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灵壁张氏园亭记

苏轼

道京师而东，水浮浊流，陆走黄尘，陂田苍莽，行者倦厌，凡八百里，始得灵壁张氏之园于汴之阳。其外修竹森然以高，乔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余浸，以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为岩阜。蒲苇莲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桧柏，有山林之气;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态;华堂厦屋，有吴蜀之巧。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果蔬可以饱邻里，鱼鳖笋茹可以馈四方之宾客。余自彭城移守吴兴，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舆叩门、见张氏之子硕，硕求余文以记之。

惟张氏世有显人，自其伯父殿中君与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灵壁而为此园，作兰皋之亭以养其亲。其后出仕于朝，名闻一时。推其余力，日增治之，于今五十余年矣。其木皆十围，岸谷隐然。凡园之百物，无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譬之饮食，适于饥饱而已。然士罕能蹈其义，赴其节。处者安于故而难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于是有违亲绝俗之讥，怀禄苟安之弊。今张氏之先君所以为其子孙之计虑者远且周，是故筑室艺园于汴泗之间，舟车冠盖之冲。凡朝夕之奉，燕游之乐，不求而足。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于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故其子孙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称，处者皆有节士廉退之行，盖其先君子之泽也。

余为彭城二年，乐其土风，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灵壁，鸡犬之声相闻，幅巾杖屦，岁时往来于张氏之园，以与其子孙游，将必有日矣。元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记。

这篇《灵壁张氏园亭记》是苏轼元丰二年(1079)赴湖州太守任途经灵壁时应园亭主人张硕的请求而写的，是一篇准备刻石的比较严肃的文章，不同于即兴而写的随笔式的记游之作。其内容侧重于说明园亭的由来，论述张氏先人建造它的用意。所写园景虽然篇幅不多，却是本文的精华所在。

文章开头说：“道京师而东，水浮浊流，陆走黄尘，陂田苍莽，行者厌倦，凡八百里，始得灵壁张氏之园于汴之阳。”这是一个基本上由整齐而铿锵的四字一顿节奏组成的三十七字长句，蜿蜒而来，显得很有气势。在从京师汴京到灵壁的八百里中，除了浊流而外就是黄尘和苍苍莽莽的陂田，毫无风景可看，这就为张氏之园的出现起了很好的反衬作用。在走完那令人厌倦的八百里之后，步入风景优美的张氏之园，自然顿觉精神一爽，倦意全消。接着运用排比和对偶句式进行园内外景观的描写。园外是“修竹森然以高，乔木蓊然以深”，点染出幽篁深林的繁茂幽深景象。而园内的山水，一是引借汴河而成，一是由远山怪石堆成。所以望园中蒲苇莲芡便有渺远的江湖之景，见椅桐桧柏则有浓郁的山林之气。笔端缭绕着赞赏清旷，企羡隐逸的情感。而接下去所写的“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态;华堂厦屋，有吴蜀之巧”，又写出园中景物不但有山林江湖的清旷之趣，而且还具有京都园景的花草之美、吴蜀建筑的精巧之美。这就体现出张氏园独有的特点，不是虚美之辞，因而进一步即景抒情，表达内心对它的眷爱和赞赏说：“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果蔬可以饱邻里，鱼鳖笋茹可以馈四方之宾客。”然后顺笔写出张硕求其为园作记，很自然地过渡到对张氏家世的称述和尽力建园的简介。在这段文字中，着重写经营之久，历时五十余年，其先辈伯仲“日增治之”，用力甚勤，而且颇有匠心，所以“园中百物，无一不可人意者”，最后又以“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加以总括，将张氏世代苦心经营园景的事迹写深点透。

自“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以下的一大段议论，是生发出来的，既放开笔墨说大道理，又紧扣张氏先人建园为子孙着想的深远谋虑。所以写的既不空泛，也不拘泥。在这段议论中，反映了苏轼的人生态度和生活准则，要象古之君子那样，在出处之间慎重抉择，一旦决定之后便应不苟于志节言行。仕则必忘其身，致力于国家天下;隐则必忘其君，超然物外，不以天下为怀。可是，在他看来，能蹈其义、赴其节的读书人实在太少了。他们往往是“处者安于故而难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出处之事既不能正确对待，自然就难免有“违亲绝俗之讥，怀禄苟安之弊。”而张氏先生建园，谋及子孙，使其居于园中可仕可隐，“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所以恩泽及于后代，仕则为良臣，隐则为节士，这实际上是借推誉张氏先人而抒发其内心的真实情感。

最后一段，写有志于隐居彭城，乐其风土，爱其父老，又可岁时往来于张氏之园。写得似放似收，不即不离，曲折有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