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但是，现在却有了一个孩子，虽然能不能养大也很难说，然而目下总算已经颇能说些话，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了。不过不会说还好，一会说，就使我觉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敌人。

他有时对于我很不满，有一回，当面对我说：“我做起爸爸来，还要好……”甚而至于颇近于“反动”，曾经给我一个严厉的批评道：“这种爸爸，什么爸爸？！”

我不相信他的话。做儿子时，以将来的好父亲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儿子的时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况且我自以为也不算怎么坏的父亲，虽然有时也要骂，甚至于打，其实是爱他的。所以他健康，活泼，顽皮，毫没有被压迫得瘟头瘟脑。如果真的是一个“什么爸爸”，他还敢当面发这样反动的宣言么？

但那健康和活泼，有时却也使他吃亏，九一八事件后，就被同胞误认为日本孩子，骂了好几回，还挨过一次打——自然是并不重的。这里还要加一句说的听的，都不十分舒服的话：近一年多以来，这样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没有了。

中国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实在是很难分辨的。但我们这里的有些人，却有一种错误的速断法：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

然而奇怪，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给他照过一张相，满脸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后来又在中国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相类的衣服，然而面貌很拘谨，驯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了。

为了这事，我曾经想了一想。

这不同的大原因，是在照相师的。他所指示的站或坐的姿势，两国的照相师先就不相同，站定之后，他就瞪了眼睛，机摄取他以为最好的一刹那的相貌。孩子被摆在照相机的镜头之下，表情是总在变化的，时而活泼，时而顽皮，时而驯良，时而拘谨，时而烦厌，时而疑惧，时而无畏，时而疲劳……照住了驯良和拘谨的一刹那的，是中国孩子相；照住了活泼或顽皮的一刹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

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假使有一个孩子，自以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或者满脸笑容，实际上却总是阴谋暗箭，我实在宁可听到当面骂我“什么东西”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个东西。

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

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

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他的会摹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摹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会摹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么？否则，只不过是一个“恨恨而死”而已。

我在这里还要附加一句像是多余的声明：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

8月7日

【导读】

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小红，小象，小红象，

小象，小红，小象红；

小象，小红，小红象，

小红，小象，小红红。”

有时又改口唱仄仄平平平仄仄调：

“吱咕，吱咕，吱咕咕呀！

吱咕，吱咕，吱吱咕

吱咕，吱咕……吱咕咕，

吱咕，吱咕，吱咕咕。”

“一遍又一遍，十遍二十遍，孩子在他两手造成的小摇篮里安静地熟睡了。有时听见他也很吃力，但是总不肯变换他的定规，好像那雄鸽，为了哺喂小雏，就是嘴角被啄破也不肯放开它的责任似的。”

这个细腻慈爱的男人究竟是谁？也许出乎你的意料，他正是鲁迅先生。早在1919年，鲁迅就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认为，儿童有别于中国封建文化中的“奴之子”和西方文化中的“神之子”，应理解为“人之子”。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应当理解、指导而不是命令他们。他还呼吁家长“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十年后，鲁迅唯一的儿子周海婴降临人间，从此，鲁迅的儿童教育观由抽象变得具体起来，玩具、识字、图书，甚至照相都进入了他的文字。他一直在以“立人”的标准审视着与儿童相关的人和事，常发出一针见血的质疑。照相，在手机高速发展的今天，已经变成随手可为的易事，“拍”往往只是“为了拍”，照片则未必能想起或细看。然而，鲁迅却从给孩子的照相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实在是很难分辨的。但我们这里的有些人，却有一种错误的速断法：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寻根究源，鲁迅将目光聚集在摄影师身上，孩子都有活泼的天性，中国摄影师偏好“驯良和拘谨的一刹那”，日本摄影师则偏爱“活泼或顽皮的一刹那”。这一发现让鲁迅陷入了沉思，他认识到，“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中国儿童的“洋气”未得到充分保护，因为“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不如将目光转向国外，在摹仿中创造属于中国儿童的“洋气”。写文章要学会“以小见大”“抽丝剥茧”，《从孩子的照相说起》可作学习的典范。

海婴小时候又是怎样的呢？读一读鲁迅给山本初枝信中的一段话：

“男孩子大都是欺负妈妈的，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非但不听妈妈的话，还常常反抗。及至我也跟着一道说他，他反倒觉得奇怪：‘为什么爸爸这样支持妈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