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郭宏安译张沁

【原文作者】：加缪

【原文作者简介】：

阿尔贝·加缪(1913－1960)，法国小说家、戏剧家、评论家。生于阿尔及利亚一农业工人家庭。母亲是西班牙人。父亲是法国人，1914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加缪在阿尔及尔的贫民区依靠母亲艰难度日，并依靠奖学金和半工半读受到系统教育。在阿尔及尔大学专修哲学，获学士学位。1935年秋加入法国共产党，1937年退党。他从1935年开始从事戏剧活动，曾创办剧团，创作剧本，同时开始新闻记者的生涯。1941年投身于抵抗德国法西斯的斗争，积极参加法国《战斗报》的地下抗敌活动。

40年代和50年代是他从事文学创作的时期。主要作品有《局外人》、《鼠疫》、《堕落》、《流放和王国》、《西叙福斯的神话》、《反抗的人》等。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原文】：

城市一大早就活跃起来了。虽说是隆冬，天气却极好，海堤的尽头，水天一色，明晃晃一片。伊瓦尔无心观看，骑着自行车，在俯瞰港口的林荫道上笨重地行驶着。他的一条瘸腿放在固定的脚镫上，一动不动，另一条腿费力地蹬着，路面还蒙着昨夜的湿气，很难走。他坐在车座上，显得那么瘦小，低着头，躲避着旧电车轨道。他常常一拧车把，让过超越他的汽车，不时地用胳膊肘碰碰腰间的挎包，那里面放着费南德为他准备的午饭。这时，他就想到了挎包里的东西，心头一阵酸楚。两大片面包中间只夹着奶酪，而不是他爱吃的西班牙式煎蛋或炸牛排。

他从未觉得上班的路这么长。他老了。他四十岁了。尽管他还象葡萄藤一样地精干，但肌肉的活力却恢复得不那么快了。有时，他读体育报道，三十岁的运动员就被称作老将，他就耸耸肩。“这就是老将了，”他对费南德说，“那我呢，我早该趴下了。”然而，他知道记者并非全无道理。三十岁上，气已经短了，只不过难以察觉就是了。人到四十，还没有趴下，是还没有，但也早就在准备着了，只不过稍稍有些提前罢了。不就是为这一原因，许久以来，他在往城那头制桶厂去的路上，不再看大海了吗?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大海是总也看不够的，大海能让他在海滩上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尽管他瘸腿，或者恰恰因为他瘸腿，他一直喜欢游泳。后来，一年年过去了，他娶了费南德，有了一个男孩，为了糊口，他星期六在制桶厂加班，星期天帮人干零活。渐渐地，他抛却了老习惯，不再有那种运动激烈但却使人心满意足的日子了。深而清的海水，炽热的阳光，姑娘，肉体的享受，这是他的家乡仅有的幸福。而这种幸福随着青春一去不返了。伊瓦尔依然爱海，不过那只是在傍晚，在海湾里的水色稍许深了一些的时候。那个时刻是多么甜蜜啊。他下了班，坐在自家的平台上，怀着满意的心情穿着费南德熨得平展展的干净衬衣，喝着茴香酒，那杯子上还蒙着水气呢。天黑了，天空中一时间充满了一种温馨的气息，同他闲谈的邻居也骤然降低了声音。这时，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幸福，或者是不是想哭一场。至少，他此时此刻的心境是和谐的，他没有什么要做的，唯有等待，静静地等待，而他并不知道在等待什么。

早晨，在上班的路上，他不再喜欢看海了，海却总是忠实地在那儿等着他，他要到晚上再看它。这天早上，他低着头骑车，比平时更吃力，因为他的心情也是沉重的。昨晚他开会回来，说他们复工了。“那么”，费南德快活地说，“老板给你们提工资了?”老板根本就没有给提工资，罢工失败了。应该承认，他们没有搞好。那是一次出气的罢工，工会不出力是有道理的。再说，十五六个工人也算不了什么；工会考虑到其它制桶厂，它们的日子不好过。不能太埋怨他们。制桶业受到船舶和罐槽车制造业的威胁，很不景气。大木桶和大酒桶造得越来越少，老是修理旧桶。的确，老板们是看到了他们的生意受到损害，但他们仍然想维持一定的利润；他们认为最简单的就是冻结工资，尽管物价上涨了。要是制桶业垮台了，制桶工人怎么办呢?千辛万苦学了一门手艺，是不能改行的；制桶手艺又难学，很长时间才能出师。优秀的制桶工人为数很少，他得会装配弯曲的桶板，在火上用铁箍箍紧，不用棕毛或麻就箍得差不多滴水不漏。伊瓦尔会，并且颇为自豪。改行并没有什么，可放弃自己精通的、内行的手艺，那就不容易了。职业是个好职业，可就是没有出路，人被卡死了，只好忍气吞声。然而忍气吞声也不容易。难的是要闭上嘴，不能正经地讨价还价，每天早晨去上班，越来越累，到了周末，人家爱给多少就领多少，而那点儿钱是越来越不够用了。

于是，他们愤怒了。有两三个人还犹豫，可是同老板进行了第一轮谈判之后，他们也被激怒了。确实，老板冷冰冰地说，爱干不干。一个人是不能这么说话的。“他是怎么想的!”埃斯波西托说，“他以为我们会低头吗?”不过，老板人并不坏。他接了父亲的班，在厂里长大，几年来差不多认识了所有的工人。有时候，他请他们在厂里进快餐，大家点着刨花，烤沙丁鱼或猪血肠，乘着酒兴，他还是挺可亲的。过年的时候，他总是送给每个工人五瓶好酒。工人中谁有了病，或有点什么事，结婚或受洗之类，他往往会送一件银器。他的女儿出生时，人人都分到糖果。有两三次他邀请伊瓦尔到他海滨的地产上去打猎。无疑，他爱自己的工人，他常常记起他的父亲是学徒出身。但是，他从不到工人家里去，他想不到。他只想自己，因为他只了解自己，而现在居然说出爱干不干的话来。换句话说，这回是他固执了。可他嘛，他是可以这样的。

他们迫使工会同意罢工，工厂关了门。“你们别费那个劲搞纠察队了，”老板说，“工厂不开工，我还省两个钱呢。”他说得不对，但这无济于事，因为他当面对工人说，他是出于仁慈才让他们干活的。埃斯波西托气坏了，当面说他不是人。那一位也火了。他们甚至动起手来，只好把他们拉开。但是同时，工人们也顶不住了。罢工二十天了，女人们在家里愁眉苦脸的，有两三个人泄气了，最后，工会建议让步，答应作仲裁，以加班来弥补罢工的损失。他们决定复工。当然，还得充充好汉，说是还没有完，还要再看看。然而今天早上，这股疲劳劲儿活象失败的重压，奶酪取代了肉，不容再有幻想了。多好的太阳也没有用了，对大海也再没什么想头了。伊瓦尔蹬着那唯一的脚镫，仿佛每蹬一圈他就老了一点似的。他一想到又要看到工厂、同志和老板，心情就越发沉重。费南德不安地问：“你们要对他说什么?”“什么也不说。”伊瓦尔骑上车，摇了摇头。他紧咬着牙，有着纤细线条的、满是皱纹的小脸也绷得紧紧的。“大家干活了，这就够了。”他骑着车，始终咬着牙，心里憋着一股阴郁的冰冷的怒气，仿佛天也阴了下来。

他下了林荫道，离开大海，拐进西班牙老区潮湿的街道。街道通到一个只有车库、废铁堆和修车铺的地方，工厂就矗立在那儿，象个大棚，下面一半是砌成的，上面玻璃窗同波形铁皮屋顶相接。工厂面对着旧制桶厂，那是个大院，里面套着几个破旧的小院，企业扩大以后，它就成了堆放旧机器和旧木桶的仓库。大院那边，隔光一条铺着旧瓦的过道，就是老板的花园了，尽头起了一幢房子。墙上长满了爬山虎，台阶上掩映着瘦弱的忍冬花，房子虽大而难看，却也还讨人喜欢。

伊瓦尔一眼就看见工厂大门紧闭。一群工人静静地站在门前。从他在这儿干活那天起，他到厂时门还关着，这是破天荒第一次。老板想要显示自己的胜利。伊瓦尔拐向左边，把自行车放进连着厂房的小屋里，然后朝大门走去。他老远就认出了埃斯波西托，那是个大块头，棕色头发，遍身是毛，在他旁边干活；还有工会代表马尔库，他长着一个假声男高音的脑袋；还有厂里唯一的阿拉伯人赛义德；还有其他人。他们不说话，看着他走过去。他还没有走近他们，他们就突然转过身去，工厂的大门开了。门启处，工头巴莱斯泰出现了。他打开一扇沉重的大门，背朝着工人，慢慢地沿铁轨推着。

巴莱斯泰在工人中年纪最大，他不赞成罢工，但是埃斯波西托一跟他说他是为老板效劳，他就不说话了。现在，他站在门旁，穿着海蓝色的毛衣，身体显得又宽又矮，已经光着脚了(只有他和赛义德是光脚干活的)。他看着他们一个个走进去，他的眼睛的颜色是那么浅，衬着一张晒黑的老脸，仿佛没有颜色似的，小胡子厚而下垂，嘴上流露出忧伤的神情。他们不说话，对于象战败者一样进厂感到耻辱，对自己的沉默感到愤怒，而沉默的时间越长，就越是不能打破。他们过去了，不看巴莱斯泰，他们知道，他让他们这样进厂是在执行命令，他的辛酸而悲伤的表情也告诉他们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伊瓦尔看了他一眼。巴莱斯泰很喜欢他，对他摇了摇头，没说什么。

现在，他们都到了入口右边的小更衣室。用白木板隔开的存衣间都打开了，木板两边都挂着一个上锁的小柜，从入口处算起最后一个存衣间靠着厂房的墙，已改装成淋浴间，夯实的地上挖了一条排水沟。厂房中间，一个个工作区放着已经做好的大酒桶，但还没有箍紧，等着在火上烤牢，还有开了大长口子的厚木长凳(有些圆桶底板，要等着刨光，嵌进几张长凳的大口子里)，最后是黑乎乎的炉子。入口左边，沿墙摆着工作台，前面是一堆堆要刨光的桶板。离更衣室不远，靠右墙有两台大电锯，上了油，马力很大，静静地躺在那儿，闪闪发光。

对于在这里干活的寥寥几个人来说，厂房早就显得过于宽敞了。这在大热天里还有好处，冬天可就难受了。而今天，在这片空旷的地方，活计撂在那儿，木桶乱堆在墙角，只在下面箍了一道，上面还散着，活象一朵朵盛开的大木头花，锯末盖满了长凳、工具箱和机器，这一切都使工厂显出一种废弃不用的样子。工入们都穿着旧毛衣和褪色的、打满补丁的长裤。他们眼睁睁地望着，一个个迟疑不决。巴莱斯泰打量着他们，说道：“怎么样，动手吧?”他们不说话，一个个走向自己的岗位。巴莱斯泰一处处简短地提醒工人们，哪件活该开始，哪件活该结束。没有人吭声。很快，第一锤打了下去，敲在把铁箍嵌入木桶鼓起部分的包铁木楔上，发出了响声；刨子碰在木结上，发出吱吱声；埃斯波西托开动电锯，发出锯齿摩擦的嚓嚓声。赛义德依照吩咐抱来木板，或者点燃刨花，他们就在火上烤木桶，使铁片箍住的部位鼓起来。没有人叫他的时候，他就沿着工作台，用锤子猛敲生锈的宽铁箍。刨花燃烧的气味开始充满厂房。伊瓦尔刨光和装配埃斯波西托破好的木板，他又闻到了熟悉的气味，心里稍稍敞亮了些。大家闷头干活，渐渐地，一种热乎劲，一种生命力，又在厂里复苏了。明亮的阳光透过大玻璃窗，照亮了厂房。在金光闪烁的空气中，烟雾发出淡蓝的颜色，伊瓦尔甚至听见附近有只小虫在鸣叫。

这时，对着旧厂的门朝里打开了，老板拉萨尔先生站在门口。他身材瘦长，褐发，刚过三十岁。他神情自得，一身浅灰褐色的华达呢，上装大敞着，露出白衬衣。他的脸上瘦骨嶙峋，仿佛用刀削过，但他象大多数喜欢运动的人那样，举止自然洒脱，通常总能引起好感。不过，他进门时似乎有些窘追。他的问好声没有平时响亮，反正是没有人答理。锤声迟疑了片刻，有些杂乱，随后又更加起劲地响了起来。拉萨尔先生犹犹豫豫地迈了几步，然后朝才来了一年的小瓦勒里走去。他在电锯旁，离伊瓦尔只几步远，正把一块桶底放在一只大酒桶上。老板一直看着他干活。他一声也不吭。“喂，孩子，”拉萨尔先生说，“还行吧?”小伙子的动作突然变得更加笨拙了。他朝旁边的埃斯波西托瞥了一眼，他正往粗壮的胳膊上一块一块地放桶板，准备给伊瓦尔送去。埃斯波西托也望了望他，一边继续干活，于是，瓦勒里又扭脸对着大酒桶，没答理老板。拉萨尔一愣，在小伙子面前呆立了一会儿，耸了耸肩，转身朝向马尔库。马尔库骑在长凳上，正在小心翼翼地刮薄桶底的边缘，动作缓慢而准确。“您好，马尔库，”拉萨尔说，声音更干巴了。马尔库不理，只一心一意地刮出薄薄的刨花。“你们怎么啦?”拉萨尔大声说，转向了所有的工人。“不错，咱们是没有达成协议。可咱们还得在一块儿干活呀。这样又有什么用呢?”马尔库站了起来，举起桶底，用手掌试了试薄薄的圆边，带着非常满意的神情眯起了无精打采的眼睛，然后一声不响地朝一个正在装配木桶的工人走去。整个厂房里，只有锤子和电锯的响声。“好吧，”拉萨尔说，“等这股劲儿过去了，你们再让巴莱斯泰来跟我说。”他迈着沉着的步子走出车间。

转眼之间，在车间的嘈杂声中，铃声响了两次。刚刚坐下准备卷支烟的巴莱斯泰又费力地站了起来，朝里头的小门走去。他一走，锤子就敲得不那么响了，一个工人甚至歇手不干了，就在这时，巴莱斯泰又回来了。他站在门口，只说道：“马尔库，伊瓦尔，老板叫你们去。”伊瓦尔先想去洗手，被马尔库一把抓住了胳膊，就一瘸一拐地跟着他走了。

外面院子里，好清新的阳光，仿佛水一样微微颤动，酒在伊瓦尔的脸上和裸露着的手臂上。他们走上台阶，掩映其上的忍冬已经开出了几朵花。他们进入走廊，墙壁上挂着各种文凭，这时，他们听见了孩子的哭声和拉萨尔先生的声音：“午饭以后，你先让她睡下，要是还不好，就听医生。”接着，老板出现在走廊里，把他们让进那间他们已经熟悉的小办公室，里面摆着模仿乡村风味的家具，墙上装饰着体育运动的奖品。“请坐，”拉萨尔说着，也在办公桌后面落了座。他们依然站着。“我让你们来，是因为，您，马尔库，您是代表，而你，伊瓦尔，你是我的仅次于巴莱斯泰的最老的职工。谈判已经结束，我不想旧话重提。我不能，绝对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事情已经解决了，咱们一致同意，必须复工。我看出来你们怨恨我，这使我很难受，我有什么感受就对你们说什么。我只想补充一点：眼下我不能做的，也许生意有了起色我就能做了。如果我能做，不等你们要求，我就会做的。在此期间，还是让我们通力合作吧。”他不说了，仿佛在想什么，然后抬起眼望着他们，说道：“怎么样?”马尔库望着外面。伊瓦尔紧咬着牙，想说话，但说不出来。“听我说，”拉萨尔说，“你们都很固执。这会过去的。等你们恢复理智的时候，别忘了我刚才跟你们说的话。”他站起身来，朝马尔库走去，伸出了手。“再见!”他说。马尔库的脸色陡然间变白了，他那张抒情歌手的脸沉了下来，刹那间变得恶狠狠的。他猛然掉转脚跟，走了。拉萨尔也脸色煞白，看了看伊瓦尔，没有伸出手来。“见鬼去吧!”他喊道。

他们回到车间时，工人们正在吃午饭。巴莱斯泰出去了。马尔库只说了句：“放屁，”回到自己干活的地方。埃斯波西托不啃面包了，问他们说了些什么，伊瓦尔说他们什么也没说。随后，他去拿挎包，回来坐在他干活的长凳上。他刚咬了几口，看见赛义德躺在离他不远的一堆刨花上，望着大玻璃窗出神，这时的天空不那么亮了，玻璃窗泛着蓝光。他问他是不是吃过饭了。赛义德说他吃过无花果了。伊瓦尔不吃了，心头一热，见过拉萨尔后一直不曾离开他的那种不自在的感觉，顿时烟消云散了。他站起身，掰了一块面包给赛义德，赛义德不要，他就说下星期一切都会好的，“你再请我好了。”赛义德笑了。他咬着伊瓦尔给他的面包，轻轻地，仿佛他不饿似的。

埃斯波西托拿来一口旧锅，用刨花和碎木燃起一小堆火，把盛在瓶子里带来的咖啡烧热。他说这是他熟悉的一个食品杂货商得知罢工失败后送给工人们的礼物。一只盛芥末的杯子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每传一次，埃斯波西托都往里面倒一些加了糖的咖啡。赛义德一气喝了，觉得比吃面包更高兴。埃斯波西托就着滚烫的锅喝了剩下的咖啡，一面咂着嘴，一面骂骂咧咧。这时，巴莱斯泰进来，说该干活了。

正当大家站起来，收拾废纸餐具，塞进挎包时，巴莱斯泰走到他们中间，突然说，这件事对大家，对他自己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不过也没有理由象小孩子一样行事，赌气一点儿用也没有。埃斯波西托手里拿着锅，转身对着他；他那张厚墩墩的长脸一下子变得通红。伊瓦尔知道他要说什么，大家想的跟他一样，他们不是在赌气，人家封了他们的嘴，说的是爱干不干呀，愤怒和无能为力有时会使人这样痛苦，甚至喊都喊不出来。说到底，他们是男子汉，不会去装笑脸，作媚态。但埃斯波西托这些话一句也没说，他的脸终于放松了，轻轻地拍了拍巴莱斯泰的肩膀，而其他人都走开干活去了。锤声又响起来了，厂房里充满了熟悉的轰鸣声以及被刨花和汗水浸浸的旧衣服的气味。大锯轰轰地响着，啮咬着埃斯波西托慢慢推进的新鲜的木板。从咬开的地方冒出一股湿润的锯末，象面包屑一样，落满了在吼叫着的锯条两侧紧握着木板的毛茸茸的大手上。木饭破开之后，就只听见发动机的轰鸣了。

伊瓦尔现在感到弯向长刨的背酸痛起来。通常疲乏要来得晚些。显然，这是因为他几个星期不活动，缺乏锻炼。但是，他也想到了年龄，在那种年龄上，手工劳动比一般要求精确性的劳动更令人感到吃力。今天的酸痛也说明他老了。靠肌肉起作用的工作最终要受到诅咒，那时它也就成了死亡的先行；出过大力气的晚上，睡眠就恰恰和死亡一样。孩子想当小学教师，是有道理的，那些对体力劳动发表长篇大论的人并不知道他们谈论的是什么。

伊瓦尔直起腰，想喘口气，也想驱散这些阴郁的想法，这时铃又响了。铃声响个不停，但响得奇怪，忽而短暂地停止，接着又急促地响起来，工人们都放下了活计。巴莱斯泰听着，感到惊讶，随后他拿定主意，慢慢地朝门口走去。他走后不久，铃声终于停止了。他们又干起活来。门突然开了，巴莱斯泰朝更衣室跑去，旋即出来，脚上穿着帆布鞋，在经过伊瓦尔身旁的时候，一面还在穿外衣，一面对他说：“小家伙犯病了，我去叫杰尔曼。”他朝大门跑去了。杰尔曼大夫照管这个工厂，他住在郊区。伊瓦尔重复了这个消息，未加评论。大伙儿围着他，面面相觑。陷入窘境。只听见电锯发动机空转的响声。“也许没事吧，”一个工人说。他们回到原处，车间里又充满了响声，但他们放慢了手里的活儿，好象在等待着什么。

一刻钟之后，巴莱斯泰进来了，放下外衣，一句话也没说，又从小门出去了。阳光斜了，照在大玻璃窗上。过了一会儿，在电锯还没有吃上木板的间歇中，响起了救护车的暗哑的叫声，由远而近，到了跟前就停止了。片刻之后，巴莱斯泰回来了，大家拥上前去、埃斯波西托切断马达的电源。巴莱斯泰说，那孩子在她房间里脱衣服，突然跌倒，好象有人推了一把似的。“啊，是这样!”马尔库说。巴莱斯泰摇摇头，朝车间作了个模棱两可的手势，不过，他的神色惶乱不安。他们又听见了救护车的叫声。他们都在那儿，在静悄悄的车间里，在透过玻璃窗洒下的一股股黄色的阳光下，粗糙的、使不上劲儿的双手垂在沾满锯末的旧长裤两侧。

下午剩下的时间过得又慢又长。伊瓦尔只是感到疲倦，他的心一直很难过。他真该说点什么，可是他无话可说，其他人也一样。在他们无言的脸上，只有悲哀和某种固执的表情。有时候，不幸这个词刚刚在他心中形成，转眼就消失了，象肥皂泡一样方生方死。他想回家，想见到费南德、孩子，还有那平台。正在这时，巴莱斯泰宣布收工。他们不慌不忙地熄火，收拾场地，然后一个个进了更衣室。赛义德扫尾，他要打扫场地，往尘土飞扬的地上洒水。伊瓦尔到更衣室时，埃斯波西托这个毛茸茸的大块头已经钻到喷头底下了。他背对着大家，擦肥皂弄出很大的响声。平时，大家都拿他的怕羞取笑，这头大熊的确总是固执地要遮住下体。而今天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埃斯波西托倒退着走出去，用一条毛巾象缠腰布一样地裹住臀说。轮到其他人洗了，马尔库使劲地拍着自己赤裸的腰部，这时大家听见了大门的铁轮缓缓移动，拉萨尔进来了。

他的穿着和他第一次来看望他们的时候一样，但头发有些散乱。他站在门口，凝视着没有人的宽敞的车间，走了几步，又停住了，朝更衣室望着。埃斯波西托一直围着缠腰布，朝他转过身。他精赤条条，很不自在，两只脚不知如何放才好。伊瓦尔想马尔库该说句话才是。可是马尔库被水团团围住，谁也看不见他。埃斯波西托抓起衬衣，飞快地穿上，这时拉萨尔声音有些嘶哑地说了声：“晚安”，就朝小门走去。伊瓦尔心想应该叫住他，但门已经关上了。

伊瓦尔不洗澡了，把衣服穿上，也说了声“晚安”，他可是实心实意说的，大伙儿也以同样的热情回答了他。他很快地走了，推出自行车，上车时又感到了腰酸背痛。天快黑了，他蹬着车穿过拥挤的城市。他骑得飞快，一心想看见那老屋和那平台。他要先在洗衣房里洗一洗，然后坐下，隔着林荫道上的栏杆，眺望那已经陪了他一路的、水色深过早晨的大海。然而，那小姑娘也陪了他一路啊，他不能不想到她。

到家时，孩子已经放学，正在看画报。费南德问伊瓦尔一切是不是顺利。他没吭声，在洗衣房里洗了个澡，然后坐在凳子上，背靠着平台的那堵小小的墙。带补丁的衣物晾在他的头上，天空变得透明；越过墙壁，可以看见黄昏中温柔的大海。费南德端来了茴香酒，两个杯子和盛满凉水的陶壶。她在丈夫旁边坐下。他握住她的手，就象他们刚结婚时那样，对她讲了那一切。他说完了，转向大海，一动不动，在水天相接的地方，晚霞从一端飞向另一端，迅速地消失了。“啊，全怪他!”他说。他真想变得年轻，费南德也变得年轻，那他们就要走了，到大海的那一边去。

【鉴赏】：

《沉默的人们》是加缪后期的一篇优秀作品，收在他的短篇集《流放和王国》(1957)里。也正是在195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加缪被认为是一个存在主义作家。但对于这一点他本人坚决反对。他的作品写了一个荒谬冷漠的世界，作为无缘无故被抛到这个世界上的“人”，面对不可理喻的一切以绝对的漠然处之，最后莫名其妙地从世上消失。然而，后期的加缪也写了些在荒谬的生存条件下为自己命运而奋争的活生生的人。当鼠疫不加区别地吞噬一切时，医生救助人类的顽强意志给这个可悲的世界带来一些希望。短篇《沉默的人们》具有加缪整个文学创作的风格：沉郁、含蓄、简约平谈，同时也体现了作家后期在绝望的世界中坚守希望和理想的思想特征。小说表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受到冲击的旧行业普通工人的生活和他们对世界的感受。

作者把笔墨集中于制桶厂工人伊瓦尔在罢工失败后第一天的内心感受和经历。

整篇小说抓住“沉默”二字用笔。小说一开篇便以伊瓦尔上班路上的沉重心情和沉思默想写出这个“沉默”，“饭盒里奶酪取代了肉，不容再有幻想了”，渐渐逼近的贫困生活扰乱了他平静温馨的家庭，他感到告别了宁静等待的日子，有什么可以等待无论如何还算是甜蜜的、而现实打破了这个希望。于是他想到罢工的失败，对他和工友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它一笔勾销了他们往日并无奢望的幻梦，把他们推入绝望和失败的羞耻、愤怒中，而这一切只能变作压抑的沉默表现出来。沉重心情使得伊瓦尔感受到身体的衰弱疲劳，他吃力地骑着车，极好的天气和往日给他愉快宁静的大海失去了生气，并且，在主人公阴郁冰冷的怒气中，“仿佛天也阴了下来”。

到这儿，作者把笔锋从主人公内心活动转向外界，通过伊瓦尔的眼睛，客观细致地描写开始复工的场景。衰败的制桶厂在残破的老街区的小杂院中，厂房破旧，老板的花园也显得有几分凄凉。

“沉默”一直固执地伴随着复工的工人。工作开始了，但只有工具与木器接触发出的响声，没有往日的欢语笑声，静得甚至听得到附近的虫鸣、而愤怒、耻辱和莫名的悲哀正压抑地藏在这冰冷的“沉默”之后。

老板拉萨尔出场，立刻受到了往日与自己和睦相处的工人们的迎击，失败者用倔强的沉默与自己的胜利者对峙，作者把双方的心理变化写得细致入微。拉萨尔起先弄不清工人的态度，犹犹豫豫地走进工人中，接着摆出胜利者的宽容向“小伙子”和马尔库问好，他碰到的只是坚硬的沉默，甚至象是忽视，接下来他召来工人代表，许诺生意好转就提工资以请求工人合作，回答仍然是沉默。工人的沉默终于压得老板失去了镇定自若和优越感，他在失去他们，而他实际上得靠他们。在这场对峙中，工人的沉默也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最先是对老板的敌对、怒恨、失败的愤怒，老板讲话时没有人看着他，接着，愤怒变成了茫然和无能为力。工厂的不景气是明摆着的，他们无法赌气，只是从可怜的午餐中品味自己深深的悲哀。对于老板拉萨尔的气愤慢慢消失了，他们注意到老板的女儿病了，他们感到就是老板本人也面临着某种窘迫的事实，也一样软弱无力，这时他们甚至开始同情他了。下班时，拉萨尔头发散乱地再次出现在厂房，向工人们道晚安，声音有些嘶哑，没有人回答他。但这时工人们的沉默不再包含尖锐的对抗了。工人的这种缓和态度，使他们在精神上超越了他们的胜利者，同时这沉默中加入了更深的悲衰。

回家路上，伊瓦尔感到腰酸背痛，但已不象上班时那么阴郁沉重了，沉默之中滋生了某种力量。他骑的飞快，心中又念起自己的家，那老屋和平台，还有在远方抚慰着自己的大海。小说结束的时候，伊瓦尔握着妻子的手，“就象他们刚结婚时那样，对她讲了那一切，”大海宽阔的胸怀再一次展现在他面前，超越了沉默中绝望和悲观，又有新的希望从心的更深处升起他渴望年轻，渴望和妻子一起到大海那一边去，渴望另一种世界。

整个短篇风格朴实自然，平淡客观的笔调透出深长的意味，对工人们复工第一天的整个心理过程描写精微之至，沉默最丰富的内涵和微妙变化层次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工人们优越的精神人格和承担生活责任的力量从沉默之中渗出。使我们不能不受感染。