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没有了。

中国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实在是很难分辨的。但我们这里的有些人,却有一种错误的速断法: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

然而奇怪,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给他照过一张相,满脸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后来又在中国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相类的衣服,然而面貌很拘谨,驯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了。

为了这事,我曾经想了一想。

这不同的大原因,是在照相师的。他所指示的站或坐的姿势,两国的照相师先就不相同,站定之后,他就瞪了眼睛,机摄取他以为最好的一刹那的相貌。孩子被摆在照相机的镜头之下,表情是总在变化的,时而活泼,时而顽皮,时而驯良,时而拘谨,时而烦厌,时而疑惧,时而无畏,时而疲劳……照住了驯良和拘谨的一刹那的,是中国孩子相;照住了活泼或顽皮的一刹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

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假使有一个孩子,自以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或者满脸笑容,实际上却总是阴谋暗箭,我实在宁可听到当面骂我“什么东西”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个东西。

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

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

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他的会摹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摹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会摹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么?否则,只不过是一个“恨恨而死”而已。

我在这里还要附加一句像是多余的声明: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

8月7日

【导读】

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小红,小象,小红象,

小象,小红,小象红;

小象,小红,小红象,

小红,小象,小红红。”

有时又改口唱仄仄平平平仄仄调:

“吱咕,吱咕,吱咕咕呀!

吱咕,吱咕,吱吱咕

吱咕,吱咕……吱咕咕,

吱咕,吱咕,吱咕咕。”

“一遍又一遍,十遍二十遍,孩子在他两手造成的小摇篮里安静地熟睡了。有时听见他也很吃力,但是总不肯变换他的定规,好像那雄鸽,为了哺喂小雏,就是嘴角被啄破也不肯放开它的责任似的。”

这个细腻慈爱的男人究竟是谁?也许出乎你的意料,他正是鲁迅先生。早在1919年,鲁迅就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认为,儿童有别于中国封建文化中的“奴之子”和西方文化中的“神之子”,应理解为“人之子”。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应当理解、指导而不是命令他们。他还呼吁家长“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十年后,鲁迅唯一的儿子周海婴降临人间,从此,鲁迅的儿童教育观由抽象变得具体起来,玩具、识字、图书,甚至照相都进入了他的文字。他一直在以“立人”的标准审视着与儿童相关的人和事,常发出一针见血的质疑。照相,在手机高速发展的今天,已经变成随手可为的易事,“拍”往往只是“为了拍”,照片则未必能想起或细看。然而,鲁迅却从给孩子的照相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实在是很难分辨的。但我们这里的有些人,却有一种错误的速断法: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寻根究源,鲁迅将目光聚集在摄影师身上,孩子都有活泼的天性,中国摄影师偏好“驯良和拘谨的一刹那”,日本摄影师则偏爱“活泼或顽皮的一刹那”。这一发现让鲁迅陷入了沉思,他认识到,“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中国儿童的“洋气”未得到充分保护,因为“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不如将目光转向国外,在摹仿中创造属于中国儿童的“洋气”。写文章要学会“以小见大”“抽丝剥茧”,《从孩子的照相说起》可作学习的典范。

海婴小时候又是怎样的呢?读一读鲁迅给山本初枝信中的一段话:

“男孩子大都是欺负妈妈的,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非但不听妈妈的话,还常常反抗。及至我也跟着一道说他,他反倒觉得奇怪:‘为什么爸爸这样支持妈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